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架空历史小说《翻天覆地》第五集第二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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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原创架空历史小说《翻天覆地》第五集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七章 列强动态

在最近几十年中迅速崛起的德意志帝国目前已经发展成为欧洲第一大工业强国,也是欧洲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目前共有卡特尔四百余家。德意志钢铁辛迪加几乎独占了全德生铁生产,克俘伯公司垄断了军火生产,德国电气总公司和西门子公司则操纵了电力生产。德意志帝国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由现代化技术装备起来的容克-资产阶级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同封建残余有密切联系,具有极强烈的沙文主义、军国主义的性质。普鲁士容克地主在农村里占有大地产,在国家机构中居于领导地位,与垄断资本家合力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德国帝国主义从开始便显示出极强烈的侵略野心,叫嚷自己经济实力与所拥有的殖民地不适应,要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

1900年开始就一直担任帝国宰相的皮洛夫是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反动联盟的代表,皮洛夫内阁在德意志帝国境内强制推行日耳曼化政策,在过去几十年中吞并的波兰、丹麦、法兰西领土一律严禁使用波兰、丹麦、法兰西民族语言,强行推广使用德语,反对势力受到了残暴的镇压。对于其统治下的非洲殖民地,皮洛夫采取最残暴的手段进行血腥镇压,仅在1903年、1904年德属西南非洲赫格洛人、霍屯督人的起义中,就有数十万起义者和无辜群众遭到屠杀。从19世纪90年代起,德帝国主义者就叫嚷要重新瓜分殖民地,提出德国“缺乏空间”、“领土太小”等荒谬好战的借口。皮洛夫是德皇威廉二世侵略扩张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曾经在德国议会公开宣称:“让其他民族去分割大陆和海洋而我们德国人只满足于蓝色天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日光下的地盘。”泛德意志同盟等沙文主义组织大肆鼓吹向外扩张,宣扬德国民族文化“优秀”论,要求与“格鲁-撒克逊帝国”一决雌雄。在威廉二世的“新路线”方针支配下,德帝国主义在亚非等地加强了侵略活动,继1897年占领中国胶州湾、1899年占领太平洋许多岛屿以后,又于1900年纠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1903年与奥斯曼帝国正式订立条约,取得建造巴格达铁路的特权,借以实现其“向东推进”的野心。为了同法国争夺摩洛哥,德国于1905年挑起摩洛哥危机,在欧洲掀起了军备竞赛的浪潮和全面战争的阴云。

由于新中国的突然崛起,德国在去年丢失了在中国的殖民地,这也是野心勃勃的德意志帝国首次受挫,算是初步领教了解放军的威力。不过德国崛起和扩张的最大敌人和拦路虎——大英帝国和沙皇帝国遭受的挫折更大,反而给德国在欧洲和非洲的扩张带来巨大的机会,英、俄、法等国为了拉拢德国,主动把波兰和半个摩洛哥让给了德国,从而大大缓和了德国与这三个国家的矛盾,让贪婪的德帝国主义欣喜若狂,目前俄占波兰和半个摩洛哥领土全部纳入德意志帝国的统治之下,原来并不圆满的地图顿时变得美观多了,威廉二世和德帝国主义分子的眼睛紧紧地盯上了的东方的土地,特别是奥斯曼帝国一再败退,严重影响德意志帝国在那里的巨大利益,野心勃勃的威廉二世和皮洛夫内阁终于下定决心派出重兵,帮助奥斯曼帝国守卫家园,不过德军也只是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土活动,并没有贸然东进。这个时候德国的常备军人数已经达到了60余万,全部装备了现代枪炮,第一个坦克师刚刚组建完毕,比起动辄可以歼灭数十万乃至百万敌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还有很大的距离,野心勃勃的威廉二世和德国首脑们暂时还不敢发动对新中国的战争。

