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文最新随笔集:《有人骗你》[转帖]

《有人骗你》作者:王跃文有人骗你.txt王跃文最新随笔集:《有人骗你》 当年王跃文的《国画》出版,引起了一阵狂潮,而后该书被禁,更吸引了更多的人来寻找此书。曾经大学书摊上盗版《国画》被疯狂抢购一空。如今王跃文带着他惯有的风格,再次在《有人骗你》里讲述了类似的故事和心情。他说:“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有些东西就进入了我的小说。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的细节虚构巨大的谎言时,我用众多的无中生有讲述着基本的事实……”环宇宏基文化公司授权连载,不得转载 作者:王跃文自 序 所谓思想,大抵就是这么诞生的。因而,我最怕别人说我有思想。我的朋友圈子里,若要调侃人,便说这个人有思想。这是幽默,闻者皆会心而笑。自 序 假如联合国也搞个人崇拜,某日安南先生突然失语,只“啊”了一声,再说不出话来。恰好安南身边有帮中国理论家,这“啊”字就博大精深了,它将是安南思想或安南主义。至少可以这样诠释:啊字如何写的?有“口”有“耳”加“可”字。“口”意味全世界人民和平与正义的呼声,“耳”代表联合国认真听取全人类的意见,“可”自然是应时顺势,从善如流。“啊思想”或“啊主义”,何其煌煌,放之四海,如佛光普照,必定天下太平,世界大同。假如五个常任理事国都派出批中国式的注经专家围着安南先生,他们又用各自的母语 阐发引申,安南思想或安南主义就更加汪洋恣肆了。 所谓思想,大抵就是这么诞生的。因而,我最怕别人说我有思想。我的朋友圈子里,若要调侃人,便说这个人有思想。这是幽默,闻者皆会心而笑。 可是,随笔、杂文和散文,毕竟多为直抒胸臆。纵然如此,我也拒绝承认自己有思想。思想既然已被天才垄断,而且思想同打饱膈似的很容易喷涌而出,那就让少数人去独享专利吧。我乃凡夫俗子,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就把自己感官所能触及的东西说出来完事。我只需告诫自己:见到了鹿,绝不说成是马。如此而已。 今天是个伟大的日子:萨达姆被捕了。我正巧碰上这个日子为自己的书写序,心情很好。 2003年12月14日 长沙咸嘉新村第一辑 常识性困惑 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熟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与时俱进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胡思乱想的日子 我原先厕身的所在,成天碍眼的是报纸和公文。公文我只看标题,就可知其大概了。很多人终生不看公文,照样活得自在,我大略知道些,也就罢了。拿来报纸,我通常是从后面看起,往前翻到没意思的地方,就搁下了。望着眼前晃来晃去的各色面孔,我时常生出时间错觉,似乎明天就是周末。有时我上午还知道是星期一,到了下午就以为是星期五了。日子如此漫长,我渴望周末。上帝的一个星期开天辟地,我的一个一个星期无所事事。我原来的宿舍也是在那深宅大院里,每挨到黄昏,我会去院外游逛。院外是喧嚣的市声,可偏是这里 比那院内更清静。 我就这样混混沌沌过着日子。每天黄昏,我都穿行在街头陌生的人群中。依然是某个黄昏,我依然踽踽在红尘里。我猛然抬头往西,想看看夕阳。可我看到的是正在渐渐暗下去的灰色楼宇。这是座看不到日出日落的城市。那一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想逃的心念。后来就总琢磨这事儿,发现我通体弥漫的都是逃的念头,挥之不去。 可是有谁又能轻易逃得过无聊的日子呢?似乎是种宿命。这种宿命犹如天穹,高高在上,覆盖众生。我一时没法逃脱,还得看上去规规矩矩,写些无聊的文字。我是个急性子,总想加班加点做完手头的事。可是,当我很多次以最高效率完成工作时,得到的评价竟是做事不太认真。困惑了些日子,我如梦方醒。原来在我谋生的地方,凡事都讲究艺术。比方说,下级做事一般要举轻若重,既显得兢兢业业,又显得水平不如上司。如果下级表现得比上司还能干,那就是不能干了。上司在下级面前却通常要表现出举重若轻,哪怕他原本是个庸人。轻重之间,大学问存焉。我从此觉悟了,学会了磨洋功。慢慢地写着那些僵死的文字,哪怕早写好了也压着不交稿。可我的脑子是闲不住的,坐在办公桌前神游八极。