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背景,天津的,家境也不错,基本上属于从小牛奶泡到大的人,只不过马上毕业,一个月8000基本上很难,呵呵。那么长时间以来也经历过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民工、乞丐、"外地人"……也不少次的感过、愤青过。但是最能触动我的确是今年夏天的经历。


上个学期的时候我去深圳实习,第一次挣了那么多的钱,也第一次近距离的感受了那么多事。


深圳可谓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地方,灯红酒绿、夜夜欢歌。我实习的地方是特区报社,深圳最好的写字楼之一。前面就是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的一个18洞球场,再前面就是深圳湾,海那边是香港上水。后面是香蜜胡度假村,再后面是莲花山。我上班在35楼,无论是环境还是风景都是一流的。那时,我最喜欢的事便是坐在洗手间的大阳台上一边抽烟,一边看海。


可是当我从这里走出来,走进真正的"人间"时,我才发现,我并没有活在真实里,在那些我们视而不见的人们当中,我是那么的突兀与另类。 一次去关外的工厂区采访,因为80多个打工仔食物中毒。我第一次走进了80分贝的车间,第一次知道了他们的工资是一小时两块钱。


工人进门出门都要打卡,上厕所也要打卡,时间精确到几分几秒,因为这是要扣去不能算钱的。在肮脏简陋的厕所门外,墙上挂着的打卡机是日本进口的,精工,这是我当时看到的整个厂房里最先进的东。这还不是最"仁慈"的,因为厕所不是想去就能去的,你去的时候必须要拉长,也就是领班来顶替,生产线不能停,这才是他们所关心的。万一要赶上便秘或者拉肚子,你就会礼貌的请回家"休息",外面排队等着上班的进来一个顶上。生产线24小时不能停。当然,休息时没有钱的,劳保、福利,对于这些打工者来讲,只在报纸和电视上才会有。

我面对着他们,问了一个很幼稚,而我却最想知道的问题:"你们吃饭怎办?"一个看起来比我还要小很多的女孩腼腆的笑了笑:"门口大排档,一顿一块三。"跟我说话的时候,她没有抬头,因为手底下的活儿还要干。想起在写字楼的时候,记者们是不屑于去食堂吃七块钱一顿的自助餐的,因为花样少,开饭时间又短。下馆子是必要的。当然,改善改善也必不可少,隔三岔五某个老板请客,或者找个下午开车去惠州吃海鲜,渔民现打回来的,你上船买,他船上做,你沙滩上吃。各种我认识的,不认识的,反正吃就是了,这样一顿,三四个人最多也就两百块,他们说这些东西如果在酒店的话,每一样都要上百。不是我有钱,而是和他们在一起我根本不用花钱。我刚到的时候很天真的在报社的饭卡里加了一百块,到三个月后我走的时候,里面还剩七十九,也就是说,我在深圳只吃了三顿七块钱的饭。


现在想一想,真的有点鄙视自己。最令我记忆犹新的是一张贴在工厂大门上的喜报,曰某某某、某某某本月工作出色,废件率低于多少,给于奖励50元,二等20元,排到最后,大概是五等,奖励人民币五元,字体铿锵,颜色鲜艳。这大该就是奖金吧,不过五块钱对于深圳意味着什么,对于他们又意味着什么。这不是笑话,我亲眼所见,不知道是应该欣慰还是悲哀。在宽敞明亮的经经理办公室里,我采访了老板,一个红光满面、衣冠楚楚的台湾人,红包我没有收,因为我的手没法对不起我的良心。


现在同学们可以看一看自己身上穿的,宿舍里用的,有多少是深圳、东莞、中山、汕头产的,我敢说,这些东西,这些可以堂而皇之摆在恒隆,摆在中信泰富漂亮的柜台里,标出天价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在这样的工厂区里,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由这样的人生产出来的。最后,稿子还是没有发成,因为有损深圳形象。我私下里问老记,那个红包能有多少。他说这种事,少说也有两三千吧,偶尔后悔之后也欣慰,觉得自己还有最起码的良知。


还有一回我去龙岗卧底传销。可能很多同学很惊讶,传销不是中央98年就禁了吗?没错,政府令是发了,可那是一窝蜂的。我们的行政一直是抽风式的,阵痛式的,出了问题就一棒子打死,看似雷厉风行。可完了呢?那就完了,就像今年夏天的北京网吧大火和现在轰轰烈烈的围剿食人鱼,从来缺少持续性与连贯性,行政问题不能逐渐转化为法律形式。