    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宣告成立,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建立了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支持,帝国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强制性社会立法,开始了“社会改革”的大胆尝试。国家开始干预社会保障事业,突破了传统的主要由慈善机构负责的以济贫为目的的社会保障模式。德意志帝国的社会立法包括劳工立法和社会保险立法两个方面。劳工立法主要是通过七八十年代的几项法案,对工人星期日劳动、实物工资制度以及按期正常支付工资等要求作出了具体的法律规定,确立了6天工作日制,以及按期给工人支付货币工资的制度。其中1878年的法令对雇佣青工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劳动日的时限作了明确规定。法令要求被雇青工必须年满13岁并读完小学;14岁以下的青工劳动日不得超过6小时,1416岁青工不得超过10小时;完全禁止在工矿企业中使用童工。1891年又通过立法,对妇女的劳动条件做了具体规定:妇女的劳动时限不得超过11小时,妇女产后可享有4周的假期等。为了监督各项劳工立法的执行情况,从1878年起,在各邦普遍实行工厂视察员制度,以保证劳动过程中侵害工人劳保条件的现象及时得以纠正。社会保险立法包括:1、1883年通过的《疾病社会保险法案》,规定对全体从事工业性经济活动的工人一概实行强制性疾病社会保险,成立一个自主的管理机构,其费用由雇主担负1/3,受雇者担负2/3。这项法案于1885年、1886年、1892年和1903年进行了种种修正,到1913年,有1450万人得到这种保险;2、1884年通过的《工伤事故保险法案》,这项保险费用全部由雇主负担,工人享受保险费用的数额依受伤轻重程度来决定,若工人死亡家属可领取相当死者薪金约1/5的抚恤金,该法案后来又做了进一步的修正;3、1889年通过的《老年及伤残保险法》,费用由雇主、受雇者和国家共同负担,而由官吏管理,先是规定70岁,后来改到65岁,保险者就可得到一种津贴,其数额多少以他的工作业绩而定。这样,德国工人就首先在现代工业的所有这些危险面前得到了保护。如果一个工人或其直系亲属中的任何人生病,健康保险制度就会提供必要的医药治疗和住院治疗。如果他残废,就会得到一笔抚恤金:六十五岁以后,他同样可以领到一笔养老金。如果他在六十五岁以前死去,他的家属能得到一笔年金。作为以上社会保险法的补充,还有调节劳动条件的详尽的工厂法,1903年通过的童工法,以及帮助失业工人比较容易地获得工作的广泛的劳工介绍所系统,甚至有些城市(如科隆)还建立了全市失业保险系统。此外,各市政当局和私人机构还在住房、公用事业、流浪工人救济和卫生保健等问题上对国家社会立法作了补充。所有这些措施加在一起,使德国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人社会保障体系,成为全世界先进社会立法的楷模。德国的社会改革,开了欧洲各国之先河,以至于“最初,这些改革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足以摧残工业世界”。德意志帝国政府首先在资本主义世界进行这样的大胆尝试,是与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分不开的。

    首先,这是当时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必然要求。1871年帝国的统一,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德国迅速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走完了英国用一百多年时间走过的道路,崛起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工业国。与此同时,工业化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劳工问题也在德国迅速出现。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健康而稳定的劳工队伍。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传统的家庭关系瓦解;劳动者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降低,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资产者手中,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劳动者在生产活动中的风险及教育、医疗、赡养等,过去的家庭保障机构和慈善机构已无能为力,失业和贫困现象非常严重……,所有这些问题以其全部力量出现在德国舆论面前,威胁到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靠私人和个别的社会慈善组织的力量无法解决这些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因此,德国社会各阶层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矫正工业主义的弊病,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面对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现状,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如阿道夫·瓦格纳、古斯塔夫·斯勒、路德维希·布伦塔诺等人(他们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指出,要想取得资本主义的更大发展和彻底胜利,实现我们国家和我们时代的最高任务之一,国家不能仅局限于安定国内秩序和发展军事实力,还必须直接插手经济社会生活的管理,担负起促进文明和福利的职责;国家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尽快解决劳工问题,通过立法、实行包括社会保险、孤寡救济、劳资合作以至工厂监督等一系列社会政策措施,自上而下的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这种观点对帝国政府的决策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于是,为了保证工业资本主义的顺利进行,满足其对劳动力扩大再生产的需求,德意志帝国政府开始以国家强制立法的形式干预社会保障。