看上去我当然是在认真推敲手头的文章。日子过得也自在,成天乐呵呵的。直到离开那个地方,很多记者朋友都问到同样一个问题:看你的小说,觉得你应该是个内心有许多痛苦的人。可你看上去嘻嘻哈哈,这是为什么?我玩话道:我佛慈悲,可我们见过的所有佛相都是微笑的。 既然什么都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就滑稽起来。看多了滑稽的事,遇上再不可思议的事,都云淡风清了。周围的气氛让有些人弄得再怎么庄严或一本正经,我却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便又时常生出一种新的错觉,这是种空间错觉。我总恍惚中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关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罩里,而我总是在玻璃罩外面逡巡,冷眼看着里面的热闹。我照样天天在那个大院里走来走去,也天天碰见别人在那里来来往往,他们也天天同我握手寒喧。可我老觉得他们同我隔着层厚厚的玻璃。玻璃有着极强的隔音效果,望着他们汲汲仕途,一路呼啸,我会突然失聪,听不到任何声音。玻璃罩里面上演的就是好玩的哑剧了。 我的那间办公室很阴暗,地板踩着老吱吱响。没事在里面踱步,也没情致,极让人烦的。只好成天枯坐,抿着茶,目光茫然地翻着报纸。倒是写作的时候,电脑不经意会闹出些小幽默,很有味道。比方“依法”二字连着打,打出的竟是“贪污”。“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我怀疑是软件设计者的恶作剧,太有意思了。别人眼里的大事我越来越漠不关心,倒是这些小事儿给我增添了很多乐趣。 我就这样成天胡思乱想,有些东西就进入了我的小说。当那些新闻机器以无数真实的细节虚构巨大的谎言时,我用众多的无中生有讲述着基本的真实。幽默的代价 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莆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日蜜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在阿Q面前连月亮 都不能说的。但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日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1957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党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反对一级党委的领导,就是反党。毛泽东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到了“文化大革命”,他老人家的光辉教导变了,说县委就是县委,省委就是省委,中央就是中央,反对一级县委或省委,不是反党。于是除了他本人,谁都可以打翻在地踏上一脚;于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祖国江山一片红;于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这都是后话,要紧的是按照他老人家1957年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自然就是攻击党。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生命运逆转了。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感觉就像读中国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色的,就完全像中国作家写的小说了。中国同捷克山隔千重,水隔百渡,发生的故事竟如此相似。记得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开头有句很文学的话: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地上徘徊。