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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美关系大体在近年来形成的新常态下运行,摩擦、竞争与协调、合作并存,但这并不是双边关系既有模式简单循环的一年,美国对华态度出现了新的趋势,中美在一些领域的竞争与摩擦导向了不同的结果,中美合作取得了新的进展,双边互动也有了新的特征。对这一年中美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在新常态下的特征和今后的走势。

一、摩擦与竞争导向不同结果

摩擦与竞争仍是2015年中美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两国在一系列领域的分歧给双边关系带来了紧张和波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方式和后果也对中美关系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经济层面问题。中美经济摩擦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均有体现。在双边层面,中国长期关心的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控制和改善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环境方面缺乏实质性进展。另一方面,美方继续抱怨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认为中国调整相关经济政策、加大反垄断力度,使在华美资企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未能取得重大进展,表明中美在中国投资市场开放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在多边层面,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要抓手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在10月初达成协议,奥巴马曾多次公开表示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目的,就是不让中国制定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规则,因此这个不包括中国的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协定是美国与中国开展地缘经济竞争的重要工具,并具有地缘政治上的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期建立更符合大多数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合作安排。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中美在经济领域的规则之争将更趋激烈。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由于担心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受到冲击,奥巴马政府竭力反对中国成立亚投行的倡议。美国不仅自己不参加,还对其盟友进行劝阻。然而,由于亚洲地区存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寄予厚望,包括众多美国盟友在内的57个国家最终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中国亚投行倡议的空前成功使美国的阻挠遭到挫败,国际社会甚至美国国内主流舆论都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在第七届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方与中方讨论了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的问题,中方表达了积极意向,有助于减少美方对中方意图的疑虑。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开始调整对亚投行的立场,从抵制转向欢迎,并表示将来不排除与该机构的合作。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美方表示“欢迎中方不断增加对亚洲及域外地区发展事业和基础设施的融资支持。国际金融框架正不断演进,以应对在规模、范围和多样性方面都在发生的变化,并将包括以高标准和良好治理作为核心原则的新机构”。中方则表示要加强对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发展银行、泛美开发银行的捐资支持。这意味着中美在国际金融合作上达成了重要谅解。此后,美方支持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一篮子货币,美国国会也在延宕多年后批准了IMF2010年的投票权改革方案。中美在亚投行问题上的较量以美方失败告终,美方适时做出明智的政策调整,支持和接受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力图避免中国“另起炉灶”,有利于推动两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进一步的建设性合作。

网络安全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是近年来中美摩擦的一个新领域,并呈激化趋势。2013年“斯诺登事件”后,美国试图在通过网络从事政治、安全情报搜集和从事经济情报搜集二者之间做出区分,指控中国政府和企业对美从事网络商业间谍活动,并在2014年5月以此为由宣布起诉5名中国军人,导致“中美网络安全联合工作组”对话中断。2015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宣称其网站遭到入侵,大量个人信息被黑客获取。奥巴马政府随即将矛头指向中国,并威胁要对华采取报复措施,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摩擦加剧。为防止网络安全问题影响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访问,中方派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以习近平主席特使身份,率公安、安全、司法、网信等部门有关负责人访问美国,同美国国务卿约翰 克里、国土安全部部长杰 约翰逊、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 赖斯等举行会谈,就共同打击网络犯罪等执法安全领域的突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习主席访美期间,先后四次专门谈论网络安全问题,向美方充分表达了反对网络商业窃密等违法犯罪行为,寻求与美方合作打击网络犯罪的意愿。双方公布了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达成的四点共识:各自国家政府均不得从事或者在知情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包括贸易秘密以及其他机密商业信息;双方对对方就恶意网络活动提供信息及协助的请求及时给予回应;建立两国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共同继续制定和推动国际社会网络空间合适的国家行为准则。中美达成的上述共识有利于缓解两国在该问题上的摩擦,被美方视为习主席访美期间所取得的重要成果。12月初,中美首次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达成《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并同意通过桌面推演、建立热线、专家对话等一系列行动共同推进这一领域的合作。这次对话及其所取得的成就表明中美网络安全合作进入新阶段,在经历多年的纷争与摩擦后,终于“以建设性的方式合作解决双方在网络安全领域面临的共同挑战”,把分歧摩擦转化为合作亮点。