    其次,这是当时德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伴随资本主义工业化,德国工人队伍也迅速壮大,由60年代初的近200万人,增加到了90年代的600万人。但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境要比同期英法两国工人差得多,工资低下(18741875年间工资下降了17.5%),劳动强度大,劳资矛盾十分突出,罢工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学说在德国日渐流行,德国工人阶级成为巴黎公社后国际工人运动的先锋队。1875年,为了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各流派的社会主义者组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德国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组织罢工,参加议会选举,影响日益扩大。1877年,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得50万选票,占全体选民的1/10,在帝国议会的代表增至12人。面对来自工人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威胁,帝国统治者于1878年出台“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企图镇压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消除工人斗争。但同时,统治者也意识到,“社会主义的奋斗是德国新兴势力的启示,足证德国是迅速的工业化了……压迫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终嫌消极,不如积极从事促进工人阶层的福利”,让工人知道“国家不仅是需要,而且是有益的一种组织,国家也是为低级人民谋福利的”。“只有工人满意了,才不致产生拥护革命的政党”。如果“政府很关心劳工的幸福,社会主义的暴动就可停止了”。国王威廉一世在诏书中还苦口婆心地指出:“医治社会弊病,不能依靠镇压社会民主党人的过火行为,而同时却能通过积极促进工人的福利来办到”。一些资产阶级有识之士也认为,工人阶级的合法目标只能通过一项一项的社会改革立法来达到,而不需要在暴力革命的大动荡、大混乱中牵动整个社会结构。“然而,所有这些人都不过是受到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迅速兴起和扩大这一事实的驱策罢了”。

    因此,当19世纪晚期德意志帝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为了缓和工人运动,消除社会主义对工人的影响、从政治上迷惑和软化工人斗志,德意志帝国走上了强制性社会立法的道路。此外,国家强制社会立法能在德意志帝国首先得以推行,也与帝国所承继的所谓“普鲁士精神”有关。德意志帝国是以普鲁士王国吞并其他各邦实现统一的,帝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普鲁士”,普鲁士的国王和宰相就是帝国的国王和宰相。因此,德意志帝国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了普鲁士烙印。普鲁士王国在长期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精神,即所谓“普鲁士精神”,一方面崇尚武力,军国主义意识强烈;另一方面则讲究效率、廉洁奉公;处事严格认真,遵守纪律;重视发展工商业,关心公共建设;宗教上比较宽容,重视教育等。这种精神既有他好战性和侵略性的一面,又具有建设性和务实性的一面。德意志帝国的统治者继承了这种精神。

    国王威廉一世和威廉二世都把弗里德里希二世作为学习的榜样。此人是普鲁士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充分体现了所谓的“普鲁士精神”。在他执政期间积极发展军备,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扩张战争,同时也推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实行所谓“开明专制”,为普鲁士的发展和壮大奠定了基础。帝国宰相俾斯麦同样十分崇拜弗里德里希二世,颂扬弗里德里希二世是“伟大的”国王,具有“伟大的精神和勇气”。尽管普鲁士精神中的军国主义思想最终导致另一个时空的德意志帝国走上毁灭的道路,但它的建设性和务实性的一面却使帝国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起来,“在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历史中,如果撇开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条件不谈的话,普鲁士和德意志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壮大或在挫折后迅速恢复过来,就是因为这种建设性的精神在起作用”。所以,当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出现后,“德国的反应比英国迅速而广泛,比美国就更迅速、更广泛得多”。正如一位英国人在1906年描述的那样,“德国政治家和慈善家总是努力……来保证和保护健康状况,尽可能不听其自然,尽可能关注到生活和活动的一切方面,而且用德国人特有的彻底精神和系统性去这样做,这种彻底性和系统性……是德国人在……实际事务和物质领域中所有进步的关键”。