这幽灵二字在这篇惊世雄文中自然不是贬义的,但也许马克思播出了龙种而收获了跳蚤之后,幽灵二字在当年中国或捷克不但贬义而且恐怖了。环宇之内,同一种幽灵笼罩下的土地,无一处能幸免于难。 我有段时间也混迹官场,熟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1957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开始与时俱进。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越是官大越威严,只需到省部级就有些侯门似海了。 不过,也未必尽然。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就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腰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而现在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个顺口溜说朋友的标准是: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乱开玩笑。常识性困惑 终于逃离官场,可以过一种自由自在的读书写作生活了。尽管自由是有限度的,自在还需自寻心境。有道是“英雄到老皆皈佛,宿将还山不论兵”。幸好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宿将,只是在官场迷迷糊糊地走了一遭,仍有许多懵懂之处,拿来说说,图个快活。 记得刚踏进官场,对一个名词的感觉特别深刻,那就是:印象。而且据说最最要紧的是第一印象。好心的同事告诉我,谁谁本来很有才干,就因为某某偶然事件,在领导那里落了 个不好的第一印象,他就背时倒运;谁谁就因为年轻时的一件小事,在领导那里印象坏了,一辈子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直到退休都还是个普通干部。这些故事里的主人公,都是我可以看见的活生生的人,他们都是一副落魄不堪的样子。刚参加工作时,我还很有些抱负,总想有所建树,便处处谨慎,事事小心,惟恐领导对我的印象不好。慢慢地,我好生困惑,发现这印象之说真没道理:那些所谓领导,嘴上那么堂而皇之,而知人用人怎么就可以凭他的个人印象呢?原来官帽子就是他们口袋里的光洋,想赏给谁就赏给谁,就看你是否让他看着顺眼! 老百姓说得激愤:中国最大的法不是宪法,而是看法。尽管这是极而言之,却实在道尽了官场很多失意者的无奈和辛酸。所谓看法,也是我困惑的一个词儿。看法多是用作贬义的。官场上,你跟谁透个风:某某领导对你有看法了,这人准被吓个半死。看法坏了,你再怎么兢兢业业洗心革面都徒劳了。领导们总相信自己是很英明的,不太会轻易改变自己对人的看法。宪法太大,一般人也难得去触犯。刑法或别的法,判得容易,执行却难。目前,无法兑现的法律判决多着哩!而看法却是现碰现,领导今天对你有看法了,明天你怎么做都不顺眼了。看法会让你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 还有就是组织,也让我大惑不解。组织好像一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某某领导要重用你,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要修理你,也说是组织需要;某某领导想把你凉起来,同样说是组织需要。你若不想任人宰割,准备摆在桌面上去申诉或控辩,他们会说你不服从组织意见,或说你对抗组织;而你私下发发牢骚,又可能成了搞非组织活动。有些人就有这本事:把什么事都放在组织名义下,弄得堂而皇之。无可奈何,官场中人都是组织内人,纵有满腹委屈,只要别人抛出“组织”这个词,就只好隐忍了。面对冠冕堂皇的组织,他们只得失语。 所谓尊重领导,我也是颇为质疑的。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腐,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的。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这尊重领导,骨子里就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 凡此种种,在彼官场,都是常识,人人都自觉而小心地遵循着,我却总生疑惑,拒不认同。