南海问题。随着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顺利推进,美国调整了介入南海问题的方式和力度。2015年春,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初具规模,美方对中方开展岛礁建设的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感到意外,认为近年来美国很大程度上以外交形式介入南海问题的努力未获成功,要阻止中国在南海进一步“扩张”,必须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方式。2015年5月,美国侦察机飞越中国在建的南海岛礁上空,遭到中国海军多次警告。美国军方意图采取更多挑衅性行动向中方施压。白宫考虑到习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访问、伊朗核问题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因素,对军方施加了一定的制约。9月习主席访美期间,奥巴马要求中方停止在南海的岛礁建设,不推进南海“军事化”,习主席则强调了中方将继续推进南海岛礁建设、无意搞军事化的立场。奥巴马在当面施压未果后,转而批准军方升级在南海的行动。10月底,美“拉森”号驱逐舰以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为名,进入中国南海渚碧礁12海里活动。中方对美方举动提出强烈抗议,海军司令吴胜利在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的视频通话中,批评美方行为威胁了中国主权和安全,损害了地区和平稳定,极具危险性、挑衅性,并警告“如果美方继续进行这种危险的挑衅行动,双方海空一线兵力之间极有可能发生严重紧迫局面,甚至擦枪走火”。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在会见来访的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哈里斯时也指出,美方派军舰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近岸水域,对中方领土主权和岛礁安全构成威胁,极易引发误解误判和意外事件,中方对此严重不满。为应对美方挑衅,中方加大在南海地区的军事戒备。然而美方并未就此罢手,于11月和12月两次派B-52轰炸机飞近中方南海岛礁,其中一次更飞进华阳礁上空2海里范围内(事后美方称此次是“误闯”)。美方还表示,将在南海常态性地开展“航行自由行动”。作为回应,中国海军11月和12月先后在南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以提升应对南海军事挑战的能力,提醒美方谨慎行事。中方还在2016年初对南沙永暑礁新建机场进行了校验飞行。美方则升级其施压模式,于1月30日派“柯蒂斯 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驶入中国西沙中建岛12海里海域,将介入南海的范围从南沙海域扩大到西沙海域。由此可见,当前中美在南海的互动态势是:中方继续推进南海岛礁建设,美国海空军常态性进入中国南沙和西沙岛礁附近,包括12海里范围内,并动员其地区盟友如法炮制,以加大对华压力,中方再提升南海军事存在予以反制。中美南海角逐呈现升级趋势。

上述态势表明,中美在一些领域的竞争与摩擦导向了不同的结果。在经济领域的摩擦和竞争呈长期化趋势,但问题激化可能性较低;在亚投行问题上的较量有可能促进中美在维护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上的合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摩擦得到了有效管控;在南海问题的角逐可能进一步升级。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结果,与问题的性质、中美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利益关系、力量对比和政策手段等密切相关。

在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下,双方竞争与摩擦呈上升之势。由于中国力量的增长和大国外交的推进,中国正在更加活跃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而美国为了保持传统优势地位,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则越来越敏感,防范之心越来越强。两国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国际机制领域的竞争扩大、摩擦增加,这种常态化且不时激化的竞争与摩擦,是中美力量对比变化和权力转移过程中的正常现象。然而,竞争与摩擦只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协调与合作则是双边关系的另外一个甚至更加重要的方面。因此,中美要习惯这种状态,不能因竞争与摩擦而对双边关系大局抱过分消极悲观的态度。

中美关系缺乏一个全面的战略性合作框架,而在竞争和摩擦业已成为双边关系结构性特征的背景下,处理好这些问题与发展合作同样重要,甚或更加重要。这就需要双方提升争端解决能力,加强危机预防和管控。两国领导人要在战略层面给予更多重视,职能部门则应在战术层面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在机制、规范和实践中丰富争端解决和危机处理的能力。

