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卖潜艇”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原题为《解析日本对澳“潜艇外交”》

访问菲律宾之后,日本海上自卫队另一艘苍龙级潜艇计划于2016年4月到访澳大利亚。考虑到两国正在展开的潜艇销售谈判,此举引发外界关注。

分析认为,随着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在能源、经济、安全方面的联系迅速发展,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海上争端的持续升温,重视和强调“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成为美国及其盟友亚太战略的重要内涵。如今,美国有意撮合日澳加强在印度洋方向的防务合作,不仅支持日本向澳大利亚推销潜艇,并默许今后日本潜艇借道澳大利亚进出印度洋的可能性。一些评论担心,美日澳若形成“海上三边协防”,必将引起中国的不悦,给亚太局势带来新的变数。

日本“卖潜艇”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2015年10月15日,日本横须贺沿岸,日本海上自卫队在相模湾举行海上自卫队阅舰式,自卫队成员登上苍龙级潜艇。]

美在作战系统上为日“背书”

早在2014年11月16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三国首脑借布里斯班G20峰会之机举行会谈,重点探讨了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安全。目前,美国已投入两亿美元用于扩建和改造印度洋中的英属迪戈加西亚岛军事基地,以便停泊攻击核潜艇并进行有限的维修和人员休整。但在美国看来,这种安排仍不足以应对中国海军在这片关键水域的“力量成长”,因而极力撮合日本与澳大利亚提供协防帮助。美国《海军技术》杂志指出,美国鼓励“印太”盟友和伙伴加强相互间的安全合作,形成“连接辐条”式的安全合作,其中重点就是澳日双边安全合作,主打项目就是潜艇。

据报道,日本积极向澳大利亚推销12艘苍龙级大吨位柴电潜艇,以满足澳国防部“海洋-1000”计划的需要。按计划,新潜艇应在2030年前全部服役,整个潜艇设计时间为8年,建造时间为7年。至于澳海军对潜艇的具体性能要求,核心内容只有两个:一是集成美国开发、澳大利亚出资的AN/BYG-1作战系统;二是在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制造新型潜艇的推进系统,并设立陆基实验设施。其中,能否搭载AN/BYG-1作战系统事涉新潜艇战斗力生成的关键。

目前,美国已在关键性的作战系统方面为日本“背书”,承诺日澳潜艇贸易一旦达成,AN/BYG-1系统的供应不成问题。而参加澳军潜艇竞标的德国和法国厂商没能得到这样的保证,无疑令日方深受鼓舞。

此外,日本政府在多轮谈判中逐步掌握技巧,不再坚持本土建造潜艇,同意对澳转让核心技术。据悉,苍龙级的特色是其不依赖空气推进系统(AIP),而采用斯特林闭式柴油机结合常规铅酸电池的动力模式,从2015年开始,该艇电池全部换成稳定性更高的锂离子电池,这将大大延长潜艇服役寿命。日本政府提出,从财政角度分析,2014年以后日本国内厂商每建造一艘苍龙级潜艇,单价就会随之降低,澳大利亚若选购会非常划算。

从安保方面来看,如果实现日本对澳潜艇出口,特别是由日企直接建造澳军潜艇,一来有助于密切日澳或美日澳三国防务合作关系,扩大各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合作与信息交换;二来能够拓展日澳双边军事合作关系,甚至能为自卫队争取到使用澳演习场地的资格。

为自卫队“走出去”创造条件

在本港《军事家》杂志看来,日本卖潜艇不光是为“军工走出去”,更是为自卫队“走出去”创造条件。

前日本防卫大臣森本敏曾宣称,随着美国军事力量逐步退出西太平洋“第一岛链”,日本已无法轻松获得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与“行动自由”,加之中国海空军极力发展的“反介入/区域隔离”(A2/AD)战斗力,也让日本感到紧张。在中国积极打造的作战体系中,潜艇是优先发展对象,这对日本沿着冲绳西南列岛直至小笠原列岛一线部署的既有反潜探测及作战网(ASW)构成巨大挑战。

