中国文化评议

据说被称为是“中国文化年”。其意是说,中国的传统和儒学有了“萌动”和“复兴”的迹象。在这个人人自以为是的所谓的“理性的年代”,我们当然不会因传统和儒学的一点大呼小叫而惧畏地喊“狼来了”。然而,我们也要表明:与其说传统和儒学有了“萌动”和“复兴”的迹象,不如说是其有了冲动的欲望的和食古的姿态。更主要的是,我们还把它的这种欲望和姿态,大可看作是一相情愿的单相思。

花俏风骚的传统和儒学:2004年中国文化现象

2004年,被称为是“中国文化年”,似乎也不为大过。3月份,《原道》主编陈明在南开大学发表演讲时,认定刘泽华先生有中国传统上向有“笔头”(儒法文吏)对“锄头”(凡庶百姓)专制的说法,乃予以尖刻讨伐;认为其不识中国文化大体,忘记了“拳头”(皇权集权)对“锄头”专政的事实,徒为师行文,贻害后生。陈此说一出,激起轩然大波。刘门徒众纷起以捍卫师门,而陈避之不应,左顾而言他,亦为一有趣现象。平实而论之,假若刘果有那种说法,当属不确;然而陈的说法,则亦是掩盖“笔头”与“拳头”达成恶劣共谋以剥夺“锄头”的基本事实。陈,以及哗然间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掩盖事实而哗众的说法,不能不谓由此公开肇始。

陈返回北京,紧接着又于中国人民大学发表雷同于南开大学的演讲,可谓“卑之无甚高论”。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的好事之徒,赫然为陈打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领军人物、大陆新生代新儒家代表”的标语以做宣传,并称《原道》辑刊为“中国保守主义之旗”。随后,网上遂传开“南蒋庆、北陈明”的提法,将二人推许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将这个提法看作是所谓的中国大陆的保守主义者公开的,当然亦可能是被动的,浮出水面的开始。

既然有人推许,或者期许,保守主义者们自然要有些反应,做个姿态,于是就有了阳明精舍的儒学会讲,是为大陆五十年来第一次传统意义上的儒学会讲,也是大陆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第一次集体的公开的亮相。从某种意义上看,当代中国这样的会讲不是多了,而是没有;从思想文化探索空间的拓展来看,中国也确实需要这样的一个维度。但是,参与阳明精舍儒学会讲的都是些什么人呢?王达三,一个似乎对传统和儒学满怀激情但头脑简单的年青人,写过一篇题为《传统文化的名夷之光——阳明精舍儒学会讲的思想史意义》的文章,给我们开列了一个参与者的名单和名号:政治新儒家蒋庆、文化新儒家陈明、策论新儒家康晓光、经济新儒家盛洪、法律新儒家梁治平。这个名单和名号,使人难免想到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的儒学历史。或许,当代大陆新儒家们第一次公开亮相,就儒分为五了吧。或者还有历史新儒家、礼仪新儒家、制度新儒家、生活新儒家之类的,只是没有参加而已。不知何故,梁治平并没有参加。实际上他已经很久没有声息了——听说是跑到上海赚钱去了。还有个大的遗憾,就是那位倡议建立“儒家文化生态圈”,或者是说要建立濒危文化保护圈的北大教授张祥龙,因为出国,没能参加。会讲的内容,至今也没有公布。但我们可以通过诸大儒原本已公开的文字,看看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蒋庆,一个穿对襟褂和老头鞋的中年人,近乎顽固和偏执,而又颇为自信和自大。他先写了个《公羊学引论》的小册子,又写了本《政治儒学》的小册子。两个小册子皆推崇儒家,断语甚多,不尽论证。盖谓儒学有两个传统,即有心性之学,有政治之学,分属内圣和外王;两者本不相属,当可各自为政,故内圣不必开出新外王,故对港太新儒家多有诋毁,故中国应直指当下,进行儒家化政治制度的建构。近来,该公似乎又热衷于谈论“王道政治”,有将儒家的天道、王道贯为一体,以落实于当今政治的诉求。其理路适当与否,多元化语境下我们不予追究。但该公言必称儒家,论必及西方文化,骂西方文化为“小人文化”,而认定儒家文化为“君子文化”。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该公亦有具体政治制度之设计。他说:“以天下归往的为民思想’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民意基础、以‘法天而王的天人思想’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超越基础、以‘大一统的尊王思想’来确立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文化基础。无论古今中外,凡政治秩序欲合法,必同时具有此三重合法性的基础,即必同时具有民意(世俗)、超越(神圣)、文化(传统)的合法性基础,缺一必不能合法。”“三重合法性”之下贯落实,须依托“议会三院制”,即“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该设计,可谓精致巧妙。然而,我所不明白的是,该公既然骂西方文化为“小人文化”,没有道德,不讲道德,却又冷不丁祭出“无论古今中外”云云,实在是自打耳光。而且,西方的政治制度,是不是必然有个什么神圣的超越的合法性?蒋的论述,在我看来,至少是有些武断的。又者,我对他的设计,很有失望。因为,我一个读书人,对儒家没有研究,也没有好感,而且没有奇思妙想的习惯,看来是进不了“三院”的了。当然,我很高兴进去的不是我。进去的,或许只是那些穿长袍马褂而又熟读四书五经的人了吧。而我,对那些腐朽了的食物和僵化的人物,是很害怕的。