    促使德意志帝国进行社会改革的因素很多,有客观的政治经济形势,也有主观上的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立法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维护其统治的手段,这就决定了它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局限性。这套社会保障制度远非福利性的,它的着眼点在于生产而不在于济贫,目的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发展对扩大劳动力再生产的需求。但是,在客观上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德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首先,工人的生活处境得到极大改善,社会矛盾得到明显缓和。按照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领袖福尔玛的话说,社会保障措施“去掉了对帝国的最大咒骂,走出了向前迈进的第一步”。这对德国工业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对帝国时代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尤其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政策改革严重影响了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人运动的斗争策略,反对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合法斗争、改良手段“和平进入”社会主义的思潮从此泛滥,最终导致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分裂,并在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其次,这一系列社会立法尤其是社会保险立法缔造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标志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从此诞生。在德意志帝国之前,工业化鼻祖英国针对工业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曾颁布《济贫法》试图予以解决,但英国的《济贫法》为了保证有大批廉价的自由劳动力可供选择,只对济贫院收容的穷人加以救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失业者越来越多,穷人也越来越多,政府根本无力建立足够的济贫院,济贫院外许多穷人的生活仍然得不到保障,劳动者的再生产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德意志帝国的社会改革则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强制对所有雇佣劳动者实行“统一”和“平等”的社会保险,保证了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其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生活保障。这种做法不仅缓和了阶级矛盾,也为社会再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这种力图通过国家直接干预和调节社会再分配,来消除社会问题,缓和阶级矛盾的做法,是对现代工业化国家解决社会问题所做的一次有益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由于它顺应了工业化的发展进程,很快被其他欧洲国家所仿效。各国先后通过了一系列福利性的社会保障立法,建立了带有强制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到另一个时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已初具规模,二战后西欧各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目前德国的产业工人人数已经超过了700万,德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已经拥有81个席位。该党与中国人民党之间也已建立起比较好的工作关系,新中国采取的人人平等政策,劳动法、职工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条例的颁布实施,八小时工作制的推行,“五一”国际劳动节定为公休日以及《国际歌》的大量传唱在德国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当中引起普遍好感,事实上新中国的立法不但借鉴了当时德、美、英等国的立法,还大量借鉴了21世纪初西欧和北美国家的有关法律,新中国许多地区目前实行的分界别直接选举制度还充分保证了广大工人、农民的政治地位,这种更科学民主和体现人文关怀的制度对德国的影响也非常大。与此同时,新中国敞开胸怀欢迎德国各个民族的人才到新中国生活,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并没有被那些反华分子所割断。德国资产阶级和德国军方当中也有许多主张与新中国结盟、共同瓜分世界的提议,德意志帝国最近捞到的利益,都得益于新中国的崛起,德国许多有识之士都认为德中两国合则两利分则两败。新中国多次公开声明以亚欧边界为新中国西部边界的主张,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都制约着德意志帝国内部的反华势力的冒险行动。这种状况下,中国与德国既把对方当作相互学习和民间交往的对象,也当作潜在的对手。

大英帝国自然是反华最积极的,毕竟丢失了从中南半岛的马来亚、缅甸到印度次大陆到波斯到阿拉伯半岛这么大的殖民地,对李得胜和解放军恨得咬牙切齿,但元气大伤的英国陆军根本不敢在大陆上单独挑战解放军,只能占据海洋上的大批岛屿来实现自己的称霸野心并以此保持“日不落帝国”的称号,最近一段时间在西奈半岛一带驻防的英军已经达到了三个军共16万人,英军的工事越修越坚固,不过中英两军始终没有发生正面冲突。法国也丢失了印度支那,对于新中国和解放军自然也非常恼恨,但是目前法国的统治者、军方和普通老百姓感到的巨大威胁反而是在普法战争中击败自己的德国人,当年的惨败法国付出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割让了包括阿尔萨斯-洛林的铁矿和钾矿在内的东部国土,现在又被迫放弃半个摩洛哥,从表面上看暂时缓和了与德国的关系,但不断扩军备战的德意志帝国的狼子野心举世闻名,法国自然希望看见德国把扩张的注意力放在东方,但自己出兵奥斯曼帝国的兴趣就不足了,在印度支那大败的法军目前还在恢复元气,他们对于邻国的提防之心却一直没有放下来。