这种德行,在官场还呆得下去?还是早早逃离的好。发明一种文本 文坛一直时髦着文本探索或创新。我是最没有创意的写作者,总羞于同各路高人谈及文本问题。有心者介绍进来的一些西方流行文本,我也懒得研究。也不是狂妄自大,只是觉得那些洋玩意儿怪怪的,不对我的脾胃。 可我今天忽发奇想,以为自己也可以发明一种很可爱的文本。我是阅报得到的启示。我目前侧身的所在,最大的好处就是报刊多,总有上百种吧。信息量自是极大,政治、经济、 科学等等乃至各种奇闻轶事,都可尽收眼底。像我作小说的,总是苦于肠枯脑干,现在又不太提倡深入生活了,而自己天天所处的生活又不太方便写,总免不了有些自作多情的先生或女士对号入座。但写小说的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手痒,不写不行,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从报刊上猎取素材。什么卖官买官、行贿受贿、杀人越货、坑蒙拐骗,等等等等,天天都见诸报端。不妨就取这活生生的世间百态,接花移木,稍加敷衍,就是绝好的小说了。 有人肯定早哂然笑之了,觉得我这招术并不新鲜。有典可考,斯汤达的《红与黑》就是因为一桩凶杀案的报道诱发了灵感。朋友们或许误会了,其实我的这种文本,与斯汤达大异其趣,基本格式(或叫体例)是:先将报刊上的奇闻趣事原文照录,接着就是本着前面真人真事而虚构的小说情节。摘报用楷体,小说用宋体(若翻译成英文,可考虑用书写体和印刷体相区别)。这样,一本小说,从视觉效果(前卫人士称之为视觉冲击)上看,就是一段楷体,一段宋体,交相印衬,版式也很好看的;从内容上看,真假齐备,虚实兼有。阅读自由度也很大,只想看小说的,跳过楷体字就得了;只想看真实新闻的,那就跳过宋体字;真假虚实都想看的,就一气儿读下来,想必更有意思,那种阅读快感绝对是说不出的好。 采用这种文本写小说,好处多多。对号入座者只好哑口无言了,知道小说的原型不是他自己。哪怕他同小说的原型再怎么英雄略同,也不好说什么了。其实这也不失为一项善举,可以让有些读小说心神不安的人放心落意睡个好觉,免得影响了革命工作。他们一旦知道某篇小说中的人物不是写他自己,就襟怀坦荡荡、俨然君子状了。他们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向上级或朋友推荐一本反腐败的好小说,而这小说本来足以让他心虚的。他们也就有可能居高临下地夸夸某些作家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而本来这些作家应该让他恨之入骨的。 这种文本的创作,还可给有些看了小说免不了犯傻的体面人启蒙些文学常识,让他们知道写小说原来就是揉面团。揉面团是我的说法,其实这意思是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了的。他有段很经典的话,可惜我记不全了,似乎是说他笔下的人物,往往眼睛是北京的,鼻子是南京的,耳朵又是上海的。我觉得这就像揉面团一样,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凡有权指责小说的人,往往是最相信法定权威的。那么,我的这种文本,不过就是将天南地北的新闻揉在一起,写成小说,符合鲁迅先生的意思,他们又怎么说去呢? 我原以为只有自己看报总是从后面看起,后来发现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原来更多的读者都爱看些真实的新闻报道,类似焦点访谈风格的。此类报道,多半不会上头版头条的。那么,我自己若是试用这种文本写小说,也许不会摘录头条新闻,多是选择未版文章。写出的小说,可能又不会太全面地反映生活。其实没有人会同我讲道理,真要理论一番,我也有话说。记得当年有句话很流行,就是说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不知这话今天还算数吗?倘若算数,那么百分之九十九之外的百分之一,为数也不会太小。因为我国公务员太多了。如此说来,一本小说多写了几个形象不是很高大的官员,又有什么关系呢?而这百分之一,可是成千上万啊! 读书人都知道,虚构是小说创作的灵魂。所以即便是一边摘报,一边编小说,也切记别忘了虚构。