我还记得那天去的时候,为了把自己打扮的更像一个打工仔特意剃了一很傻的头,翻箱倒柜也没找到一件没有牌子的衣服。于是到东门买了一件六块钱的圆领衫,又吐血般的小心翼翼剪下了裤子上"levi's"商标,撕下了鞋上"teva",唯一没动的是在襄阳路花一百块买来的军包,这个曾经让我觉得很时尚,很酷的东西这个时候竟然是那么贴切,那么自然。我这么做是本能,因为在我这样一个大学生眼里,作民工是需要"打扮"的。可是后来和他们在一起我才发现,这简直是多余,不是我幼稚,而是我太幼稚。


其实就算你裤子上印满了"levi's"他们也不会知道这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没准儿会以为是和那个f几一样的什么帅哥的名字。


在"课堂"上,几十个人席地而坐,听着"高级经理"的"演讲",从卡耐基到李嘉诚,好像连盖茨都是传销出身,而所谓教室,就是一个单元的客厅。听得我想笑,真的,可是看看周围那些渴望,甚至崇拜的眼神,我却笑不出来。为了采访,我认真的记着笔记,说实话,我大学四年都没记过这么认真的笔记。


那天下午我记了十页,现在我还好好的收藏着,不知道几年以后,几十年以后,我是不是还可以听到这样的课,写下这样的东西,但愿不会。没错,复旦随便找出一人,谁也不会信这些鬼话,但那些同龄人会,不但会信,还会拿出4300块买一套鬼才知道的"名牌"化妆品和一个"代理"的头衔,然后憧憬着,希望着,并为自己的"事业"而奋斗着。


填注册单的时候,我忍痛将"学历"写成了大专,"何处来深"一栏因为我的普通话太标准,没法写成什么西部的国家级独县,只好写了上海,其他的地不敢写,怕穿帮。就是这样一份"简历"让片区经理欣喜不已,因为太"优秀"了,他一口认定我是个人才,说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之类的胡话。他很蠢,但愚蠢在无知面前便成了睿智。面对着西装革履,金丝腿儿眼镜背后的承诺时,可怜人们不由得不信。


晚上去"串亲戚"(他们术语,指传销者互相走访交流),我到了我住的地方,一间20平米多一点的屋子,大家打地铺,一共28个人,屋里除了灯之外唯一的电器就是一个小电扇,上海随便哪个超市都有的价格不会超过八十的那种。晚上他们很少开灯,因为交不起电费。和我住一起的都是刚退伍的老兵,以前江西一个炮兵团的,他们把自己的退伍安置费都扔在了深圳,扔给了传销。


这次也是他们向报社举报的,因为别的部门没有人管。一个兵问我饿不饿,给我做点东西吃,他扛过枪的手端上来的是一碗盐水煮面条,里面什么都没有,典型的"芦柴棒"式的口粮,但这就是他们对我的招待和感谢,不是瞧不起我,而是他们有的只是这个。


我吃了,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个味道现在也记在我心里。


第二天,终于抓人了,高层一个没逮到,抓到的都是"兵"们,因为他们是"盲流",等待着的是遣返。稿子还是出来了,不过是我们的公安们如何如何英明,一举破获特大传销团伙之流的鬼话。唯一让我欣慰的是后来有很多人打电话来关心这些人,其中有很多是老板,想招这些退伍兵当保安。虽然他们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最想的是让我们写后续报道,诸如某某公司解决就业之类。我打了无数遍那个传呼,没有人回,可能在局子里被没收了,可能他们已离开了深圳这块伤心地。


采访水客是我现在记忆最深的,所谓"水客",就是走私者,但他们不是老板,更不是赖昌星,他们只是帮人带货的马仔。他们的工作就是每天从香港老板那里拿货,然后过关,交给深圳这面的老板,顺利的话,收脚力钱。当然,如果被抓,蹲大牢,掉脑袋的是自己。东西大概都是数码相机,手机,笔记本硬盘之类的高科技产品,因为内外差价30%,甚至还多。当然也有从深圳这面带毒品的,但那些亡命徒和普通的水客不一样,我没敢接触。

和我在一起的是阿文,不是什么许文强,只是一个三年"水"龄的广东小伙子。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因为他不会,也不可能告诉我。我问他知不知道这犯法,而且罪很重。他说当然知道,但没办法,人总要吃饭,出去打工一天赚几块钱不如干这个,行情好的话一天他可以赚五百。很多人想抢还抢不到这只金饭碗呢。他还开玩笑,说自己长得不够帅,要不就可以去当"鸭",虽然一样是卖,但总归安全系数高很多,抓住了大不了罚款。我也和他跑过几次,在香港的仓库里,看着他熟练的脱光衣服,然后把手机用胶纸绑在身上,然后套上松垮的外衣。阿文很"专业",身上一次可以绑一百部手机,他很自豪的和我说,这样还要保证身材不走样,走路不变型。他也知道这样的代价,任何一次如果抓到了,都可以判个十年八年的。