    奥匈帝国建立于1867年2月,在此之前,奥地利帝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1804年1867年)。但19世纪中叶以后,这个帝国被削弱了许多:1859年的意大利独立战争使它在意大利的势力被削弱;1866年的普奥战争迫使它退出德意志邦联,同时匈牙利对维也纳的统治也非常不满。在帝国的其它许多地区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断加强。匈牙利对奥地利的统治不满出于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奥地利在俄罗斯的支持下对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镇压。为了保障奥地利皇帝在匈牙利的地位,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与匈牙利的贵族举行谈判,寻求一个可以使他们支持他的折衷方案。一些政府官员劝告弗朗茨·约瑟夫与所有民族运动家谈判,来建立一个联邦国家。他们担心单独与匈牙利贵族谈判会遭到其它民族更大的反对。但弗朗茨·约瑟夫无法忽视匈牙利贵族的势力,而这些贵族只肯接受一个他们与奥地利传统贵族之间的二元体。匈牙利贵族尤其要求皇帝特地在匈牙利加冕为匈牙利国王来证明匈牙利在帝国内的特权。他们还要求在布达佩斯设立一个有立法权的议会,这个议会设立的法律在历史上归属匈牙利王国的地区有效。这个议会的组成保证匈牙利人(尤其是其贵族和市民阶层的精华)在其中占多数,而国内众多的罗马尼亚和斯拉夫人少数民族则基本上无权。

    奥匈帝国有三个不同的政府:匈牙利政府、奥地利政府和一个位于皇帝之下的中央政府。匈牙利和奥地利各有各自的议会和自己的首相。皇帝的权利理论上是至高的,但实际上是有限的。皇帝的中央政府负责陆军、海军、外交和对外贸易。奥匈帝国内的一些地区如贾利希亚和克罗地亚享受特别地位,它们拥有特殊的政府形式。两个地区的共同政府由一个共同部长会议组成,这个共同部长会议的成员包括三个部长(财政、军事和外交),两个地区的首相,一些大公和皇帝本人。每个议会派出一个代表团分别对共同部长会议的财政计划进行表决,这样每个地区政府对共同政府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最终共同政府的部长仅对皇帝负责,而皇帝本人有权对外交和军事政策作最后决定。两个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权力交叉往往导致摩擦和低效率。尤其军队在这方面受到阻碍。尽管军事是中央政府的职权范围,但奥地利和匈牙利政府有“征兵、提供驻扎地、运输和补给,以及负责军队人员民事的和非军事事务的责任”。因此每个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决定有很强的影响力,而每个地方政府都使用每一个机会来扩大它们自己的权力。

    两个地区之间奥地利部分占总人口的约57%以及主要经济资源。从1867年开始两个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最大的争执是关于每个政府向中央政府交纳多少费用的问题。这个问题每十年进行一次协商,而每次协商都造成很大的争议。尤其是从1906年4月开始,匈牙利的议会中民族主义者占多数和组织政府开始,这个争议问题造成了一个持久性的宪法危机。奥匈帝国的各个民族中:日耳曼人  占24%,匈牙利人占20%,捷克人占13%,波兰人占10%,乌克兰人占8%,罗马尼亚人占6%,克罗地亚人占5%,斯洛伐克人占4%,塞尔维亚人占4%,斯洛文尼亚人占3%,意大利人占3%。在帝国的两个部分起支配作用的两个民族其实都是少数民族:在奥地利部分,日耳曼人只占36%,而在匈牙利部分,匈牙利人也不到半数。捷克人、波兰人、乌克兰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意大利人都试图在奥地利部分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同时在匈牙利部分,罗马尼亚人、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向匈牙利人的统治挑战。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还争取与新成立的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王国合并。