陈明,似乎一如既往的处于焦躁不安而又自我感觉甚好的状态。说实话,我并未见到该公有什么成型成熟的著作。好象有本《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已经出了十多年了,听说还不错,但远没有那本《浮生论学》有名气。在《浮生论学》里,陈陪着李泽厚发了些牢骚,骂了些人。借着李,陈成了气候。不知道李意识到没有,有意无意间,遂使“竖子成名也”(本人非有恶意,盖行文至此,不得不为之)。还听说,因李、陈对话曾批评责难过邓公的座上客何新,故何新大为恼火,曾拟状告李、陈二人。后因李投降道歉,才作罢。陈本年末,也写了本《儒者之维》,是散乱文字的集结,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故我们只好取其原道网站和论坛的言行来论说些。今年,陈的火气似乎更大了些,除到南开大学骂了刘泽华先生外,还和一个所谓的民间儒者,叫鞠曦吧,打了两架,封了鞠的两次ID,禁止鞠登陆他的“原道”网站和论坛;后来,听说该公又骂了朱学勤先生,还骂了个叫什么刘清平的人。我不知道刘清平是做什么的,但刘后来找上了原道论坛,堵住大门也狂骂一顿,挖苦讽刺了陈,并言自己不知道陈男士或女士——看那刘的文章,像个文坛的痞子。有时,人们或许不用看某某的水平,单看某某的某某论战对象,也就知道某某的水平了吧。然而,陈的能力似乎不小,或许得了什么资助,发了什么横财,出了“原道”文丛;听说还要出什么“原道”译丛。总之,或论斤卖的书店菜市场里,或废纸堆里,会有多些玩意的了。2004年,陈也提出了个“即用见体”,引发了一些儒者的批评。我对儒家的“体用”,知之甚少。儒者们为什么批评陈的提法,我也不太清楚。但是,以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我不知道陈在说些什么。这个提法,或许,没有他的别人,如康有为、陈焕章,已经嚼烂了的“新儒教说”更有新意。陈似乎还比较喜欢提中国历史的一贯性和中国思想的内在性,倾向于把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对全球化和现代性也比较关注。对解释不过或明显背理乖情的儒家的东西,他就告诉我们要以历史场景还原的方法去同情古人。但是,至于什么样的历史一贯性和思想内在性,儒学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语境和场景下如何转换,陈向是语焉不详的。不过,我要感谢陈主办的“中国儒学联合论坛”。正是在那里,使我这个闭门读书的人,还能不时看到些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们的精彩表演。