二、稳定与合作卓有成效

在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下,处理好中美关系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要在动荡起伏中稳定住双边关系,把握住双边关系的大方向,防止出现大的震荡或下行;二是要不断扩大和深化互利合作,使合作成为双边关系的主流,为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正能量。

从2015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来看,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对双边关系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中方谋求稳定、扩大合作的努力可圈可点。习主席访美之前,美国反对亚投行、中美在南海和网络问题上的摩擦等使双边关系笼罩在消极紧张的气氛中,美国国内甚至出现了要求对华政策改弦易辙的呼声。在此背景下,习主席访美起到了扭转中美关系发展势头、改善双边关系气氛、推进两国合作的重要作用。

第一,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白宫秋叙延续了庄园会晤、瀛台夜话风格,双方通过深度、坦诚的对话,阐述了各自的战略意图和在重要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习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的会谈中重点传递了以下信息:要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使和平、尊重、合作始终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旋律;要坚持增进战略互信,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以宽广的胸怀对待差异和分歧;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习主席尤其强调,要正确对待分歧,不要让分歧成为双边关系的摩擦点,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唯一正确选择。习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建设性的战略对话有助于减少美方对中方的疑虑、防止误判,有助于美方在国内消极的对华气氛中保持对华政策的大致稳定。

第二,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的演讲中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障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向美国商界传递了积极信号,有助于增强其在华开展商务活动的信心。而习主席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参观微软总部和波音公司等活动,更体现了中国政府对发展中美经贸关系的高度重视。鉴于美国商界在发展对华关系中的积极作用,争取美国商界不仅有利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更有利于整个双边关系的稳定。

第三,这次访问推动双方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具体进展,如美方表示要加强与中方在反腐追逃上的合作;双方达成空中相遇规则及同意建立危机沟通机制;双方进一步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双方同意在第三国开展发展合作;美国重申在人民币符合IMF现有标准的前提下支持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审查中纳入SDR篮子,等等。总的来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次访问所达成的多数合作成果都是双方现有合作进程的一部分,但访问推动了合作进程,扩大了合作范围,凸显了两国关系的积极面,有助于对冲两国关系的负能量。

深入地看,2015年中美之间开展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合作,在内容和成果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反腐问题。随着中国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境外追赃追逃成为工作重点,美国作为中国贪官外逃的三大目的地之一,是境外追赃追逃工作的主要方向。中美两国以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为主渠道,以反腐败工作组为平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15年中国在推进追赃追逃重点案件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从美国遣返了一批重大贪腐外逃嫌犯。反腐败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的领导集体的工作重点,是中国政治新常态的重要体现和亮点,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支持和配合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权政策说三道四,因而常常作为一个负面因素投射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现在美国在反腐败问题上提供的合作有利于促进中美在政治领域的积极互动。

阿富汗问题。一个和平、稳定、世俗化的阿富汗符合中美两国利益。随着美军作战部队撤出阿富汗,中美两国加大了在推动阿富汗国内政治和解方面的合作。2015年7月,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在巴基斯坦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中美各自派代表参会。虽然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的死讯使第二轮和谈推迟,但两国仍积极推动阿和解进程。2015年12月,中国外长王毅与阿富汗总统加尼、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布林肯在巴基斯坦举行“2 2”四方会晤,讨论阿富汗问题。2016年1月,由阿富汗、中国、巴基斯坦和美国高官出席的四方对话在伊斯兰堡召开,为可能重启的阿富汗和平谈判制定路线图。虽然阿富汗政治和解进程道路艰难曲折,但中美两国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将会继续合作,这一合作既凸显了中美关系的积极面,也显示了两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中的重要影响力。

