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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退伍军人学雷锋被送进疯人院
助人为乐,躁狂症……这些描述词语都集中在徐克斌身上,让人感叹。

也许徐克斌的行为与周围人们的行为方式颇不一致,不过徐克斌的言行毕竟对社会和他人没有危害。

徐克斌的经历,以及周围人们对他的眼光、评价,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这个家过不下去了”,说着,徐克斌的妻子李贤蓉把脸扭向墙面,两道泪水滑过瘦小的脸颊,无声地汇合到颌下。

徐克斌挨着她端坐在床边,他木然保持着军人的坐姿———两脚分开,双手自然放在膝上,挺胸抬头。他站起身,又给记者的水杯添满水。

徐克斌,一个特别难以描述的人。

有人赞他是“活雷锋”,有人斥他为“疯子”;语文教师戏谑称他是“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精神病医院诊断他有间歇性的躁狂症;李贤蓉噙泪说“这个家过不下去了”,徐克斌坚持认为“做好事是我一生的荣幸”。

家庭

最后一次从重庆市开县精神卫生保健院(下称精神病医院)出来后,徐克斌花5元钱专门买了一把比他还高的大扫把,每天傍晚他就像清洁工一样,把门前500多米、两车道宽的街道扫得干干净净。有时候他还到镇里的广场上收拾垃圾,仿佛这广场就是他家里的客厅。但最近一周,他不这么做了,因为许多骂他是“疯子”的风凉话传到了李贤蓉的耳朵里,李贤蓉忍无可忍之下硬是把他拉住。他想了想说:“好吧,那我就扫自己家门口吧。”

晚饭后,他从4个药瓶里倒出7颗白色小药丸服下,这是治疗躁狂症———一种症状为情绪极度亢奋的精神病的药物。然后他开始睡觉,直至第二天11点。

徐克斌住在开县岳溪镇,与刘伯承元帅的故居只有一镇之隔。4月13日当记者见到徐克斌时,他略显虚胖,他专门换了一件平日舍不得穿的军衬衣,笔直的军裤,锃亮的皮鞋,衬衣纽扣一丝不苟顶到了喉结部位。他容易出汗,却不愿解开最上端的纽扣,任由汗水浸湿了一圈衣领。他微笑说:“这点苦算不了什么。”

除了部队发的衣服外,他没有新衣服,平时他就穿着一身迷彩服。2002年12月复员返乡途经成都时,他为妻子和儿子买了新衣服后,他就再也没有掏钱装扮过自己和家人。他说生活应该节俭,不过记者数了数他数年来捐赠6所希望小学的汇款单,一共有103张,每张40元、50元不等。

复员后,徐克斌的家里失去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他的母亲还生病卧床。他家在路边购买了一片60多平米的地皮,修好房子后,生活就变得拮据起来,但是徐克斌依然时常捐钱给学生、老人等,老家修桥时,他第一个捐了450元。

目前家里的收入主要靠60多岁的老父亲当砖工每天挣20元,另外李贤蓉还能在理发店挣一点钱。徐克斌曾到深圳打工,在一家私企当门卫,月工资1000多元。但是一个月后他就回到家乡——他渴望能够去学校,他要把雷锋精神传授给学生。为此他甚至拒绝到当地一家厂子当门卫。

李贤蓉骂他脑子里只有一条筋,就是想学雷锋。

李贤蓉动过外出打工的念头,但徐克斌不同意,他说“平平淡淡过一辈子就行”。实际上李贤蓉也不放心家里,一是徐克斌的病,二是6岁的儿子。她不希望将来儿子懂事后被人说是“疯子的孩子”。

精神病医院院长张理祥认为,徐克斌现在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他和正常人一样具有自制力,能够和别人进行交流。然而在正常人的社会里,他却被视为“疯子”。他犹如在自己世界里的独舞者,惟一的信仰就是雷锋精神。

他领着记者前去曾经受聘一年门卫的岳溪中学。一路上他又开始捡垃圾。他愤愤不平:“清洁工都是当官的亲戚,每个月工资300块,每天扫地就这么随便一划就走了,不信你今晚看看。”随后他又说,“现在我都不敢捡了,捡了别人说我是疯子,弄得我很被动。”

有个徐克斌不认识的路人凑过来说:“有些人不理解徐克斌,认为他是疯子,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活雷锋。”

荣誉

1992年徐克斌参军。原本他有机会留在军区某首长身边当一名通讯员,他却执意要去西藏。他说:“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够锻炼人。”

徐克斌说,他在部队图书馆找到一本《雷锋日记》,看到雷锋每天都坚持写日记,他觉得自己也应当做到。之后他几乎每天都写学雷锋日记,但是10年后离开部队时却把学雷锋日记和《雷锋日记》弄丢了。

