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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杰出政治人物基廷

基廷是工党八十年代的新星,直到九十年代中才坠落。澳洲权威传媒机构澳洲广播(ABC)每天中午有一个议会辩论的直播节目,各位议员特别是在野党议员可以随意向执政党部长和总理提出任何问题,发起突然袭击,所以这是一个信息充分、非常有趣的节目,让人们看到总理和部长们在面对尖锐提问时的临场表现。幸好那些年内是由霍克和基廷这样的人掌控议会这个政治艺术的大舞台,表演出色投入,精彩场面叠出,同时也是一个学习英语和了解澳洲政治的有效工具。

最有特色和出彩的就是基廷,蓝领家庭背景,高中就缀学从政,后来变化极大,竟然喜好古董家具、意大利歌剧和手工裁剪的西服,大概是受到他的荷兰裔前空姐的妻子的影响。但他的政治风格一如既往,承袭了爱尔兰族裔好勇斗狠的传统,是工党政府最为有效的武器和议会辩论的明星。他自学经济学,掌握了数字和税收的内涵,又获得“世界最佳财长”的称号,对此非常自豪,对自由党休森博士(Hewson)那样的正牌出身的经济学家和考斯特洛(Costello)那样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不屑一顾。加上他的激烈性格,在应对和羞辱自由党议员对手时毫无保留,口出莲花,妙语连珠,让人叫好不已。

最为有名的一次交锋,就是当休森礼貌地提问,他为什么不马上宣布大选时,他知道休森对他本人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获胜,极有信心,急于进入到大选阶段,不想多等,而他正是要让休森心急上火,所以他故意阴阳怪气地回答,“我就是要慢-慢-地折磨你!”整个议会大厅爆发出雷鸣般的笑声、喊声和掌声,连自由党议员也忍不住跟着大笑,享受这一难得的快乐时刻,休森自己也默默地接受了这一极妙的对答。

在大选期间的电视辩论中,基廷继续他一贯的不留情面的习惯,竟然随意称呼休森为“大孩子”,迫使感到震惊的休森转向辩论主持人,要求制止基廷随口乱讲,给他的对手以足够的尊重。当唐纳(Downer)作为影子内阁的外交负责人,发表了一些涉及向海外派兵的言论时,基廷毫不客气地说:“唐纳大概以为他还是在自家的浴缸里摆弄他的玩具军舰呢”。唐纳出身于富人之家,父亲是职业外交官,从小衣食不愁,在海外国际学校中长大,因此很少接触澳洲普通人的生活。

基廷面对过自由党前后多个领袖的挑战,从皮考克(Peacock)到霍华德(Howard)、再到皮考克,之后休森、唐纳,再回到霍华德,一路打下来,基本上没有对手,对方不仅得不到便宜,甚至因为惨对基廷的反驳痛斥,在议会提问时自己的表现都显得有些心虚,使基廷在嘲笑对手时更加毫不留情。基廷的语言运用经常招来非议,有时有谩骂之嫌,但场面之热烈实在有趣,令人捧腹,使人们无暇当场追究。

出于这一传奇表现,一旦基廷在大选中落败,他就无心恋栈,主动退出政坛,为了不要尴尬地坐在反对党党首的席位上,听那些自己过去骂得落花流水的政敌,唠叨不断,反过来对自己发号施令,这对脾气欠好而又心气甚高的基廷来说,是无法忍受的,颇有凤凰落难变成鸡的苦涩感觉。失去了基廷,澳洲政治舞台欠缺了诱人的色彩,自由党之后连续盘据政府达11年,其领袖恰恰又是十分乏味单调的霍华德,议会辩论的吸引力和水准随之大幅下滑,再无昔日的精彩可言。即使后日政权回归工党,但总理吉拉德女士的表现仍然差强人意,被评为照本宣科和了无激情。基廷之后,对阵的两个主要政党的领袖人物,都未恢复之前的高水准,明星难觅。

上个世纪的八十和九十年代,是澳洲的工党执政时代,由前后的霍克(Hawke)-基廷总理,开始了一个新的启蒙时代,一个独特的开放时代,是保守的五六十年代之后的另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澳洲人曾经认为他们已经足够开放和文明了,在霍克—基廷时代之后才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们必然要更加深度地融入到世界经济贸易体系之中,摆脱过去的岛国心态,真正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就澳洲的变化而言,与当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时启动,同样出现了改变国家面貌的巨大推动力。自此之后,霍克和基廷取得多次大选连任的回报,也提高了他们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