康晓光,恕我孤陋寡闻,2004年之前,还没有听说过这个人。突然被称为是“策论新儒家”,看来可能是匹“黑马”或者“程咬金”了。半路杀出来,倒也不稀奇,因为靠奇谈怪论暴得大名的人,在中国确实不少。但奇怪的是,康公自称绝顶聪明,似乎没有把谁谁谁放在眼里。开始,我以为他只是说说玩而已,后来才发现他竟是很认真的。他提倡“新政”,但“新政”要实现儒家的“仁政化”。而且,该公似乎对当下“仁政”很有信心。他提倡“儒教”,而且要把“儒教”实现“国教化”。据说,他对基督教在中国的迅猛扩张态势感到由衷的忧虑,因此建立儒教以至建成国教,就成为一时之选。似乎他从来不考虑中国为什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的基督徒来。他提倡“文化民族主义”,认为传统文化是中国人实现民族认同的根本,中国文化就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他坦率的承认,他本质上是个民族主义者;儒学于他而言,只是个策略和工具。也不知道蒋庆对他的观点是怎么看的。总言之,好一个现代的“康夫子”!就我看,康是有点仁心仁德的,他的《起诉——为了李思贻的事件不再重演》,是让我的几个朋友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还是在幽幽闪光的,以至曾使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哭了鼻子。但是,他不但要为“帝王师”,而且要为“国民师”,告诉中国的政治家们,路子该怎样走;告诉我们,应该选择什么而拒绝什么。而我,尽管很愚顿,仍然是想自己思考点问题,想自己走路,哪怕跌跟头,也不想被别人教导,更不想穿上长袍马褂,跪倒在孔圣人面前。我也知道,认同很重要。但我想,我应该认同给我以独立的空间和生存底线的文化。此外,康夫子不知为什么和民主、自由、宪政较上了劲,说民主化是“祸国殃民”。看来,做了夫子的人,或者成了夫子,都是一贯坚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套路的。但我很同情康晓光,因为在大陆,我们已经几乎看不到他在公开的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可以肯定的是,他上了黑名单,被封杀了。他也有勇气,毅然和那个头脑简单的王达三跑到曲阜朝圣,跪倒在孔子脚下——还有个什么大中华民邦网友,写了个祭文,酸酸的,怪怪的。

至于盛洪,本是个经济学家,不知道为何热衷于谈论传统和儒学。或许是想做个思想家了吧。但可以肯定的说,传统和儒学不是他的强项。他似乎比较喜欢提“天下主义”,盖意是不能“以暴易暴”,而是要“以善致善”。这,我想,还是违背了孔圣人的“以直报怨”的主张的吧。他告诉我们中国人,要坚守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要坚持朴素勤俭和热爱自然的作风,不要向自然无限攫取。我不明白的是,盛洪的这些宏论,是不是和他的制度经济学相悖谬。至少,在我的想象中,经济学家——在中国,无论什么家——可以开着跑车满城跑,乘着飞机满天飞。但是,他却告诉我们,要忍耐、要节俭,中国人不能走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因为,如果十三亿中国人都那样做的话,世界资源就匮乏不够用了。单凭这点,我也是不屑多及其论的。因为,我还是有着洋房和跑车的梦想的。

就是这样的四个人,或者特立独行,任意贬损西方文化;或者狂妄自大,任意挖苦讽刺他人;或者绝顶聪明,决意为帝王国民之师;或者头脑混乱,云里雾里不知所言。总之,他们走到了一起,举行了个会讲。我想说,传统崩溃久矣,儒学没落久矣,传统和儒学没有英雄,故而“杂七杂八”(借用康晓光的话)的人就撸起袖子,勇猛直前了。就是这样的会讲,被称为是“龙场之会”、“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峰会”。真不知道孔子和阳明子在天之灵,作何感想。或许会哀叹后世徒众之不肖的吧。