每次休假回家他都到各地书店寻找《雷锋日记》。让他失落的是,书店里已经没有售卖。

徐克斌在西藏军区呆了10年时间,当了8年养猪兵,他没有想过调动岗位和升迁,一直和猪为伴。在这10年时间里,他获得4次三等功,3次评为优秀士兵,1次评为优秀*员。他对这些荣誉不感兴趣,他最在乎的是一本西藏军区某记者的作品集,其中有一篇《雪域赤子——记西藏军区某工兵团优秀*员徐克斌》,这是一篇宣传他学雷锋事迹的新闻报道。在这篇最早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中,徐克斌被称为“学雷锋标兵”。

载有这篇文章的4页纸已经发皱,印有很多黄手迹,接缝处几乎断裂。

被徐克斌视为珍宝的还有一大沓学生的保证书和感谢信,他把这些看作教育学生的成果。这些写得扭扭歪歪的书信一直是徐克斌孤独世界里面的慰藉。

有两面锦旗被徐克斌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里,一面写着“舍己救人”,另一面是“雷锋精神,见义勇为”。前者是一个人被流氓青年捅了几刀后,徐克斌将他送到医院。后者是徐克斌在一所中学当门卫时,一名学生被车撞倒,他把伤者送到医院后守候了15天,直至学生父母从外地赶回来。

今年初,徐克斌接到全国军民第九次学雷锋经验交流暨研讨会的邀请函,会议在河南省邓州市召开。据说第六次会议也曾经邀请徐克斌,但当时部队没有批准徐参加。

徐克斌从亲戚家借了500元作为车费,在县委宣传部时听说“托起明天的太阳”活动在募捐,他立刻到民政部门捐了150元,这是第一笔私人捐款。

先是乘轮船,后换了火车,最后乘坐公交汽车来到邓州。无论是在候车室还是在轮船、火车上,徐克斌都一丝不苟地打扫卫生。他在轮船广播室打扫卫生时差点被认为是偷手机的小偷。

“看到有人吸烟,‘啪’,我一个军礼:叔叔,请不要吸烟;看到有人乱扔瓜果皮,我又是一个军礼:请不要乱丢垃圾。”后来记者翻看《雪域赤子》时,发现徐克斌的这句话几乎是文中原话。

在邓州住在宾馆的四天里,徐克斌每天比别人早起一个钟头,打扫走廊、停车场卫生;中午和晚上吃完饭后他都帮服务员收拾碗筷、擦桌子、洗碗,扫地。“会上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做,他们都说我比雷锋还雷锋。”

返程途中他一样到处打扫卫生。到重庆时他还主动联系市委宣传部和某所小学,要求在那里作报告。在没有得到答复后他就和小学生一块上街扫地。

“以前当兵每年休假回家我都是打扫卫生,在车站帮别人拿行李、买票,在家里帮老人挑水。轮船长、列车长都出来连声道谢。我说不用谢,为人民服务是我一生的荣幸。”说到这里,徐克斌露出笑容。

工作

有中学校长评价他是一个雷锋式的人物,默默无闻地做着平凡的好事。在部队里徐克斌学雷锋的理想一直平静地实现着,但是复员返乡后他屡碰钉子。

他曾经在3所中学当门卫。2004年初他在丰乐中学。初到时学生像英雄一样崇拜他,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围着他,听他讲述自己学雷锋的事迹。黎万江副校长对他印象深刻:“他当保安的时候对我们学校校风有很大帮助。”

中午和下午放学时,徐克斌以标准的军姿站在校门口,要求学生分成两队排队离开学校。当老师经过时,他“啪”行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一丝不苟地执行学校规定,不许学生穿拖鞋,男学生不能留长发。平时他就在校园里面巡视,检查是否有学生躲在厕所里偷偷吸烟。每天早上6点钟的起床钟响过后,他还挨个到宿舍里面催促。

那一大沓保证书和感谢信中很多就是这个时候的“成果”。

丰乐中学多次在教职工会议上表扬徐克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并给了他聘用人员的最高奖金150元。后来他们却不再愿意提起他。他曾3次到政教处捐款资助贫困学生,金额共1100元。最后一次500元学校不敢接受了。他们算了一笔账,徐克斌捐赠金额差不多是工资的两倍。后来他们还发现,徐克斌在商店购买日常用品已经是在赊账。“学校提倡学雷锋,但是不提倡走极端。”

为了让学生学习不怕脏不怕累的雷锋精神,有一次徐克斌在大雨滂沱中站军姿,在校道上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

徐克斌找到政教处刘平主任,请求在校园广播上讲述他的事迹。刘平当时觉得应该准备讲话稿,就没有立刻答应他。徐克斌曾两次私自溜进广播室,一次是讲述自己学雷锋的事迹,另一次是指责某个老师抽烟、衣冠不整。为此,几乎所有的校领导都找他去谈话。

徐克斌还利用教室进行演讲。有一次晚自习刘平把他从一个高三教室里请出来———当时他站在讲台上介绍自己,下面50多名学生鸦雀无声,都在看自己的课本。当被请出去时,刘平听到有两名学生偷偷说了一句:“疯子!”