报纸披露的贪污腐败案件往往大得吓人,就像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有些人模人样的官员实际上坏得吓人,但是,写小说却大可不必弄得那么吓人。凡事留有余地好些。我们只把真实的事件当模特儿,然后加入些艺术成分,弄得含蓄些。好的小说是座冰山,深厚的部分潜在水中。这也是现实策略的考虑,不至于让人指责小说写得太过了,恰恰相反,同真实原型比较,小说委婉多了,柔和多了,甚至坏人也比原型好多了。如今总有人替坏人鸣不平,倒也稀罕。 这种文本的小说还有一条好处,就是可以多赚稿费。本来一部二十万字的小说,足足可以扩充到五十多万字。字数多了,定价就高了,码洋自然上去了。这是行业机密,本来不该说的。电脑的幽默 我早已习惯了电脑写作。字词、词组或常用短句都可以飞快地连着敲出来。久而久之,用笔反而不顺手了。可电脑有时也跟我开开玩笑,叫我哭笑不得。 我想联着打“从容”这个词,显示出的竟是“偷窃”。我疑心自己敲错了,可反复多次,仍是“偷窃”。后来软件升了级,显示出的就是两个词了,一是“从容”,二是“偷窃”。不管怎么说,“从容”和“偷窃”成了孪生兄弟。我不禁想起早几年办公室被盗的事。那 天我一早打开办公室,发现里面一片狼藉,立即明白昨夜有不速之客光顾了。我马上保护现场,打电话报警。过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他们看到这场面,就说是惯偷干的。你看,这烟灰一整节一整节掉在地板上、桌子上,说明这贼干得很“从容”,一边叼着烟,一边撬着锁,说不定还哼着小曲哩!的确,如今“偷窃”是越来越“从容”了,小盗“从容”地登堂入室,大盗“从容”地攫取人民血汗。纵使是新版软件,“从容”不也排在“偷窃”前面吗? 我想打“毛病”,显示出的竟是“赞美”,风马牛不相吸。可细细一想,这中间似乎又有某种耐人寻味的联系。有“毛病”的人受“赞美”的事儿并不鲜见,而真正没“毛病”的人却往往得不到“赞美”,甚至还会吃亏。我想设计编码程序的人并没有想这么多,可偏偏无意间提示了生活的某些规律。是不是冥冥之中真有某种乱力怪神在俯视苍生?更可怕的是有些载誉天下的人满身不光是“毛病”,而是“大病”。 我每次打“资本”,都打出个“酱”字。我想“资本”是最常见的词,应该可以连打的,可电脑偏偏总联想出个“酱”。我不由得想起柏杨先生把中国称作酱缸的比喻。这是很伤中国人面子,却又很贴切的讽刺。再想想这“资本”,真是个好东西,但确实也有“酱缸”的味道。不少同“资本”打交道的人,就像掉进了“酱缸”里,没多久就脏兮兮的了。这些年赚钱最快的就是所谓“资本”运作,空手套白狼,可成大富翁。中国堂堂“资本”市场的所谓股市,可以说是个大大的“酱缸”,黑黑的“酱糊糊”里爬着很多胖乎乎的白蛆。 有时候我想打的词虽然错了,却错得有道理。比方我打“含量”,显示的却是“会计师”。“含量”也许要请“会计师”来计算。又比喻我打“生存”,显示的是“自下而上”。软件升级后,也是同时显示两个词,一是“自下而上”,二是“生存”。这也有道理,人们求“生存”的过程,总是“自下而上”的。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可有些人“自下而上”的历程却是一个巴结讨好、吹嘘拍马、见风使舵……总之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历程。 连着打“告状”,屏幕上出现两个词:一是“街头”,二是“告状”。“街头”居然还排在“告状”前面。无意之间,电脑又破译出了中国的某种传统。照理说,告状,古时候是上衙门,新社会是上法院。可是中国的“告状”自古以来就同“街头”有缘。旧时若逢贪官污吏当政,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老百姓背了冤屈,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等着上面来了青天大老爷,上街呼号,跪道拦轿。如今时代不同了,跪道拦轿肯定行不通。官员们的轿车开得飞快,小心轧死你!如果是更大的官员出行,警车呼啸,警察喝道,你哪怕拼着老命想往车上撞都轮不上。那么,上法院呢?老百姓心底又不踏实。都怪谁编了顺口溜:法官帽子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老百姓最终还是相信政府,于是就总往政府门口去喊冤。哪级政府的门口不成天堵着上访的民众?只怪政府没搬到深山老林里去,总扼守“街头”要津,那里便总是老百姓“告状”的场所。 这样的幽默我碰上很多了。