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谈小说《新宋》的问题

 


近日仔细阅读了一下历史小说《新宋》,发现的确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但是仍然存在问题。现在先说一下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作者《关于〈新宋〉兵制改革征求意见稿》中在兵役制度上的错误。

作者在小说正文之外的《关于〈新宋〉兵制改革征求意见稿》中,提出了一个兵制改革方案,即实行所谓“普遍义务兵役制”,用来扭转宋朝军事积弱的局面。但是,作者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这种“普遍义务兵役制”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本身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首先要说清楚的一点,就是“普遍性的义务兵役制度”分为两种:第一是古代各国都实行过的“农民兵”制度,第二是近代以来的征兵制度。这里分开来谈:

 

1,“农民兵”制度,在罗马叫“公民兵”,而在中国则包括战国至汉的“征兵制”、唐的“府兵制”、明的“卫所制”,而魏晋南北朝及元的“世兵制”、清入关前和入关初的早期“八旗制”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算在这一概念之内。它的具体实行方式就是:人民出则为民,入则为兵,亦耕亦战,兵民合一,将兵役作为和赋税、徭役同样的一种义务,而当兵打仗的费用则主要由服兵役者自己承担。它的优点就是国家不需养兵,战时却可征集起数量庞大的军队,同时国家不承担士兵主要的服役支出,减少了军事开支。而在《新宋》小说中,作者似乎想要采用的也是这一种。

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由于武器、粮草、战马都由应征士兵本人负担,因此这种农民兵制度能够得以施行的基本要求,就是服役者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在古代社会,这一基础就是小农经济,即大量有经济承担能力的、拥有土地的自耕农民(也就是不租种地主土地,只缴纳国家赋税的有地农民)的存在。

中国的小农经济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朝代的更迭不断变化的。在战国、秦至西汉,小农经济比较发达,主要的农业生产都是由他们来进行。这就使得战国、秦、西汉的征兵制度有了其存在的基础,因而在这个时期,国家战争时的军队主力都是临时征召的农民,仅在平日农闲时经受过少量的军事训练。

而在经历了西汉末年的战乱之后,脆弱的小农经济遭到破坏,已经无力承担起支撑征兵制的任务。因此东汉初年的政府才实行了“罢兵”政策,以解除小农的负担,但是这样一来,中央的军事力量就衰弱了,所以作为征兵制瓦解后的替代品,在西汉一直不甚重要的雇佣兵制度,开始成为了国家的主体兵役制。也就是说,国家的军队主力变成为不从事生产,而以训练、作战为职业的职业兵。此后,一方面由于豪强势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则由于小农经济在消除了负担之后,得到恢复,魏晋开始出现了世兵制度,也就是一部分人世代为“农民兵”的制度,这一制度取代雇佣兵制成为主体,一直沿用到南朝。

隋再度统一后,沿用的是带有北朝游牧民族特点的府兵制,但其已经与原来“胡汉分治”、以鲜卑人当兵、兵民分离的原始府兵制不同,而是将之纳入到汉民族自己的轨道中来。至唐初,由于战乱平息,政府实行轻徭薄赋的休息政策,同时又推行了比较严格的均田制度,使小农经济完全恢复起来,并且日见兴盛,成为中国历史上小农经济的最高峰。伴随其而来的,就是府兵制的发展成熟,也就是实行给农民编订府籍,平时生产,农闲训练,战时由农民充当士兵并自己负担大部分应征支出的制度。这确实也在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尽管唐朝处于盛世,并未经历西汉末年的那种混乱,而小农经济却不能继续兴旺下去了。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富裕农民和商人的土地兼并、买卖频繁进行,导致能够自给自足并能承担兵役的小农不断破产,数量越来越少。这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是无法逆转的。

“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
——《新唐书》卷五十六 志第四十·兵

在这种情况下,均田制度土崩瓦解,均田所产生的自耕小农无以存在,因此府兵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不得不在唐朝后期改为以“健儿”一类的募兵也就是雇佣兵为主。