中国人民大学自从接受了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加赠送的孔子雕像和成立孔子研究院后,就异常兴奋和活跃。3月份,它举办了“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研讨会”,讨论中国有无哲学和中国哲学是何种哲学的问题。是的,这个问题当然要讨论。因为若中国哲学没有合法性的话,搞中哲的先生们可就没有饭碗了呀。但是,据我所知,那个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完全是从正面意义上讲的,不是跟着黑格尔、文德尔斑、梯利和罗素意义上的话题跑的。人家本是称赞了下中国,却没有想到惹起了中国的中国哲学的先生们的惊恐。但是,彭永捷,一个内心充满无限焦虑的,以至有些时时处于自我紧张状态中的人,横下心来,咬定“以中解中”和“汉话汉说”,反对“汉话胡说”。9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又举办了“孔子文化月”,那位一向以做学问严谨著称的张立文老先生,终于也忍不住寂寞,抛出了要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的倡议。11月份,中国人民大学还举办了“走向世界的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的人,都是什么孔子后裔和人大副委员长。来头够厉害的吧。反正,在中国开什么学术会议,有人掏钱,大家聚在一起玩玩。唠唠嗑,也满好的。不过,看来中国人民大学确实不想作“第二党校”了。这点我不是浑说,因为人民大学校长纪包成,也开始大谈中国传统节日的重要性。

文化明星们云集,一般都会出现轰动效应。所谓的“甲申文化宣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主张,尚且不如1935年的“十教授宣言”,更不用说比起1958年的“四先生宣言”来了。但是,因为文化明星们都凑了个热闹,故人气还是很旺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宣言,有着官方的北京,因为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是名列其中的。说这个宣言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和主张,在于其根本没有任何坚定的中国文化的立场——我们暂且不论中国文化的价值是非问题——全是些大而无当、无关痛痒的东西,说起来,远没有毛公在世时定下的政策好:“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提醒大家的是,在中国,一向是人多不好办事。意见纷纭,只能折中,搞个四不象出来。或许这个宣言,就是应了这个道儿!

另一个思想事件,是杨振宁关于《周易》思维方式阻碍中国人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的观点。杨振宁老树开新花,晚年跑回大陆,进入北大当教授,被称为是中国的脊梁,报纸上说他要娶个小他50多岁的年青女孩作夫人。杨公一直向传统文化靠拢,原本为传统文化说了好多好话的,但说《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思维方式的形成,无疑是自找麻烦,掀起了类似东南亚海啸般的文化地震。批评他的人很多,比如“中国文化研究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北京的以搞预测学、成功学为主的文化机构人员的反击。反正,你是名人嘛。先逮住你骂几句再说。骂名人,是中国人出名的好机会。只不过,我不想骂杨公。不必为圣人、贤人、古人讳呀。不但《周易》,连那四书,也有阻碍了中国人科学理性形成的因素在里面。一个简单的道理是,若没有阻碍,为什么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不昌呢。我们探讨的和关注的不是应是什么阻碍,而是应该如何学习和适应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当然,我并不是科学主义者。

此外,陈明以及他的一些追随者们,2004年发动了一场访谈名人的运动,比如李泽厚、庞朴、余敦康、张立文、郭奇勇、蒋庆、康晓光,等等。这些人纷纷公开表态,表示支持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甚至自认为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这也造成一些不小的影响。

在社会文化层面,2004年中国传统和儒学的声浪,更是独领风骚。先是韩国人果断地抢注“端午节”为韩国的文化遗产,激起了国人的反思。为什么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反而成了韩国人的文化遗产呢?于是,各种抢救中国文化遗产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有人提出要把中国传统节日定为法定节日,比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并主张放长假以增加节日气氛。他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美国的纽约都把春节作为亚裔的法定节日了,为什么中国就不呢?重视传统节日,也导致他们反对西方节日,比如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一概应该抿灭。这种反思和呼声,是全方位的,延及到方方面面。那个王达三,在一篇名为《夜祭英语学习十六年》的文章里反问道: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习英语?有人把那些讲英文、过西方节日的中国人称为是“香蕉”,认为这些人除了皮肤是黄色的外,内心早已是白色的了。当然,网上的好事之徒则反其道而行之,写了篇真幽默的文章,认为中国会强大起来,西方人早晚会尊重、学习乃至羡慕中国文化;二十年后,美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定会痛心疾首的大呼:美国年轻人已经变成脏脏的“马桶”了,外面是白色的,内心是黄色的。