伊朗核问题。2015年7月14日,在经过长达20个月的紧张谈判后,美、中、俄、英、法、德等6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在此过程中,中方作为伊核问题6国的一员同时又是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核问题协议达成后,奥巴马总统致电习近平主席,肯定了中方的重要作用,感谢中方为达成这一历史性协议所作的贡献,希望同中方继续协调合作、共同努力,确保全面协议得到实施。习近平强调,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有力地维护了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为国际社会提供了通过谈判解决重大争端的有益经验,向世界发出了积极信号。在伊核问题谈判过程中,中美双方开展了密切沟通和协调,在全面实施伊核协议的过程中,中美将继续进行有效的合作。这既是中美两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体现,又展示了两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巨大能力和效力。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达成协议。2015年12月13日,来自196个国家的谈判代表通过了历史性的《巴黎协议》,这不仅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重大进展,也是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积极合作的成功典范。2014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中美发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明确了双方减排的指标,同意共同推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于2015年巴黎会议如期达成协议。此举对于其他国家进一步宣布减排计划具有重大示范效应,并使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的前景明朗起来。2015年,中美继续保持积极合作并率先垂范。6月,中国率先向联合国提交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承诺中方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8月,奥巴马宣布了“清洁电力计划”,限制美国发电厂的碳排放量,此举被称作美国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最重大的举措。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中美再次发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双方承诺携手与其他国家一道确保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重申各自落实国内气候政策,加强双边协调与合作,推进可持续发展及向绿色、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中美密切合作为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1月底,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出席了巴黎气候变化大会的开幕活动并发表演讲,呼吁国际社会达成一个全面、均衡、有力度、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提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探索人类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模式。大会期间,中美双方密切合作,并与其他国家沟通和协调,最终促成了《巴黎协定》。

在新常态下保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比以往更需要两国领导人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力,首先体现在对双边关系发展方向的积极引导。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发展方向的多元性,只有予以正确引导,才能确保其沿着新型大国关系的轨道前行。其次体现在两国之间有效的战略沟通,这对于增进两国战略互信、减少战略互疑和误判至关重要。最后体现在良好的内部协调,中美两国的对外政策是各自国内多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如果没有高层领导的有效协调,对彼此的政策就会缺乏清晰性和条理性,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就会充满矛盾和混乱。

新常态下中美合作领域的扩大赋予了两国关系以新的重要性。回顾冷战结束以来双边关系的发展轨迹,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铸造了中美互利共赢的经济纽带,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双边层面;21世纪初,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大和更加积极的外交姿态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国际化,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和外交上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态势,使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加活跃、更加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方面的合作,表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上升到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体系的改革与维护层面。

新常态下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虽然奥巴马政府在言辞上越来越多地回避“新型大国关系”提法,但近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实践表明,两国仍在朝着这个方向共同努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质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美在战略层面不断加强沟通,在战术层面建立两军互信机制,就是要避免冲突和对抗。尽管美方尚不能完全做到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但由于中国实力增强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意志,美国不得不对中国的利益表现出更多的尊重。中美合作领域的扩大和深化,也不断产生双赢和多赢的结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之路漫长而曲折,但“积土成山,风雨兴焉”,双方为此做出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宝贵的。

新常态下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方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无论是对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规划、议程的设置,还是战略沟通、管控分歧和摩擦、扩大合作等具体措施,中方都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以及对两国关系更强的塑造能力。这既与中国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有关,更与领导人的自信心和执政风格有关。实际上,这种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姿态不仅体现在对美关系上,也体现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方方面面。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比美国更少受旧的思维和政策行为的束缚,更能在中美关系的实践中引入新的理念和举措,中国在中美互动中引领作用的扩大将有助于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进一步构建。

三、中美关系走向结构性调整

2015年,美国对华态度出现了新的趋势。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深入开展和国内治理方式的进一步调整,美国越来越不适应中国内外政策的新常态,对华疑虑和不满逐渐上升,美国国会、军方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纷纷鼓吹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在此背景下,美国学界就对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一派认为,美国长期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要调整对华战略,对中国实施有力的制衡甚至遏制;另一派认为,在中国力量和战略进取心上升的背景下,美国要适应力量变化的新现实,尊重中国合理的利益诉求,在西太平洋与中国达成战略谅解;还有观点认为,当前的对华政策是尼克松以来历届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继续,美国应该坚持这一政策,同时根据形势变化做出一些策略上的调整。此番对华政策辩论,折射了美国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焦虑感,也反映了美国政策精英中坚在美国对华政策上的混乱感。