宋朝与晋、隋、唐不同,没有在初年实行任何形式的确保小农土地占有的政策,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也正是生产力的进步导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宋的商品经济同唐朝相比,异常发达,土地的买卖已经司空见惯。因此,宋朝从一开始就实行了“不抑兼并”的政策,以保证商品经济的前进。这样,宋自然从开始的时候就无法实行农民兵制度,而只能一直走募兵的道路。

“召募之制 起于府卫之废。”
——《宋史》卷一九三 志第一百四十六 兵七·召募之制

那么,为什么唐和宋的政府就不能强行禁止土地兼并、保证小农的存在呢?这是因为社会的客观要求已经不允许了,此刻的社会不同于汉晋,想要经济继续前进,唯一的方式就是放开土地买卖,使土地不断集中,从而令土地拥有者可以用较为高效的手段管理使用大面积的土地,同时也让农产品的价格跟市场联系得更紧,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客(户)虽多而迁徙不定”(《宋文鉴》卷一○六 吕大钧《民议》,转引自《中国古代史》朱绍侯 张海鹏 齐淘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促进着劳动人口流动性的加强,客观上也在为日益繁荣的手工业提供空闲的劳动力中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是中国,也是西方古代后期社会发展的共同方向。

而宋朝上下,对这一趋势是看得比较清楚的。哪怕王安石改革中的“方田均税法”,也只是为了保证土地税而核准每家实际占有的土地数量,而丝毫没有禁止土地兼并和集中的意思。

既然土地集中、小农经济破产是必然趋势,那为什么明朝初年又回到小农经济和卫所制上面去了呢?这关键在于蒙元时期对经济的破坏。蒙古南下时的战乱,以及元朝统治时期将落后的奴隶制经济带入中原及江南的结果,导致明初的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水平要远远低于南宋。商品经济遭到破坏,才使小农经济重新抬头,而朱元璋又是农民出身,当然要朝着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小农经济的大繁荣努力,同时也由于他参考了元朝的“世兵制”(一种远落后于时代的制度),这才有了明初亦农亦兵的“卫所制”。因此认真说来,明朝初年的小农经济也好,卫所制度也好,看上去似乎和唐朝相似,但却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倒退。

但是历史的前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着明朝经济逐渐恢复到宋代的水平,土地兼并和买卖重新频繁起来,已不合时宜的小土地所有制、小农经济,也重新衰落下去,导致卫所制的维持时间还不如府兵制,迅速就崩溃了。因此明朝中期逐渐开始以募兵作为军队主力,到了清朝,虽然在八旗兵尤其是东北的旗兵身上还有一些兵农合一的性质之外,在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上面,从一开始就是实行彻底的募兵制度了。

汉是经历了战乱才使小农制暂时低潮,从而导致废除了征兵制,但这之后就恢复起来,变成了魏晋的“半普遍义务兵役制”——世兵制。唐的府兵制只实行到中期,就不得不随着经济进步而瓦解。可是到了明,哪怕曾经倒退回小农经济,但卫所制还是在前期就迅速地垮台了。这说明唐中叶以后,小农经济和农民兵制度的不能存在,已经是历史的必然。

 

2,近代以来的征兵制

由于作者似乎不是要实行这种制度,我就只简单说一下吧。

这一制度是从西方开始的。大家都知道,欧洲在中古时代实行的是封建贵族兵制,也就是拥有封地的贵族世代当兵。但是到了中古晚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崛起,许多贵族开始衰落、出售土地,这样贵族阶级也就失去了完整地承担兵役任务的能力,于是原先仅是作为补充的雇佣兵,也就逐渐成为了各国军事力量的主力,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的海外扩张、欧洲三十年战争等等,用的都是雇佣兵(甚至之前的英法百年战争也是以雇佣兵为主)。可以看到,中国和欧洲这一时期的雇佣兵制度,虽然承接的一个是农民兵制,一个是贵族兵制,但其成为国家兵役制度主体的趋势是一样的。

那么雇佣兵制度下面是什么呢?由于中古晚期和近代早期军事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得一般的雇佣军人渐渐无法维持战斗能力的领先了。这时候,就需要军人掌握丰富的知识、高超的军事技巧来使用不断发明出来的、越来越复杂的武器。结果,原来的雇佣兵(也就是“职业军人”)就逐渐进化为虽为军饷而战,但却拥有高知识和技能的“专业军人”了。于是便出现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专业军人小阶层。