读经问题的大辩论,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著名大儒”(套用王达三的称呼)蒋庆,编了套《中国文化经典幼儿诵本》,对中国百年来丢弃科举制和废弃读经大为伤心,在贬低西方文化的同时,认为中国儿童应该读的是中国的经典,不但要读,还要背。但是,读经问题辩论开始之后,“著名大儒”就躲了起来,未再发言。实际上也不需要他发言,因为他的追随者很多,“杀鸡焉用宰牛刀”呢?况且,还有一批自由主义的文化明星们,或者伪自由主义者们,比如秋风、刘海波等人,纷纷站将出来,摇旗呐喊支持读经。读经问题大辩论,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价值信仰的问题;一个是技术可行性的问题。就价值信仰层面而言,反对派认为中国经典价值老套过时,徒然戕害人性,而支持者则认为中国经典优越性十足,可以使中国儿童具有道德。就技术层面来看,反对派认为儿童学习压力已经很大,而且中国经典是文言文,不适合朗读背诵,即使读,也记诵不住那么多的东西;支持者则认为中国经典朗朗上口,天然适合儿童记诵,而且中国儿童学习压力大,本身是不对的,应该给他们减轻负担而加入读经的内容。他们问:为什么中国人能学习英文,就不能读中国经典呢?读经辩论中,有些支持者认为,不但中国儿童应该读经,而且凡是中国人,都应该读。不但要读,还要纳入到中学生、大学生的教学课程中去。更有甚者,还有人,比如蒋庆和康晓光,认为应该采取明经取士的办法来遴选政府官员。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事件是,在浓厚的商业化、世俗化氛围中,中国的政府官员开始公开祭祀孔子。曲阜市的市长,在央视频道露面,害羞地给孔圣人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标志者中国体制揭开了重新诠释自身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法性的序幕。因为,中国体制原本是打倒孔家店而开始起家的。如今却要公开祭孔,当然是一个历史合法性的重新诠释过程——尽管这只是一个地方政府的行为。但我敢断言,这种地方行为没有上级的允准,是不可能操办的。实际上,类似的祭祀,也还很多,比如陕西早就开始公祭中华始祖黄帝了。听说,今年祭黄帝已经升格为国家级的祭祀了。我不知道什么叫国家级的祭祀,但我知道,“神道设教”是叫我们小民以为神的,而叫君子以为文的。鬼才知道,这样的祭祀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与曲阜市政府公开祭孔相联系,听说中央政府和济宁市政府要联合投入巨资准备在济宁地区孔子故里、孟子故里和周公庙之间的三角地带修建规模巨大的“圣城”。工程分为三期,一期工程设计方案已经完毕,现在正着手准备动工。看来,又可以有一大批人乘机大捞一把了。也有人,乘机做一个政绩工程,然后升官发财了。实际上,我们不必考虑这些人是真心以为儒家的、儒学的、儒教的东西好,神圣,他们有利益考虑在内。商业、旅游、楼堂、政绩,等等,恐怕这才是主要的。当然,这样的事情也绝对不是这么一件。早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江苏省有个县就开始陆续修建“中国德孝城”,要发扬“孝子贤孙”的“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的光荣传统了。我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热衷于形式上的东西,而对实际的问题不加关注。比如,改定教师节,大家很在意,而不在意中国还有那么多的一个月只赚三、五百元的民办教师和那么多的破破烂烂的校舍。又比如,中国有那么多的还没有解决温饱的人,我们不去关注,而非要拿几十个亿人民币去修建“圣城”!

或许,还有一个事件也很有趣,那就是著名的汉网网友穿着艳丽的唐装汉服公开集结祭祀袁崇焕、岳飞、于谦等汉族的民族英雄。他们手拿手机,穿着旅游鞋或者高跟鞋,剃着平头,有的还留着小小的胡须,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儒者。他们拜倒在汉族英雄脚下的同时,又宣扬历史上蒙、满族对汉人统治的残酷血腥和种种不义,认为蒙、满族应该为中国的落后而负有历史的责任。该事件被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报道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一个做秀的活动,可以叫做“服装秀”吧。人们除了对这些花花绿绿的服装感兴趣之外,还很奇怪,为什么他们会对蒙、满族是那么的痛恨,以至要高扬大汉族主义的旗子。当然,这种观点,到底能走多远,能有多大影响,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我们不得而知的事情还有很多。任何人,都要避免对未来作出十有把握的预测。但是,2004年,中国的传统和儒学,各种各样式的思想、事件、行为、言论、人物,突然大规模的从地下冒了出来,演大戏般,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稀奇古怪,招摇撞骗,出足了风头。预测未来是困难的,但这似乎并不防碍我们对风骚花俏的传统与儒学事件,对一些人冲动的欲望的和食古的姿态进行一些简单的分析。这个分析表明,已经有些人开始借助传统和儒学,开始参与中国文化市场上的这块大蛋糕了。

