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的殷商大军 从遁迹中“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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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汤和成吉思汗

纣王在鹿台自焚后,周武王对姜子牙说:“要另当捡出纣王骸骨,以礼安葬。”姜子牙领命,吩咐军士整理纣王遗骸,具为衣衾,以天子之礼殡葬。

周公东征平定殷商武庚叛乱

中国古文化素有“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即可以灭掉一个国家,但不绝其后嗣。周武王保留殷人的祭祀,并让纣王之子武庚继承商的王位,统管殷商部分旧地(今河南安阳),又安排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商都附近,行使监国之职。

先秦时期,周朝国民称黄河流域下游地区为“东夷”,殷商也在这一区域。称对方为“夷”并非歧视,而是因东夷先祖来自部分炎黄后裔。比如,东夷少昊是黄帝之子,伯益是黄帝重孙。商族的先祖是东夷少昊族系玄鸟氏的一支。在《史记》、《诗经》中都有记载,譬如《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上古时期,东夷与炎黄东西相对,同为后世汉族,尤其是北方汉族的重要组成。三国时韦昭对《国语》之《晋语八》的注释,就有“鲜卑,东夷国”的记载。不过,这与秦汉以后史籍中出现的“东夷”没有直接关系。秦朝以后,“东夷”延伸为对东方之外民族的泛称。

到周成王即位后,武庚趁周朝初定,成王年幼,便联合蔡、管、霍诸侯国一起反叛大周。成王的叔父周公率军东征,历经三年平定叛乱。为防殷商遗民再次暴乱,成王封姜子牙于齐,封周公长子姬伯禽于鲁,以齐鲁两国镇守东夷。周公为了长治久安,制定典章,制礼作乐,规范国民道德。在周朝礼治、齐鲁两国的教化影响下,东夷之势渐渐或逃或亡或融入周朝。

失踪的殷商大军“现身”破解历史悬案

由此留下一段历史悬案。殷商灭国后,能征惯战的殷军统帅攸侯喜率领的10万主力大军,以及林方、人方、虎方等部落的15万人,在改朝换代的历史境际中突然失踪了。这25万殷商军民的去向,由此也成为历史的疑案。

三千年后,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历史考古界发现一个事实,在追溯史上的遗迹时,发现殷商遗民失踪的同时,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上突然兴起新的文明——奥尔梅克文明。更令人讶异的是,当地出土的文物玉圭、玉雕含有大量甲骨文。据专家考证,这些玉圭上所刻正是殷人先祖的名号。当地现存的传说、风俗、语言习惯等也都带有强烈的殷商文化色彩。

因此学界推测,殷商大军遗民一部分随着他们的军队首领到达中美洲;另一部分则是从山东半岛越海迁徙到东北辽东一带。在此地,他们遭遇了另一支源远流长、顽强彪悍的民族——肃慎。东夷鲜卑远道而来,无力与肃慎发生纠纷冲突,便继续北迁。一直到高寒多林木的大兴安岭和水草丰美的蒙古东部草原,逐渐演变为先秦鲜卑的生息之地。

东夷鲜卑源于中国,是标准的华夏子民。在历史进程的驱动下,他们不断变更、迁徙,因外在环境的影响,甚至外貌、风俗和生存的习性也发生重大改变,单就血缘来看,他们的血统来自华夏。

中国古代被称为“神州”,其中原王朝亦称为“天朝”。顾名思义,神州即众神眷顾、天人下世之地。因此,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始终流传着大量的神话、神迹、修炼文化也就不足为奇。因为众神的眷顾和庇护,所以中土文明相比同期世界上的其它文化,表现得更加辉煌、更有福分,也更有神性。

但,中原先祖一旦远离中土,也就逐渐失去神传文化的熏陶和运化,加上外在生存环境的苛刻与局限,游牧便成为东夷鲜卑的主要生存方式,并衍生出与此相关的生活风俗和饮食习惯。

生命科学遗传学证实蒙古人和殷商的渊源

迁徙到蒙古高原的殷商各部不断融合,随着历史的演变,他们的子孙以东胡、匈奴、鲜卑、柔然等角色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历经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一千多年的起伏演进,蒙古逐渐兴起壮大,并最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对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遗骨,经过数年的整理和测量,提出殷墟人骨存在三大人种成分、五个种族类型的观点。其中,第一型就是典型的蒙古人种(Classical Mongolid)。现代生命科学从遗传学角度证实了蒙古人和殷商的渊源。

那么,也就是说,蒙古出身的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他们的血统同样来自华夏,他们都是纯种的华夏人,蒙古人是纯种的中国人。只不过后世因区域的限定、因华夷观念的阻碍、因国际格局的组合与划分,把本是来自华夏的民族,划为了外域,把成吉思汗的国籍划成了外蒙古,把忽必烈创建的大元王朝视为是外夷对中原的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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