当历史发展到18世纪末的时候,又一个巨大的变革出现了。随着法国大革命的炮响,下层“人民”而不是“君主”和“贵族”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同时也由于民族主义的兴盛,由大量未受过专业训练、但满怀革命热情的人民组成的法国军队,打败了少数专业军人组成的干涉军。这样,“革命军队”就出现了。它的出现是以近代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基础的。

受到法国的影响,之后的各国均陆续实行了近代式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它与古代农民兵制度的最大不同,在于士兵随由从事生产活动的平民中征发而来,但服役的支出全部由国家负担,个人不需具备相当的经济实力。

那么,这种兵役制度可否实行到宋代呢?我在后面会作出回答。

 

回到主题上来。现在的第一个问题是,要在宋朝那种商品经济非常发达,且极度缺乏有地小农的情况下实行府兵制式的“普遍义务兵役制”,实属是倒退。

作者在兵制改革上是这样计划的:

行义务兵制,每户仅征一男(18至20岁),平时自愿,战时强迫。入伍者须
体检、军训合格,方为正式入伍。入伍后客户、二等户以下全家免一切役、税,
一等户免役,税减十分之一。中级军官以下,役龄不得超过十年,一般六年退
役。退役后许科考,可为吏,可入地方部队。十年内一切役、税减半。
以上为三十万禁军之征兵与待遇。十万分驻河北,十五万驻京师附近,五万
驻西北。
地方军队谓厢军,小郡不得超过千人,大郡不得超过三千人,边郡军州不得
超过一万五千人(可由特旨增加)。总数在二十万左右。亦由义务征召,四年制
兵役,服役间免全户一切役、税(同禁军),不得在本乡服役。平时维护治安,
镇压反叛,参预地方工程建设。退役后三年内一切役、税减半。
巡检部队,小县不过三十人,大县不过百人。志愿加入,六十岁退役,在役
期间有薪酬,无任何特权,皆在本乡服役。(即衙役等)
工程兵部队,由原禁军、厢军裁减组成,修路、工程、建造等等事谊。(凡
退役者,三年内免一切役、税,七年内役、税减半)
屯田军,由原禁军、厢军裁减组成,赴湖广、西北屯田,三年内国家照发俸
禄,十年内免征役、税。允许自由开发,设屯田军使、副管理(文官)。朝廷不
发粮饷。

这里就出现了问题。据史载,神宗元丰三年的全国户口数为:

“户,主客一千四百八十五万二千六百八十四。主一千一十万九千五百四十二(内四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二户元供弓箭手,僧院、道观、山泾、山团、亻、典佃、乔佃、船居、黎户不分主、客、女户,今并附入主户数)。客四百七十四万三千一百四十四(内一万五百二十二户,元供交界浮居散户、蕃部无名目户,今并附入客户数)。

口,主客三千三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八十九。主二千三百四十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四(内六十八万三千八百八十三口,元供弓箭手、山亻、童行、僧道、蜒船居、黎户,今入主口数)。客九百八十七万六千八百九十五(内一万一百二十八口元供浮居散户,今入客户数)。

丁,主客一千七百八十四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主一千二百二十八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内二十九万八千二百七十五口,不分主客)。客五百五十六万二千一百八十八。”
——《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考二 历代户口丁中赋役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平均每户的丁数远远达不到两人,大多数的人户只有一名壮年男子。

这里大量的客户也就是彻底的佃农,显然承担不起兵役的负担。因为,土地的兼并和集中促成着赋役制度的转变,从唐后期的“两税法”为开端,就开始了由人、地皆税向单一地税的转变过程,再经历明的“一条鞭法”,到清的“摊丁入亩”最后完成。宋正处在这个过程之中,在它的税收中,按人头均分的税收所占分量是相当小的,农业(也就是说不包括商业、手工业、榷物等的收入)方面的税收主要在于对“主户”也就是地主的地税(宋农业方面的税收主要为地税、户税,但户税的参考标准“户等”也是主要看土地的占有多少),而佃耕农民平时负担最重的是要交给地主的地租,“杯水车薪”地只减去役税,是不可能让他们有能力服役的。