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我打“呼声”,眼前出现的竟是“吃亏”;我打“依法”,冒出来的却是“贪污”。结果“群众呼声”就成了“群众吃亏”,“依法行政”就成了“贪污行政”。“群众吃亏”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同时那些有勇气反映“群众呼声”的人往往也会“吃亏”。我认识的一些有良知的作家、记者或其他知识分子,他们的境遇多半不太好,总在“吃亏”,就因为他们表达了“群众呼声”。而有些天天喊着“依法行政”的人其实是在“贪污行政”。很多蝇营狗苟的事也多打着法律的旗号,所以“依法”和“贪污”有时的确也让人弄不清谁是谁,云里雾里的。瞎想与胡说 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至今忘不了。说那猴子、兔子和狐狸原本是朋友。可狐狸狡猾,猴子和兔子总是吃亏。有回,猴子同兔子商量,想捉弄狐狸。猴子同兔子悄悄议论,世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它俩知道狐狸正躲在一边偷听,便故作神秘。猴子说,马屁股上的肉是天下美味,有幸吃到,不枉世上走一遭。兔子问,马屁股上的肉,如何吃得着?猴子说,这就得想办法了。山下草原上,有匹大白马,正躺在那里睡觉。待我偷偷儿跑去,把自己的尾巴同马尾巴缠在一块儿,然后就开始吃。马被咬痛了,肯定会飞跑起来。我才不管哩,吊在它尾 巴上继续吃去。兔子故作沮丧地说,我的尾巴太短,没这口福。猴子拍拍胸脯说,你等着,我吃饱了,带些回来让你尝尝。狐狸听罢,心中窃喜,飞奔下山。果然见有白马一匹,正躺在草地上酣睡。猴子窜上高树,兔子爬上山顶,等着看好戏。只见那狐狸逡巡片刻,便如猴子所授,如此如此。忽见白马长嘶而起,狂奔如风。可怜狐狸拖打在地,遍体鳞伤。从此以后,狐狸的毛色灰红杂乱;马儿再不敢躺在地上,睡觉都是站着;猴子拍胸大笑,乐极生悲,摔下树来,屁股落下个红疤;兔子高兴得手舞足蹈,不小心把自己抓成了三瓣嘴。 这故事蕴含的其实正是老百姓的认识论:他们就是这样凭着想象解释世界万物。很长一个时期,我正是照着这种逻辑胡乱想些事情。随意附会,天方夜谭。不怕方家笑话,只图说出来好玩。 比方疯狗是怎么回事,我自有一番糊涂想法。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县政府专设了狂犬病防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成立了家犬捕杀队。三个机构的正式名称都很长,如果简称狂防领导小组、狂犬办和狂犬队,听着都不顺耳;约定俗成,老百姓都知道县里新成立了打狗办。一时间,打狗办的人手持五尺长棍,上山下乡,走村串户,见狗就打。敝乡好吃狗肉,这些长棍们吃狗肉吃得满嘴火泡。 我当时傻想,狗本是忠诚的象征,古时为臣者说自己乃圣前走狗,是种荣耀。直到近世,走狗才渐渐沦为贬义词。词义虽然贬了,但有些人走狗照做,洋洋得意。往往在那种很体面的场合,总有些很体面的人,自以为很体面的谈资,就是吹嘘他同某某高官如何如何铁杆。他们所说的铁杆,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某某官员,把某件最隐私的事密托给他,让他去摆平了。 狗作为人类的仆从,忠心耿耿了几千年,怎么说疯就疯呢?听说天才与疯子,只隔着一层纸;捅破这层纸,天才就成了疯子。凡高每疯一次,就有一波创作高潮。据说这位天才画家流传下来的艺术杰作,都是一次一次发疯的结果。我当年不闻有疯牛,只知有疯狗。狗是我知道的最聪明的动物。由人推及狗,我相信凡是疯了的狗,都是天才的狗。当狗聪明得像人,就疯了;不再忠诚于人,而要咬人。有些做上司的宁愿任用庸人和蠢才,忌讳重用聪明人,是否就是担心有朝一日被咬呢? 我的好钻牛角尖,中学时代就有前科。有回我同政治老师说,通过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我相信天上肯定有神仙。老师大为惊诧,说一个是唯物主义,一个是唯心主义;一个是无神论,一个是有神论。你怎么回事?我说,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从无到有,由低级到高级,由量变到质变。生命起源,最初是无机物,再发展为有机物;又从低等生命,进化到高等生命;具体到人,经过若干年进化,先有了类人猿,再由类人猿进化为人类。那么,人类最后要进化成什么物种呢?只有羽化成仙了。