面对着他自豪的眼神,我不知道能说些什么,想想深圳大概有两三万这样的人扛着脑袋讨生活,这还是深圳海关私下里的官方纪录。


他们唯一的特长就是有一张香港身份证,这张卡片可以让他们每天无数次的往返于罗湖桥和沙头角,但他们又不能算作香港人,因为他们很少去港岛,更没法住在中环或者山顶。稿子最后发了,但我没有提阿文的名字,也没有和报社的任何人说,因为我知道这样的后果。这不正义,但对得起我的同情心,我不能看着这样一个和我生活了两天的"朋友"因为我而被警察带走。


还有妓女,最被人瞧不起的"娼"。在深圳水库边上的一家茶楼,我第一次面对面,平等的面对一个妓女,第一次用上半身的理智,而不是下半身的本能面对一个妓女。她很漂亮,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气,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的职业,我只能用贤淑端庄来形容她。

开始她还很开朗,笑话我说如果让我看出来的都只能是洗头妹。但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她一直是哭着说的,她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坐下来静静的听她倾诉,尤其是男人。我很少说话,因为什么也说不出来。她的话语中饱含着忧郁、无奈和愤怒。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soda衬衫,资生堂化妆品背后的灵魂,一个妓女。她也有爱,也有男朋友,同样在深圳,但她越来越不敢面对这个自己爱的人。我问她深圳那么小,就不怕万一有一天男朋友知道。她说不会的,因为打工的爱人是不会,也没有能力来一刻千金的地方的。我知道什么叫做距离,更知道爱情会把这个距离缩小到零。她说自己出台一晚上要五千块,但真拿到手的只有十分之一,剩下的全要上缴,至于小费,出台之前老板就会交待好,一般的客人是一千,如果是外国人或是香港佬、台湾佬则要加倍。这也是要交的,超过的才归自己,也就是说如果客人小气的话,不足的部分只能自掏腰包自己垫上。其间她接了几个电话,铃响的时候哽咽声便停止,手机拿起之后又是温柔的声音,职业的笑容。在她眼里,世界就是黑暗的,男人和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男人睡醒之后会付钱。 我感到惭愧,不是因为我是男人,而是身为男人除了听她倾诉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结束之后从包厢出来,她擦干了泪角,又变回了那么的贤淑端庄,唯一坚持的就是要买单,我没有争,不是没钱,而是我知道她的心会在付钱的那一刻感受到尊严,更何况她请的是一个男人。


7月30号,为了赶建军节的版,我去梧桐山,去采访一个山顶哨所。


那天心情特别好,坐着一辆帕杰罗屁巅儿屁颠儿出来了,在风景如画的盘山公路上,不时的看到一排排的大奔、宝马停在路边,还有一辆这辈子我第一次见的右舵莲花。我很奇怪,奇怪着偏僻的山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好车。司机用标准的广式普通话跟我解释,深圳有钱人这些日子流行到山上来打山泉,养生、健康。我恍然之余,看见右边的山沟里,一堆一堆的民工光着膀子干活,他们在铺一条从深圳市区到盐田的光缆。一边是拿钱买命,一边是拿命换钱。也许在那些富人眼里,民工们是幸福的,至少那么方便的就可以喝道那么甜的"农夫山泉"。


回到报社,我看见了更不想看见的一幕:一个女人哭泣着跪在采访中心。她的丈夫因为尿毒症无钱医治,欲卖身救夫,谁能出钱治好丈夫的病她就嫁给谁。没人理她,我听见的记者和她说的唯一一句话就是让她去信访中心。我没说一句话,因为在这么多老们面前我没有发言权。最后她被保安带走了,因为报社里全都装了摩托罗拉的门禁系统,她是混进来的。"卖身救夫",这个只有小说里才有的四个字我是亲耳听到的,从一个泪流满面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农妇嘴里。

我不能忘却那跪下来哭泣的背影,透过这背影,穿过那深蓝色的落地玻璃幕墙,后面就是那18洞的球场和那些烈日下挥杆的"人"们……


写了那么多,我也累了,不是心血来潮,就是觉得经历了那么多应该落在纸上,就算立此存照吧。现在的我还住在北区,那个无数人投诉的地方。像很多大四的学生一样,找啊找又找不到工作。我没有钱,更没有权,改变不了什么,连自己都很难。但是我再叫水的时候不会站在阳台上大声吆喝:"几号楼几零几,送水!"我会走下去说声"请",付了两个钢崩儿之后会说声"谢谢师傅",我觉得这可能会让他们在同龄的天之骄子面前感到一丝平等与尊重。


我们寝室还是那么脏,那么乱。衣服穿过之后就堆在桌子上,桌子上放不下了就扔在地上,一轮完了就再拣相对干净的穿。我很懒,很少打扫,很少洗衣服,但我反对请小时工,也没请过。不是没钱,而是怕那种爸爸妈妈们在外面打扫,自己坐在屋里电脑前听音乐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