对于主户,在五等户的构成方面有这样的记载:“(庆历元年)伏以天下州郡人户,大抵贫多富少,逐县五等户版簿,中等以上户不及五分之一,第四、五等户常及十分之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仁宗)

而这占去“十分之九”,也就是九百多万户的四、五等户,虽说是有地的主户,但却属于土地明显不够糊口的贫农和半佃农:“(元丰八年)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垅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今若隆冬冽寒,使去其家,与温饱者同教于城下盈月而后已,岂其所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二·神宗)

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皇祐二年)蜀民岁增,旷土尽辟,下户(四、五等)才有田三五十亩,或六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诚可矜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八·仁宗)

如果按照农民兵制度的做法,让他们自己负责服役的武器、衣甲、粮食等费用,不搞出人命才怪。就算是免去役税,可是对于只有一丁的家庭,把唯一的壮年男子抽走了,叫他们怎么生活?

那么,现在一至三等的主户还有一百万左右,而就在这些里面,“(元祐元年)然而天下郡县所受版籍,随其风俗,各有不同。或以税钱贯百,或以地之倾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就其五等而言,颇有不均。盖有税钱一贯,或占田一倾,或积财一千贯,或受种一十石为第一等;而税钱至于十贯,占田至于十倾,积财至于万贯,受种至于百石,亦为第一等。其为等虽同,而贫富甚相远。”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六·哲宗)

也就是说,对于他们里面的很多人来说,兵役也必定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加上一些边远地区的人户在服役上存在困难,再去掉被算作主户的僧院、道观等服不了役的成分,还有在行政效率等方面的损耗,能毫无问题地承担服役支出的人数会有多少呢?而作者提出的整军计划是要建立五十万军队啊,这还不算工程兵等等的额外部队,怎么能够保证兵员呢?

况且,农民兵制的在籍兵数和实际能使用的兵数差距很大,在实际运用时,往往需要多户中才能真正出一兵,用其他户作为预备力量,以在出兵户发生病、死、老的情况时及时补充。明朝的卫所制在成祖时期,总在籍兵数达到280万,但真正能够征到的军队又有多少?即使说,上面统计的人口数字由于存在隐匿人口的情况而有虚,但户数是确定的,由于按户征兵,所以隐匿人口也不会对此有太大帮助。

那么,只有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改革了吧?但在宋朝商品经济那么发达的情况下,这可能吗?首先就是当时的高官多有地产,不说王安石、司马光他们自己,韩绛、吕惠卿这样的重要人物就是显赫大富之家,会同意进行这种变革吗?第二,这种变革只有在战争摧毁了原有秩序的前提下才能进行,总不能为了实现这种变革而来一次亡国吧?第三,从古代社会发展的角度上讲,这是一种逆历史潮流、想要推动历史车轮倒退的“改革”。莫非让主角提前来做蒙元后来所做的暴行,使中国的经济倒回到唐中叶以前去吗?

 

既然农民兵制在宋朝不能实行,那采用近代式的征兵制度、由国家负担士兵服役的一切支出可以吗?很可惜,这也是行不通的。

因为,实行它同样要求国家负担巨大的军费支出。从上面的数字已经看到,大多数每户只有一丁的人户,一旦把男劳力抽走,就会立刻面临生产难以为继的问题。在和平时期,固然可以采用“自愿”方式,只吸收那些富户和一丁以上人家的人员服役,军队数量不多,支付的费用额也不是很大。但是当战争爆发、需要强迫大量中下户乃至客户入伍的时候,国家就不仅要支付军饷和武器、衣甲、马匹、粮草的钱款,而且必须支付用以养活服役者整个家庭的费用,如果是客户,国家可能还要代其支付其家属在此期间佃耕地主土地的地租。其结果就是开支反而比养一支数量不多却精悍善战的雇佣兵还要多。