分割蛋糕的传统和儒学——2004年中国文化评议之二

倘若我生于五十年之前,我会忧虑“神州陆沉”。遗憾的是,我并没有生于那个年代,少却一份“引刀图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憧憬和冲动。但而今,我忧虑“神州陆沉于俗”。这种世俗化,就思想文化建设而言,亦即流俗化和市场化对中国当下思想界的严重遮蔽。当然从某种角度上看,这种遮蔽既可能部分地来源于思想文化界的盲障,但绝大部分地源自思想文化界的自我沉沦。我们通过解蔽,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论是新左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已经都放弃了自己的作为社会良心承担者所应担负的社会文化批判的责任,放弃了自己的理想,虽哓哓嗷嗷而呼叫,煞有介事,但却心安理得地分割着市场化给他们带来的利润蛋糕,自娱自乐是其内在表现,外在表演则是义无返顾、手舞足蹈地投身到迎合媚俗的大潮之中。

2004年,传统和儒学表现看起来有些不俗,而结尾的标志性事件,应是12月18号陈明为庆祝他那个据说是被称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之旗”的《原道》辑刊创办十周年,而举办的“共同的传统:新左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视域中的儒学”学术座谈会。由于座谈会的详细内容至今仍没有发布,或者,我想不发布也好,否则又会有惊世的言论喷将出来,大会吓我一跳。不过,通过“儒学联合论坛”斑竹读书吹剑(一个老谋深算的极善于钻营的人)的消息发布,和王达三(我们不得不多次提到他,因为他不但很活跃,而且大多文字性材料都出自他手)整理的部分材料,仍然可以窥探到该座谈会之一斑。

这个座谈会的阵容,就象其举办地点北京燕山大酒店一样,尽管没有达到五星级,但至少可以说是有四星级了。我很怀疑,陈明一直说自己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和外来资助,何以能举办这样一个豪华的盛宴——当然,我愿意承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危险和责任。左、中、右三大思想派别的思想文化明星们纷纷出席捧场,甚至可以说是有点豪华和夸张,算是一个“诸神”的纵欲于虚无之上的狂欢吧。我们不妨来看下“诸神”都是哪路神仙:

先提下刘东超,照片上看起来一个面善的年轻人。我原本不知该公的学理背景和思想进路,只好在网上搜索了下他的文章和简历。他的发言,有些前言不搭后语,比如,用非逻辑的语言把常识性的问题给逻辑化了下;又如,他提出普世的价值和伦理,但这个普世的价值和伦理是什么,他并没有说。实际上,普世的伦理道德,就是个一。一怎么说也不是二。他对现状很满足,认为我们不能对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和社会评价太高。我确实没有对古代中国评价太高,我只接受它是中国的历史,我们在历史的重负下艰难前进。但我也确实没有对现实太满意。关键的问题是,我在他的其他文章中,看到了一个大胡子的影子。大胡子,如同一个幽灵,在刘的脑袋里徘徊,驱之不去,挥之不散。而今,他还要把这个幽灵强加给我们。还有一个叫方克立的老兄,被称为是马克思主义新儒家,就是拿大胡子扎人的。我怀疑,刘要么与方有师承关系,要么就和侯外庐学派的人有师承关系。自然,原先的大胡子是把美好预留给了未来和子孙,而今,刘要在现实中直接抓挠点美好来自我满足了。我很害怕,如果让我在长袍马褂和大胡子中间进行一个必须的选择,我宁可选择长袍马褂。不管怎样,大胡子一系的人,总算有个人出席了吧。这也应算陈明“整合”中国思想成功的一个表现吧。陈明或许疏忽了一个问题,即应该把座谈会改成四派,加上老左派,有什么不好呢?