相对于在奥地利部分的日耳曼统治者来说,匈牙利的统治者更不愿交出他们的权利。但1868年,在他们获得自主权一年后,他们授予克罗地亚王国部分自主权。奥匈帝国内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的问题。哪些语言是官方语言或官用语言总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总是希望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以及教育他们自己的语言。比如1897年4月5日奥地利首相下令在波希米亚将捷克语和德语作为同等的内部官方语言结果受到整个帝国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抨击。最后这位首相被解雇。在奥匈帝国成立以后的四十年间,奥匈帝国的经济发展很快。技术的改进促进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在这四十年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传播到整个帝国。旧的封建主义制度不断消失。维也纳附近、奥地利腹地、阿尔卑斯山麓和波希米亚是经济发展的中心。19世纪末,匈牙利中心平原和喀尔巴阡山脉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很快。整个帝国内的经济发展速度相差相当大。总的来说西部的发展比东部高得多。20世纪初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很高。从1870年到1906年,国家每人平均生产率每年约提高1.45%。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英国1.00%,法国1.06%,德国1.51%),这个发展速度是比较高的。但国家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还是落后于其它国家,原因是它的起步比较晚。英国的数字约是奥匈帝国的三倍,德国是它的两倍。这个粗略的比较还无法体现帝国内部发展的不均衡性。

铁路在奥匈帝国普及很快。1841年奥匈帝国的前身奧地利帝国就已经从维也纳出发在西部建立了一个铁路核心。此时政府认识到铁路的军事意义,因此开始在其建设上大量投资。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布拉格、克拉科夫、格拉茨、卢布尔雅那和威尼斯都被联入铁路网。到1854年为止整个帝国内的铁路网长度达2000千米,其中约60-70%为国有。由于1848年的革命和克里米亚战争帝国政府为解决其经济困难开始将其铁路出售给私人投资者。从1854年到1879年几乎所有的铁路建设都是由私人投资完成的。在奥地利部分铁路网延长了7952千米,在匈牙利部分铁路网延长了5839千米。许多新的地区被连入铁路网,现有的铁路网被连接到一起。在此之前奥匈帝国的主要运输工具是船运,铁路网的发展使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得以协调。1879年后政府开始慢慢地重新将铁路网国有化。其主要原因是1870年代的经济萧条使私人企业对铁路的投资减缓了,无法满足政府的要求。从1879年到1900年奥匈帝国修建了25000千米铁路,大多数是补充已有的铁路网。在东部也建立了新的铁路。一些地区一直到此时才接通铁路。铁路网大大地降低了帝国内的运输费用,为其内部经济打开了新的市场。

    奥地利部分和匈牙利部分地区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态度也稍不相同。布达佩斯的政治家害怕帝国的扩大会使得匈牙利人的比例和影响变小,而帝国政府与德国对付俄罗斯的同盟则受到两个地区政府的欢迎,因为它们一直都将俄罗斯看作最大的军事威胁。按1878年柏林条约奥匈帝国于1878年8月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07年1月它正式被并入帝国。这块地方被作为双方共同管理地区,并被率属于财政部管理。为解决这个不正常的状况一些维也纳的政治家考虑将这块地区与帝国南部的其它一些斯拉夫人占多数的地区合并为帝国的一个第三个地区。当地的克罗地亚领导人肯定会更加偏向维也纳,而反对布达佩斯。野心勃勃的奥匈帝国对于眼皮地下的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黑山)早已垂涎三尺,要求建立三元帝国的梦想逐渐成为奥匈帝国上层最感兴趣的目标,他们对于直接对抗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本没有信心,而对于吞并处于弱势的塞尔维亚和蒙特内格罗(黑山)感到更为急迫,自认为把握也更大,所以目前状况下根本不敢直接与解放军对抗,派出的两个军只是停留马其顿地区,并没有继续向南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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