而在国家的支付能力方面,宋朝尽管在仁宗时军队总数量达到百万以上,但已经出现了军饷不足的情况,“三司使程琳上疏,论:‘兵在精不在众。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招募不已,且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文献通考》卷一五二·兵考四 兵制)这就不由得要让人们怀疑,宋朝能否付得了上面所说的近代普遍义务兵役制的巨额开支,因此,这一制度也比较难以行得通。更何况,亦耕亦战的普遍义务兵,再怎么训练,其最高素质也不会赶得上以训练、作战为职业的雇佣兵。

因此可见,在宋代那种土地大量集中,下层农民严重贫困化、佃农化的状况下,无论是实行农民兵制度,还是近代的普遍义务兵役制,都是不合适的。

 

平心而论,募集来的雇佣兵战斗力并不能说就一定差,现代没有任何一个学者认为宋朝军事衰弱的原因就在于实行募兵制。周世宗大败辽军靠的就是全面募兵制招来的雇佣兵。宋朝太祖太宗时期,全国更是清一色的雇佣兵,但战斗力同样很强,两次北伐的失败是宋朝指挥方式、临敌决策和后勤保障上出了岔子,而不是军队战斗力的问题。南宋初年国家军队的主力,在于韩家军、张家军、岳家军、吴家军这四支大军,他们都是雇佣兵,却在对金战争中屡立战功。明代的戚家军还有关宁铁骑都是雇佣兵,可也都威名远扬,所向披靡。同样,清朝入关后在全国的整个绿营军队上,也是实行全面的募兵制,而绿营兵却在平定三藩之乱、对准噶尔的战争、平定大小和卓木及张格尔叛乱这些战事中,发挥得比八旗兵还要出色,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充分说明了雇佣兵制度的可行。

说到这里打个岔,除了雇佣兵之外,还应该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究竟是不是宋军事衰弱原因,回答是:不是。

大家可以看一看,唐的府兵制,“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渐、绝祸乱之萌也。”(《新唐书》卷五十六 志第四十·兵)并没有在平常时候把兵将放在一起,但是它却支撑了唐朝前期的众多军事胜利。明的卫所制,“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盖得唐府兵遗意。”(《明史》卷八十九 志第六十五·兵一)而明朝却依仗它获得了捕鱼儿海大捷、经略辽东的胜利、以及明成祖五次北伐蒙古的战绩。这说明宋常战败的原因不是它,因此“置将法”的实行也不会在改变军事积弱方面有太大意义。

 

言归正传,既然宋代军事衰弱的原因不在募兵制本身及兵将分离,那么又在那里呢?这就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重文抑武的政策和社会观念、将从中御、没有燕山长城的掩护、缺乏优良马匹的来源等等……但它们都不是本文要讨论的目标。现在仅从军队战斗力弱这个角度来讲,其原因主要在于对募兵制的运用存在错误:

①,宋朝的募兵制在招募方向上存在严重问题。其招募的对象经常是一些市井流氓、强盗;同时自北宋开始,每逢灾荒年,政府就要从灾民、流民里面大量募兵,以消除民间暴动的隐患,但这也给军队带来巨大的战斗力下降问题。

“(景德四年)选殿前司龙骑卒材勇者隶龙猛。先是,此军十三指挥皆募强盗以充,时寇贼希少,故议并省。”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七·真宗

“(大中祥符三年)戊辰,以江、淮不稔,命升、扬、卢州长吏各兼本路安抚使。时刑部郎中王济知洪州,躬督官吏为糜粥,日亲尝而给之,录饥民为州兵,所全救甚众。”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真宗

“(大中祥符五年)从莫州、顺安军骑捷兵各一指挥屯瀛州。先是,上封者言初募此军,皆被边恶少,请徙于高阳关。上不欲使之生疑,因令高阳关部署每季取两指挥以习武艺。又闻其疲于往复,故有是命。”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七·真宗