基廷在霍克政府中是当之无愧的中心人物,两人配合默契,分工明确,霍克作为魅力总理,热衷于搞亲民,拉选票,基廷是干脏活重活的,作出具体计划和方案,打击反对党的士气,有时被视为霍克用来攻击对手的恶狗。

但基廷并不满足于这一配角位置,党内其他人物可能会感到满足,但基廷不会,他早已在霍克执政初期就谈好了两人之间的秘密政治协议,霍克在连任之后的中期就自动下台,把政府交给基廷,让其带领工党进入下一次大选。但是权力令人上瘾,世界各地都一样,霍克自认为是全国人民最满意的总理,随之产生了多次连任的愿望,以图创下纪录,也是为工党创纪录,因为之前任期最长的总理是自由党的曼塞斯(Menzies),工党一般执政时间较短,在惠特拉姆的(Whitlam)三年执政之后,工党特别在意任期时间的长短,极力避免让澳洲选民留下工党只能短期执政、在任一届的不良印象。

霍克更加注重自己的个人成就,十分享受得到国民拥戴的感受,所以不再履行之前对基廷的承诺。开始感到不耐烦的基廷多次提醒霍克,要求交权,自动下台。但是他的第一次党内公开挑战失败了,被迫退到后排议员席位,任由霍克指派财长的替换人选,而被选中的科林(Kerin)表现实在太差,让工党人物都颇不放心,反过来增加了基廷的筹码。基廷坐在议会的后排议席上,心不在焉,或是很早就退席,或是和某些人窃窃私语,所有人都知道他在谋划如何再次挑战霍克,目前只是基廷“潜龙在渊”的时间,搞得霍克疲劳不堪,既要提防基廷,又要反击自由党领袖休森名为“反击”的政纲,手忙脚乱。几个月之后,基廷还是在工党议会党团内拿到了足够的票数,再次出来挑战霍克,顺利当选工党领袖,在任期中间成为新总理。

霍克基廷联手挫败了自由党的几次挑战,后期由基廷为主面对新起的自由党党首休森博士。反对党自由党在工党执政和权力转移的同时,自己陷入迷茫和路向不清的状况。皮考克和霍华德两人几次党内交锋,互有胜负,你上我下,斗得不亦乐乎,对党内人士造成巨大负面影响,也牵累了该党在大选中的表现。皮考克丢掉1990年的大选之后,党内都对两人的长期对立感到厌倦,因此在皮考克的支持下,选出一个新的领袖休森博士,来自该党外部的高层人士,希望利用他的学术优势突出自由党在经济管理方面的长处。而休森也不负众望,很快拿出了名为“反击”的全面政纲,整个党都在为实现他的目标而努力。

休森没有料到的是,较早拿出政纲会让对手有机会细细研究,抓住弱点和不清楚之处进行反击。而休森“反击”政纲的最大特点,就是推出涵盖一切的消费税,以降低或取消其它一些税种。这是一个在大选前明确提出要普遍加税的政纲,和以往政党的大选行动和策略完全相反,令搞政治的人都感到十分惊讶。普通选民对削减复杂税种并不在意,而对加税则特别关心,十分敏感,这样一来,休森提出的重大变革计划就有可能遭到怀疑或诋毁。基廷抓住这个机会攻击休森的经济学素养和政治智慧,集中打击他倡议推行的消费税,把它形容为向一般人的所有用品加税的计划,加大居民开支,影响大多数人的生活。在经济衰退已经明显的情况下,再要加税,确实令很多人难以接受,舆论也逐渐走向自由党的反面。

休森不断面对人们的反复提问,某种消费品以后会涨价多少,不胜其烦,显得有些狼狈,而在电视节目中又说不出来家常日用的牛奶面包的零售价格,给人以脱离生活、忽视民生的感觉。尽管如此,媒体和人民普遍认为1993年的大选,是自由党不可能输掉的大选,一场必胜的大选,因此自由党造势宣传活动非常积极热烈,而工党的活动就低调得多,声势不足,大概很多党内人士都在考虑放弃和认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很少有人会对基廷的工党抱有希望,即使工党自己的成员也是在尽人事,听天命。基廷还在尽力挽回影响,继续攻击休森,作最后的努力,某次到一个学校访问时,分外热情地向那里欢呼的女学生们作出回应,象个影视明星一样。也许人们会嘲笑他在作最后一搏,形同小丑,但起码基廷仍然在努力,不放弃。