尽管美国国内对华情绪变得更加消极、要求对华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呼声上升,奥巴马政府却无意大幅调整对华政策。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前,苏珊 赖斯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指出:与中国发展富有成效的、合作的关系是奥巴马政府亚洲战略的核心支柱,奉行这一政策使中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中美之间有着众多分歧,但“我们管理分歧的能力超过分歧本身”;奥巴马政府将继续努力与中国发展惠及两国人民的富有成效的、合作的关系;未来几十年,美国领导人必须与中国保持促进合作同时允许健康竞争的关系。奥巴马总统在习近平主席结束访问之际强调,他“致力于扩大两国间合作,同时我们坦诚地和建设性地处理分歧”。

在执政的最后一年,奥巴马政府大幅调整其对华政策的可能性较低,仍将延续“接触加平衡”的政策组合:通过接触促进中美合作,运用制衡牵制中国力量和影响力增长。值得关注的是,2016年中美合作难有突破性进展(如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结束的可能性不大),而美国对华政策的风险有可能上升。具体而言,一是美国大选对对华政策的影响,候选人常常在选战中将矛头指向其他国家,中国躺着也会中枪,这些候选人对华强硬的言辞有可能影响奥巴马的对华政策;二是美国军方在西太平洋自行其是,破坏中美关系稳定,美国军方是对华平衡政策的积极推手,军队和国防部门的高级官员大多对华强硬,认为美国应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并积极推动美军更多地介入南海问题,这可能导致中美在南海对峙升级或发生意外冲突。

从美国实力地位及所处国际环境看,虽然美国经济正在稳健复苏,但尚未实现强劲增长,前景并不乐观:美国的力量优势不再像克林顿政府后期和小布什政府初期那样突出;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战略复兴削弱了美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美国在欧洲、中东、东亚同时面临更加复杂的外交与安全挑战。总体而言,美国力量优势和主导地位的下降将是长期趋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需要应对的挑战也会越来越多。从中国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看,虽然中国的发展可能在经济、政治、安全、地缘政治和国际事务等领域与美国产生更多的竞争与摩擦,但中国并不像原苏联那样对美国核心利益构成重大威胁,中国影响的是美国越来越不合时宜的霸权利益,在力量优势不断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应调整其利益目标,适应一个多极而非单极的世界。最后,从中美合作对美国的重要性看,随着中国经济继续发展、国际作用进一步发挥,美国在实现其国家利益目标方面将更加依赖与中国的合作,正如奥巴马总统所强调,中美携手合作“使两国和世界更加繁荣和安全”。对任何美国领导人来说,以中美合作为代价推行对抗性的对华政策将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即便做出这一决定也难以持久。

实际上,就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而言,美国对华政策不在于想做什么,而在于能做什么以及能做成什么。鉴于美国当下的实力地位、大的国际环境以及中美两国力量和利益格局,下一任美国总统,不管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可能对现行美国对华政策做出大的调整,其对华政策基本上还是综合运用接触、合作与制约、平衡两手,在经济和国际问题上谋求与中国合作,在安全上防范中国。当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领域,如经贸、安全、地缘政治、人权和价值观等,美国可能有选择性地加大对华施压和竞争力度,这会导致双边关系的局部紧张和对抗,但中美关系大局不会发生颠覆性变化。

展望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中国的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进一步提升和更加积极有所作为的大国外交的推进,中国在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中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增强。在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力量对比和互动态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有利于中方的变化,中国在双边关系中的主动性进一步上升,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稳步增强。从战略上看,中国正在推动中美关系的结构性优化,包括力量对比差距缩小、利益相互依存更加对称、合作空间更加宽广、对分歧和摩擦的管理能力增强、发展方向更加健康积极等。在战术上,中国在长期对美交往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双边关系的稳定能力和引导能力不断提高,这有助于确保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和动态发展。美国将在这个过程中逐渐适应中国的新角色和中美关系的新结构。(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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