“八年,枢密院言:‘今新招兵士多是饥民,未谙教阅,乞自今住营州军差官训练,候半年发遣赴军前。’”
——《宋史》卷一九三 志第一百四十六 兵七·召募之制

“丁卯,吴潜言,宗子赵时更真、滁、丰、濠四郡流民十余万,团结十七砦。其强壮者二万可籍为兵,近调五百援合肥,宜补时更官。”
——《宋史》卷四二 本纪第四二·理宗二

②,基层军人社会地位的下降。唐初至中叶实行的是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军人就是作为国家基础的自耕农民,无被歧视之理。而唐末至宋以募兵制为主以后,加之宋代尊文抑武,军人逐渐下降为可被将领私自随便役使的半奴隶。这一点从五代以来开始的以防止士兵逃亡而实行的军人刺面就可以看出。“征讨不息,师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诸军悉黵面为字以识军号,讫今遵其制。”“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黵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文献通考》卷一百五十二 兵考四·兵制)要使被人普遍瞧不起的士兵去卖力作战,的确存在难度。

③,军队在招募之后严重缺乏训练和纪律管理,导致腐败。

在军队编制上,宋代实行禁军和厢军两级体制。其中禁军是正规军,主要的作战任务由他们承担。而厢军名义上是军队,实际通常只从事工程、运输等等后勤任务,甚至经常担任各种杂役。

“(大中祥符元年)禁于泰山樵采者。山下工役,无得调发丁夫,止用兖、郓州兵充。”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八·真宗

“(明道二年)乙未,枢密使王曙言,天下厢军止给诸役,而未尝教给武技,其中颇有材勇之人,宜渐加训习,以升隶禁军,从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仁宗

那么大宋朝的禁军及其他用于作战的军队(包括非招募而是征发的地方兵)又是如何呢?由于上面提到的兵员来源问题,加上经常养尊处优,不注重训练,缺乏纪律约束,到北宋真、仁宗时期,无论后方京城,还是在对西夏的前线,军队都已经呈现出严重腐败的状态了。

“(大中祥符二年)先是,诸军校御众严紧者,至迁改日,所部兵即慢易,不与用力般移。其宽弛贪黩者,乃共津送,馈遗钱物。军政如此,无所惩劝。”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一·真宗

“(大中祥符三年)是月,皇城司奏,察访御龙直班院副指挥使吕遇日暮醉归,马逸不能制,百姓石谦为马践伤。又言时常本班将士无故不出,令不能禁。上曰:‘可下开封府按问。’因谓王旦等曰:‘禁军将士,无故不令出班,故每班置市买二人。太祖朝法令严肃,无敢犯者。太宗时稍从宽贷,亦安敢醉酒驰马!’”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四·真宗

“丙戌,令枢密院取诸军尝历战阵,箭镞在体者,籍数以闻。先是,诸军取箭镞者皆被赏,马知节言:‘臣累曾中镞,若伤骨者即死,不到骨者登时出之,岂有累年在肌肤者。但近例出箭镞即补小校,此特贪其进改,故为妄冒耳。今若不欲穷诘,望止赏以金帛,不行迁转,则诈伪自息。’”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七·真宗

“乙丑,诏:‘诸军故断手足以避征役及固徙便郡者,自今决讫,并隶本军下名,罪重者从重断,伤残甚者决配本乡五百里外牢城。’从知升州张泳之请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八·真宗

“(大中祥符六年)诏京城徼巡宜参用马步军士。时巡卒三人,因寒食假质军装赌博,既不胜,遂谋以五鼓未尽伺击陌上行人,弃尸河流,取衣物贸易,以赎所质。上曰:‘太宗朝巡警兼用马步卒,盖营校不同,可以相互觉察。’遂复其制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真宗

“(景佑二年)又诏:‘施州义军,如闻多雇人代戍,既不时教阅,复私加役使。其令监司察视,违者以私役防兵论。’”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六·仁宗

“(康定元年)十二月癸未,诏缘边招讨司,战士有市首级而冒赏者,论以军法。”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九·仁宗

“缘边屯戍骑兵,军额高者无如龙卫,闻其有不能披甲上马者。况骁胜、云武二骑之类,驰走挽弓,不过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发箭,马前一二十步即已堕地。”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仁宗

这样下来,到徽宗时期,宋军的腐化便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其后,江、浙盗起,攻陷州邑,东南将兵,望风逃溃,无复能战。”
——《宋史》兵志·禁军下