徐克斌不许教师不扣纽扣。“老师请你过来。请你为人师表,做老师要起带头作用。”徐克斌很得意,“老师基本上都听我的。”他一直生活在自己设定的框架里,以至于分不清现实和幻想———老师无不对他这种指责感到反感。这也成为他后来被解雇的原因之一。徐克斌在3所中学分别工作了1年、一个多月、5天,丰乐中学和另一所中学都告诉记者,解雇徐克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老师们对学校有压力。

徐克斌的行为在丰乐中学引起了教师的讨论。刘平很感慨:“一个人想当英雄,但是这个英雄脱离了这个社会现实,他的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实际。他完成变成了一个符号,一种完美主义。”

躁狂症

在参军前徐克斌有3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病历。复员后,他又进去了两次,这两次均是在被学校解雇之后。

第一次是在2004年初。开县保安公司借口“回去看他母亲”,开车带他离开丰乐中学。第二天他回到丰乐中学却没法进校门,他转身去开县武装部,当着许多官员的面指指点点,说哪一个在干坏事哪一个是贪官。一个后勤干事拿出十几元让他搭车回家,他却去到当地一家知名的宾馆,说要来抓贪官,结果和宾馆保安打了一架,被送去医院。

第二天李贤蓉找到他,将他送到精神病医院,但穿着背心的徐克斌,从出租车下来就跪到地上,作揖喊他是冤枉的,他是和丰乐中学某某某有矛盾才被送进来的。“凭经验,这很显然是病了。”张理祥院长说。当时他马上被送进封闭式病房,连身体检查都没有做。

医院诊断为躁狂症。在头五六天,徐克斌病情时常反复,“病了之后不愿承认,不愿吃药,不愿打针,这在医学上叫自制力丧失。”张理祥说这是确诊的理由之一。

大概一周后,徐克斌被转移到开放式病房,他可以自由活动了。他的许多行为让医生们很吃惊。他把医院每个角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要求50多个病人起床后要叠被子,早上把病人喊起来集合做操。并且他又开始写学雷锋日记。

“从医学角度讲,徐克斌的这些行为已经不是病态。”张理祥认为这种复发性疾病已经暂时得到控制,徐克斌具备了常人的自制力,能够进行正常的交流,他这些行为属于正常人范畴。

一个多月后,徐克斌离开了精神病医院。今年3月11日被另一所中学辞退后,他再次光临这家医院。当时徐克斌冒着大雨上街扫地、捡垃圾,随后搭车去到南门镇幸福院(他家乡的敬老院),把5天工资300元扣除20元路费后全部捐给老人,并帮老人们叠被子。当他知道有两个老人50多岁时,他甚至骂他们为什么50多岁就能在幸福院享福。后来他又去镇政府,最后被警察带到精神病医院。

又是一个多月后,徐克斌离开精神病医院。

徐克斌的名字还挂在精神病医院,他每天三餐后必须服用从医院开出来的药丸。不过他总是期待着能够重新回到学校当门卫,他说不给钱他也去,后来他又不好意思地说,多多少少学校应该会给点钱的。

一次,一名丰乐中学的学生骑车经过徐克斌家门,徐招呼了学生一声。学生调转车头回来看他:“保安叔叔,你的病好了吗?”徐克斌说:“我这个不是病。”学生又说:“病好就好了。” 本报驻蓉记者 何海宁 李堂平

徐克斌日记摘录:

4月2日星期六 晴

今天一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洗漱,第二件事就是打军体拳,第三件事就是跑步。在跑步路途中忽然看见一位白发沧桑(苍苍)的老人背着东西,我上前跑去问她,大娘,我给您背好吗?大娘也不知道用什么言语来表达对我的祝福。我边走边问,大娘多大年纪?她给我说,今年80了。我大吃一惊,今年80了,给我的感觉才60岁。大娘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学雷(锋)。大娘握住我的手说,雷锋,我只有听说(过),没有(见过)像您这样的人。我一听,愉快的多:做好事,没有终点,只有起步!大娘感动的说,您事(是)好人,让您一路播下明天的种子。

徐克斌、雷锋执笔

2005年 晴(此篇未注明日期)

今天早晨一早就洗漱,然后做军体拳,接着有(又)打扫街道。由于天气比较热,自己也做得汗流夹(浃)背,但有好多热心人让我休息。有一部分人不(以)为然,他们用含疑的眼睛来看我。不管别人怎么肌(讥)笑,我一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最后扫完清洁就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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