在大选之夜,人们普遍期望工党将很快承认失败,反对党的兴奋情绪也达到顶峰,都急不可待,其成员早已预订了酒店大堂准备大肆庆祝,胜利即将到手,休森将毫无悬念地就任总理。在全国电视转播中,按照惯例邀请两党部长作现场评论,自由党的嘉宾当然兴高采烈,工党人士则小心翼翼,沉默寡言,只待结果出来就了结此事。

在这种压倒一切的兴奋气氛中,基廷最后的胜利就显得格外惊奇和反常,在澳洲现代史上留下大放光彩的一页。事态变化太过戏剧化,太过惊人,令很多人都陷入谜团,难以理解。选举计票转播间内最为直接地显示了这种现实和气氛的剧烈转折。大约在晚间九点钟,气氛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工党不仅没有丢掉许多议席,反而从自由党手中拿走一些议席,令工党的席位总数保证他们有资格继续执政。自由党的嘉宾大失所望,情绪急剧转坏,被邀来作评论的部长们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肌肉僵化,甚至说不出话来。与此相反,工党部长的情绪开始变得轻松起来,随意指点江山,但尽量避免触及在场政治对手的低落情绪。但木已成舟,再也无法逆转工党的这一大逆转。那些准备庆祝的自由党人大为失望,后来报纸报道一个出租车司机拿到不菲的小费,一个喝得醉醺醺的贵妇人放声喊到,如果休森赢了,她给的小费会更多。这是一个令自由党人格外失望的夜晚,难以忘怀又极想忘掉的噩梦。

当晚基廷赶到工党的会场,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他说这场前所未有的大选结果,是对那些抱有真实信念的人的最佳回报(true believers),对那些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充满信心和积极工作的人来说是一场最为甜蜜的胜利。基廷的险中取胜既延续了工党的执政地位,又为自己赢得真正领袖的声誉。基廷的连任与当年美国杜鲁门总统大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中途接任魅力领袖的班,必须通过自己亲手获得的大选胜利来证明自己。杜鲁门甚至得不到自己政党的支持,自行宣传跑票,基廷起码到最后还是工党的正式领袖。两人在大选之夜前,都属于被众人预期即将离开政府的政客。杜鲁门到第二天早上才得到他成功连任的确实信息,而基廷则在当晚就开始庆祝胜利了,度过了一个兴奋难忘的夜晚。

基廷大选获胜之后,对自由党更加不以为意,认为可以只顾自己的计划,而不必顾忌自由党的变化和行动。他先后推出了几项重大措施,开始了与澳洲土著人的和解过程,跟在最高法院历史性的“马宝”裁决之后,在国会积极通过了《土著地权》法案,奠定了今后调整与土著人关系的基础,令自由党的倒退行动更为困难。

作为爱尔兰移民的后代,又是惠特拉姆“解职”事件受害者的工党的领袖,基廷特别注意推动澳洲的共和运动,尽早结束与英国及其王室的非正常关系。基廷意识到八十年代后国内已经具备共和运动的基础条件和情绪,自由党内也存在着拥护共和的潮流,连考斯泰洛都有志推动这一运动。基廷任内设立了全国共和委员会,讨论有关的各项问题,主席就是自由党的高层人物唐博(Turnbull,2015年出任总理,又称特恩布尔),以便令两大政党在这一关系国家根本的议题上顺畅沟通,达成一致。该委员会建议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前举行公民投票,但由于所涉及的议题过于繁杂难解,自由党保守派也故意将问题复杂化,坚持维持现状,结果令1999年的全民公投勉强否决共和制。这让自由党内象考斯泰洛这样的开明人士都感到遗憾。霍华德任内自然不再重视这一议题,将其放到极为次要的地位。

基廷政府任内,澳洲开始特别关注亚洲地区发展,明确意识到澳洲离亚洲太近,离欧美太远,只有搞好近邻关系,才能更多地受益,减低冲突风险。澳洲开始改善与印尼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并利用日本和中国的资源需求增加出口和收益。基廷时期也推动促进了亚太经合组织的建立,加入多边组织,以改变过去单一依靠美国的立场。

但是澳洲的经济并未好转,衰退仍然深度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意,失业率偏高,在这种情况下,基廷专注于那些影响深远的重大问题而忽视当前的紧迫状况,令许多选民感到被误导和被忽略,再加上工党已经前后执政十余年,给自由党一次机会的想法,很容易地获得共鸣。休森之后,党内人士认为还是霍华德稳重和始终如一,不离不弃,他的固执这时变成了优点。因此在短期试用经验欠缺的唐纳之后,霍华德又重登党首地位。