而在中国海军积极远航印度洋的情况下,日本海上自卫队更是鞭长莫及,因此有必要展开防务合作,即日本仍主盯东海,远距离的南中国海以及印度洋由澳大利亚海军负责。因此,日本有意向澳大利亚出售更多数量的先进潜艇,保证其相关的警戒监视及作战能力。

如今,日本舰艇从本土前出印度洋,大多经马六甲海峡,那里素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最窄处仅37公里,深度只有25米,如果有潜艇途经,也基本是用挂旗方式“无害通过”,即便需要隐蔽出航,也因航道狭窄和水深有限,面临巨大的技术考验。当然,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通道不止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甚至更遥远的巴斯海峡都是极为关键的水道,理论上也是日本可兹选择的孔道。

比如,被视为马六甲海峡“辅道”的巽他海峡位于印尼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海峡宽度26-110公里,相比马六甲的最大优势是平均水深适宜大型舰船、潜艇通过,况且海峡东南出口处是新加坡,如有需要,美日澳仅需囤兵新加坡一点,即可实现封控。近年来,美军对巽他海峡的使用日益增多,第七舰队的两栖打击群(ESG)曾多次经此处实施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兵力调动,日本政府的特种船只在巽他海峡周边的出没频率也大大增加。

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关键水道均是澳大利亚海军的传统行动范围。冷战期间,澳海军潜艇曾多次经上述水道进入南海和西太平洋活动,监视苏联海军。如今,澳大利亚急切希望获得日本潜艇技术转移,而且澳海军在柴电潜艇四大任务(鱼雷导弹攻击、布雷、反潜防潜和侦察巡逻)中,最擅长的莫过于远程侦察巡逻。因此,日澳未来的“海上协防”将对“印太”关键水道产生重大影响。

与美澳实现互联互通

从历史来看,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日本潜艇出现在澳大利亚港口,并不令人惊讶。

据台湾《亚太防务》披露,日本学者早年就鼓吹建立由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组成的“西太平洋条约组织”,但从未被日本政府认真接受过;2006年安倍晋三首次执政时期,在美方的鼓励下,日本开始密切与澳大利亚的直接战略协作关系,以联合应对崛起的中国大陆。2007年3月,澳大利亚和日本在东京签署安全合作联合宣言。日本《丸》杂志评论称,强化澳日双边联系是加强美澳日三角安全合作的最主要的一块基石,最终可推动一个“小多边”(mini-lateral)的集体防务部署诞生。

应该说,日澳防务伙伴关系一直建立在成熟的情报合作和实际的军事协作上。多年来,日本国家太空发展局利用澳大利亚西部的地面站,为发射和定位四颗侦察卫星提供帮助;同时两国都是“防止核扩散安全倡议”(PSI)的核心国家,历次演习中两国皆并肩行动;日本自卫队和澳军还曾在伊拉克共同执行人道主义重建活动。

“日澳都是拥有丰富水下侦察巡逻经验的国家。不过,日本海自当前主要用水面舰艇和反潜巡逻机监视周边水域,在发现对方目标的同时自己也暴露在外。”前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相当于总参谋长)斋藤隆表示,考虑到中国海军的活动趋向频繁,日本海自可改以潜艇担当秘密监视的“暗哨”,让对方无法察觉自己的监视行为,以达到“突然性”。

在他看来,日本海自未来的潜艇舰队应奔赴更远、更广阔的水域(如印度洋)执行巡逻监视任务,这不但要增加潜艇数量,更需提高搜索速度。“假如速度能提高一倍,其搜索范围也可扩大一倍,当务之急是提高潜艇更长时间里的中速搜索能力。”

斋藤隆强调,考虑到中国海军普遍列装高速鱼雷的趋势,日本新潜艇设计不能一味以“突破20节最大航速”为追求,而应配备相关鱼雷诱饵等“软杀伤”武器。此外,新潜艇的“网络中心战”能力也是开发重点,海自需要建立潜艇、水面舰艇与巡逻机进行交互式信息传输的战术网络,实现“一点侦知,系统反制”;如果能与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盟友作战平台实现互联互通,无疑更是锦上添花。

特约撰稿/ 萧萧

本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6年第12期总第5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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