陈明要整合中国思想界,把人们拉回到孔子时代,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据说是极端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杨帆说的。杨帆不满意出席会议的人没有重视他曾经做过的思想整合的成果,告戒他们要先看看他的整合,然后再来整合——这可能是出于好心,免得做重复的工作嘛。不过,杨帆确实没有给足陈明的整合以足够的面子,因为他根本没有谈什么整合,而是耸人听闻,大谈中国经济在未来会崩溃,从而会促使中国社会一团糟。如果真的象杨所言,就不能不使我担心了,因为本来我的裤袋里就极为干瘪,真的崩溃和一团糟的话,恐怕我只有喝凉水了。杨帆不但不整合,而且老毛病不改,将新自由主义大骂一通,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参与了权力瓜分资本的阴谋。但我看他的发言,明明是在为自己没有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而痛心伤怀。不过也无妨,他说上面的人曾表扬他思想整合做的还不错。这可是天大的荣誉,是一定要多说几次的。韩德强,一个极其好玩好笑的人,也参加了!我敢打赌,他肯定是又大谈了下中国的历史,肯定会说中国古代就是什么市场经济国家、重农抑商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等等;他的结论肯定是“强调精神力量,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周以百里地而有天下,这是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孔孟之徒到处游说君王,希望能够他们能够实行王道,但四处碰壁。到董仲舒时,表面上独尊儒术,而实际上是让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我疑惑的是,什么叫百里地是基础呀?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他的那篇《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文章。韩是积极向孔夫子靠拢以邀功的,应该会为整合做出份贡献。我还想,韩的发言肯定回惹起哄堂大笑,会得到肯定与赞扬。不过,韩在凯迪社区和关天茶社,可能没有这么好的感觉。在那里,他被骂为是“臭狗屎堆里的左派”。新左派,出席的,就是这么两个花旦吧。中国新左派,在我的印象中,与西马派,或者回归马克思的新马派,并不是一路人,而是受到西方文化批判理论影响的学派。与西方新左派批评现代性有所不同的是,中国新左派一部分人在中国没有充分品尝现代性果实的时候,把矛头对准了所谓的社会不公,而另一部分人,如旺晖、黄平、陈燕谷等人,则仍以文化批判为主。遗憾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个人没有去参加学术座谈会。因为,后面的这几个人,绝对不会象杨、韩那样干瘪瘪的口袋里没有一份而只有义愤的。而且,后面的这几个人,受到西方不少的学院派新左派的资金支持,所以能大行其道,风光得很,拥护者和追随者也甚多。