他采取典型的保守政策,不再象休森那样急于推出本党的全面政策规划,而是坐等工党犯错误,连休森推出消费税的举措,也被霍华德抛弃了,理由是选民通过他们的选票已经明确地否决了这个新税种,所以自由党根本没有理由把它当作本党的基本政策。选民们相信了霍华德当时信誓旦旦的保证,想不到日后霍华德会绝然食言,把消费税再次拿出来在全国推行。自由党又把自己形容为“有同情心的保守派”,表态温和,不再肆意攻击社会福利和工会权利,试图缓和与中下层选民的种种紧张状态。霍华德的精力主要放在攻击执政党工党上面,效果很好,经济形势成为工党政府的弱项,而基廷又集中精力在那些远大宏图理想之上,给人以华而不实的印象,大有助于自由党的民意支持度上升。

1996年,工党长达十三年的漫长统治终于走到头了,尽管争取再度连任的基廷本人攻击性不减,但是自由党很少主动暴露自己的弱点,让基廷都找不到具体的可以着力的攻击点,以致他在选前的最后一次新闻记者会上,充满怨意地把自由党的政策嘲笑为“复印机”,抄袭工党的政策而无所作为。但是此时的选民们已经对这些枝节细处不在乎了,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工党控制衰退和推动复苏的行动失败了,若给不断自荐的自由党一个机会,或许才有些希望。并不是自由党握有更好的办法,霍华德其实同样是个政坛老人,自由党并无新人新意可以炫耀,只是在政治方面,政党换马是个相对简单的办法,选民们倾向于认为把反对党推上台的后果可能会更好,何乐而不为。一向情绪高昂的基廷,就此悄然离开政坛,几乎销声匿迹。

基廷刚刚接替霍克就任总理时,就遇到美国总统老布什来访,令在国内政治中风头甚劲的基廷有些不太习惯,特别是那些身为政府首脑躲不开的一些重要礼仪场合,霍克也许是更为适合出席的人选。当基廷和老布什在两国首脑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时,人们似乎不太认识这样一个基廷了,小心翼翼,声音平和,甚至表现得有点羞涩,明确无误地表明他不习惯这类官式礼仪场合,尤其是不能发挥他随口乱说的特长。这让有些工党成员开始担心,如此谨小慎微的基廷如何对付休森和他的自由党对手。但是基廷很快就恢复了他的本性,在他最喜爱的战场--议会辩论里找回信心和技能,再次投入到打击休森和自由党政纲的战斗中,直到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仅此一役,他就在工党的历史上获得了自己应得的显著地位。

基廷刚刚上任总理时,一次乘直升飞机去乡村地区视察,但该机在堪培拉一个树木茂密的地区起飞,螺旋桨叶扫到了旁边的树叶,导致机身起伏不定,左右乱摆,机长急忙稳定机身,经过一番努力,飞机才顺利升空,达到不受树木干扰的高度。当时情况确实有些危急,极有可能迫降或坠毁,导致一个新任总理的伤亡,演变成前总理豪特溺水之后的又一灾难性事件。电视直播让人们看到此次的险情,虽然基廷并没有表现出惊慌失措,但事后官方承认当时飞机处于“麻烦”状况,机长之后也要接受调查和记过。

退出政界之后,他明白工党内部对他在1996年的惨败耿耿于怀,而自由党从上到下都对他过去痛斥本党人物怀恨在心,所以澳洲几乎没有他的立足之地,很长一段时间销声匿迹,有时露面于中国的博鳌论坛一类的场合,作为前政治人物出现,确实有些落魄。随着工党在陆克文领导下再度执政,又摆脱了同时代人霍华德,基廷才出现在一些社交场合,并对工党和自由党的言行方向作出自己的评判。但无论如何,他再也不是过去那个精力充沛和言语尖刻的政客了,略有衰老之象,言语之间的停顿多了很多。他仍然秉持过去一贯的特色,并不专注于个别政治议题和人物的对错,偏好宏图远景,为澳洲的长期福利和战略利益考虑,特别是澳洲与亚洲和中国的关系,最近还对奥巴马访澳时的过分政治化表演提出尖锐的批评,从澳洲的立足点出发,认为应该给中国以崛起的空间,反对美国强加于澳洲的不切实际的围堵任务。

虽然基廷在八九十年代工党执政时期推动作出过不少影响相当深远的改革,但是他的特立独行和最终败于政治对手霍华德,令他难以被澳洲人视为真正的政治家,能否在澳洲现代政治史上留下正面长期的评价,还很难说,有很大机率会被一些幸运油滑而并非视野宽广的政治人物盖过他的光彩。

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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