南宋初年,因迫于战事,朝廷不得不将兵权下放。同时由于很多部队都是在战争中和其将领一同起家,因而出现了赵宋王朝最不愿看到的军阀化倾向。其间韩、张、岳、吴家军等内部团结、训练严格的部队都拥有相当强的战斗力。但是随着宋金议和,北方的威胁削弱,高宗很快就剥夺了众大将的兵权,并将各支部队整编为统一的禁军,重新回到北宋的老路上来。而在这种制度下,南宋军队又迅速腐化,到孝宗甚至高宗后期就显得有些不堪用了。

“(何溥)又言军政之弊,曰:‘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挝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九

因此可以看出,要解决宋朝军队战斗力弱的问题,并不在于小说作者认定的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的那种方法,而是需要其他的东西。

 

那么,既然我提出了这些问题,我本人又对北宋的改革有什么主张呢?除去王安石新法中可用的内容,及小说作者写到的东西,我的主张有这些:

第一, 废除供养待缺官员的制度。被科举录取或推恩上来、却尚无合适官职授予的官员,原则上国家不再供养,靠其自身产业过活,或在地方兴建国立书院,以使这些人有事去做,从而节省支出。但这一方案很可能遭到朝野的强烈反对,能否实行需要看情况而来。

第二, 反王安石之道而行之,放松对行商和坐贾的限制,鼓励商业行为,以增加总收入的方式增加政府收入。而历史上王安石“市易法”之类的政策,是增加对商人的限制和剥削,不去想办法增加总收入,却要在原有的总收入中增加政府的税收百分比,今天看来,这是一种窒息商品经济发展的倒行逆施,无异于饮鸩止渴,所以反对者在这一点上攻击王安石是有道理的。

第三, 精兵政策。除淘汰老弱,减少军队数量之外,还要调整募兵方向,停止在灾民当中招募兵员,并限制流氓、强盗之流进入军队。同时对募集的士兵加强训练和纪律约束。

第四, 既然小说是要用现代的方式改造当时,那么索性就彻底一点儿。废止糟糕的“将从中御”,在中央将三衙改组为类似近代“总参谋部”式的指挥决策机构,至于名称可以另起,比如“御营司”什么的。国家中央的主要将领平时都加入总参谋部,同时配有懂军事的文官(不过最高决策者应是武人)。总参谋部人员需要在和平时期轮流派到边疆驻留,以了解前方情况。国家战前的战略计划由总参谋部作出。由于不具备现代的电报电话通讯手段,因此在战争爆发时,以总参谋部中的重要人员组成“前线参谋部”,赶往前线作为“主将”,在熟悉情况的当地中低级军官辅助下,临敌指挥整个军队的部署调动,而中央总参谋部的最高战略决策权则转移至前线参谋部。不过考虑到宋朝皇帝对武人不放心的传统,要实现此举的阻力也是非常大的。

第五, 考察太宗时期的两次北伐就可以看到,高粱河与歧沟关两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粮草问题。宋初将政、军、财大权分归中书、枢密院、三司之下,虽然达到了相互牵制的目的,但却在战争时严重误事,三司对于枢密院、兵部的粮饷要求不了解,向地方所下命令常常和前者相悖,使地方无所适从,导致后勤供应经常不到位。因此,一旦临战时,在各地服从钱粮方面命令的优先级上,应该是:中书——前线参谋部——总参谋部——枢密院——兵部——三司。在军事机关和三司命令相反的情况下,优先服从军事机关,而为了防止军事机关胡乱调动后勤,中书对其有否决权。

第六, 废除代表皇帝指手画脚的外行“监军”,将由文人担任的“监军”一职正式纳入到军队的正常指挥系统之中。“监军”在每一级军队指挥系统中都有设置,主要负责军队的鼓舞士气等工作,但本身必须拥有一定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每遇战事时与将帅一同商议,起到部分“副帅”作用,而最终决议则由领军将帅作出。也就是实行“双领导制”,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将帅决策失误,同时又使文人进入和接触军队,以努力弥合文、武矛盾。

    不过,由于宋朝最忌讳的就是变更“祖宗之法”,因此大凡提到如此的事情,鲜有人支持。因此想实行我提到的第三、四、五、六条,非有要克服巨大困难的心理准备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