当然,在当下中国,受到西方资本大力支持的,应属于那些新右派的主儿们。西方(美国)资金对中国所谓学术团体的支持,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所不同。那时,西方人资助支持的都是直接与体制较真的自由化分子。而如今,权威政府有权威,西方人就改变了策略,把钱投入到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身上,要靠中国内的自由主义慢慢生成。这次参加座谈会的有两个自由派人物,一个是刘军宁,一个是秋风。刘军宁,自从李慎之先生仙逝之后,就担当起了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角色。我怀疑的是,他不但要领军,还要自任为“教主”。本来就有“南北二刘皆教主”的说法嘛——南方的教主,是指那一年身价就百万的基督教一系的刘小枫。不过这个没落的教主近来说话很谨慎,大家要理解他的苦衷,不得已而为之嘛。所以我们不要预期他能说出什么刺激的东西来。实际上,刘军宁还是很温和的,他要到传统和儒学那里分一杯羹,也不奇怪。因为他很早,大约是在1998年时,就出过《保守主义》的这么一本书,所以应该是对保守主义有些了解。自然,他的保守主义,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至于秋风,瘸子群里选将军,“天下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仍无恶意,行文至此不得已而为之)。估计,他的发言和宪政主义有关系。秋风的精力似乎有些旺盛,表现在反复到处把他那“权力”与“规则”乱放,似乎宪政是他的一个绝大的发明或者宝贝,拿在手里不断炫耀。实际上,以制度约束权力,尽管是好事,但是他忘记了制度是由谁来制定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按照一篇文章的说法,2004年,各色人等开始向传统抛出橄榄枝。比如,自由主义者秋风、刘海波等人,撸起袖子没头没脑地支持了一把读经,博得保守派的喝彩。而在我看来,自由主义者向传统抛出橄榄枝,表明自由主义者的迷失和沉沦,或者说是堕落也未尝不可。反过来想,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原本就没有什么根基,知识上是二道贩子,翻译介绍学习西方的东西,乐此不疲。今天的自由主义者,远没有中国自由主义的先驱们有出息。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心中的“美国情结”太浓厚。先驱们是以自由反对暴政和专制,而今天的自由主义者,是以美国反对中国,妖魔化中国,美化美国,唯美国马首是瞻。这样说,并不等于我攻击自由主义本身,而是说中国当今的自由主义者丧失了问题意识和指向意识,丧失了根本的动力,堕落到了骑墙乡愿的地步。如今的美国白种人,被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所包围逼迫,担心自己的价值和信仰丧失对社会的主导权,于是也兴起了保守主义的论调。施特劳斯主义与美国新保守派,已经成为中国当下思想界的显学。刘军宁给传统说了几句好话,估计是有这个因素在里面的。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刘的传统,绝对不是中国的传统。这或许会让保守派有些失望。与刘有所差别的是,秋风显然更多的是受到哈耶克的影响。我真的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秋风研究了这么长时间的哈耶克,直到最近才发现原来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个保守和内生的传统呢?不管什么样的因素,总之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我称他们为伪自由主义者,开始了转向,更准确地说是转变。我所担心的不是他们利用传统和儒学引以为资源展开自己的论述,成为自由主义的儒家,而是担心他们放弃自己的基本底线,成为儒家的自由主义。转向和转变的区别,就在于儒家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儒家的区别。

保守派,就去了康晓光一个人,当然也要包括主办者陈明本人。陈来,北大的中哲教授,也去了。但我想,他不是什么保守派,充其量会调些之乎者也的书袋而已。我奇怪的是,我们先不说那也有教主心态的蒋庆,毕竟他远在贵州修道呢,就说那被称为“经济新儒家”的盛洪,为什么不给陈明捧个场呢?当然,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但是有没有,谁知道呢?至于那个说了一大堆儒学是我们的生命生活的韩星,是个保守派。但他的发言,一句等于一万句,一万句也只是一个意思,那就是儒学好。而那极其善于把复杂问题总结成为对仗工整而有趣的词句的彭永捷,比如说他总结“旧启蒙变成新愚昧”、“反反传统”,看来他适合给领导当秘书,说不定以后会是个什么小官的。他也不算什么保守派,因为他一直说:我是学者,我是学者。我愿意给他提个意见,说自己是学者的时候,要说清楚自己是个学习的者呢,还是个专家学者的者。认同自己什么什么派,自然的第一的要义,应该是承认自己价值信仰优先的。彭显然回避了这点。而这点,陈明也犯有同样的毛病。我不知道他是谦虚,还是做作。因为他逢人便说,我不是儒者,叫儒者太神圣。但是,当别人骂他为腐儒或伪儒的时候,他又一蹦三长,说:我不是儒者,谁还是儒者?所以,他就给自己的书起了个名字叫《儒者之维》。当然,去的还有很多人,看那名单,至少有三、四十个吧!我没有工夫在纠缠他们了。

不管陈明是不是儒者,或者他承不承认自己是儒者,我们看到,陈明进行了一次以传统和儒学为平台的思想整合工作。这个思想的整合,其本质,在我看来,是一次思想文化明星们为攫取思想利润和商业利润的一次共谋,也标志着中国的传统和儒学,在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旗号下,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以食古的姿态,开始公开地参与利润蛋糕的分割,也从而造成了中国思想界左、中、右三派真正三足鼎立的局面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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