老师口讷半晌,说,今天的人类比古代人类智力发达,这就是进化。我说,今天的人未必就比古人聪明,不然为什么很多前人的发明创造我们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埃及金字塔,有人就提出假想,说是外星球高智能生命建造的。哪怕我们承认现代人比古代人聪明,也只是量变呀,最后得发生质变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的所谓质变,就是进化成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不是神仙还能是什么?老师没法接下话去,恨恨地望着我。我顽皮道,老师,你可以批评我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庸俗的理解。老师接过我自己提供的炮弹,体面地下了台阶,说,你还算有自知之明。 我现在仍然在想,这世上真有某种哲学能够彻底解释世界吗?我有了质疑,便没了科学头脑,只有满脑子荒诞的幻想。九天之外,没有神仙,肯定也有比人类聪明若干的高等生命。姑且称之为天人。自以为万物灵长的人,不过是天人们用来作实验的物种而已,好比人类实验室里养的那些小白鼠。原来,天人关于自己进化的早期资料缺失,就拿人来做实验。两千五百多年前,天人给一个名叫孔子的东方人赋予特殊智慧,想看看非凡的人是如何影响人类的。过了很多年,一个叫朱熹的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算是勘破了天机。这是后话。孔子诞生后的五百多年里,天人发现东方出现了神奇变化。那些黄皮黑眼的东方人智慧、文明,创造了很多奇迹。而西方那些白皮蓝眼的人,还在茹毛饮血。于是,天人又给一个名叫耶稣的西方人赋予特殊智慧。耶稣承担的试验项目不同于孔子,他的使命是设计一种叫做宗教的游戏。基督教便庄严诞生。此前天人曾设法让释迦牟尼创立过佛教,也许因为负责这个实验项目的天人渎职,没有达到满意的研究目的;后来天人又让穆罕默德创立了伊斯兰教,用不同的教义试验不同的人种。这些不去详说。单说基督教,这可是天人的得意之作。他们发现此教流布之地,人们慈爱、忠诚、勤奋。西方很快赶上东方,并超过了东方。这时,天人学术界发生了争论:引起人类东西方不同变化的因素,到底是宗教同世俗的区别,还是人种的不同?各种观点相持不下,天人最高当局只得提出新的方案:找一位和耶稣同种族的犹太人,赋予他特殊智慧,让他创造一种无神论的哲学,且看验效如何。天人发现不管圣洁的宗教或世俗的哲学,都会生成许多变种,犹如病毒的变异。于是,人类历史上最残忍、最广泛、最持久的流血事件发生了。就连愚蠢的人类自己都已察觉,人类最新的灾难,就是两个犹太人的对立。天人得出的结论是:种族、肤色、语言、地理位置、气候等等都不是影响人类生存状态的决定因素,理念才是最重要的,无论这种理念表现为哲学、宗教、世俗学说或者谎言和巫术。天人终于后悔了,大声疾呼:够了,够了,该死的理念!不要再让人类玩什么理念了,叫他们好好活着吧。 越来越多的疾病降临人世。人类连感冒病毒都还没有彻底弄清楚,艾兹病汹涌而来;艾兹病尚未被征服,又不知从哪里钻出了萨斯病毒。人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低能、脆弱和无助。我们竟然是那样狂妄自大,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人类发疯似的自我膨胀,总以为强大有力就可以君临天下。可是时时要取人小命的恰恰是眼睛看不见的微生物。人类有着杰出的微生物和病毒专家,他们的研究手段也日益先进。可是,人类却一天天沦为微生物的玩偶。相传古代中国,一位将军率部出征。不幸瘟疫流行,三军将士尽数瘫倒。将军见战车前面有株野草,随意拽来咀嚼。过不多久,将军感觉身子硬朗起来。他猜这种野草也许正是救命良药,便命将士采而食之。果有奇效,一株野草即令瘟疫遁身而去。因将军于战车之前得遇良药,便叫这种无名野草车前草。车前草现在仍是中药一味,却再无当年显效。野草还是那株野草,人却不是当年的人。不必说远了,我小时候住在乡下,若是泻肚子,只须采篱上野刺嫩尖,洗净生嚼,就万事大吉。如今遇病得赶紧吃药,却没有哪种药能立竿见影。 萨斯病毒肆虐几个月了,人类仍束手无策。有幸活下来的患者,居然并不是靠什么有效药物,而是全赖调动自身免疫力。这几个月,我窝在家里躲避瘟疫,脑子里尽是些怪异的想法。罢了,罢了,我实在不忍往不吉利的方面去想。只祈祷上苍早开法眼,普救众生。精神原创时代的终结 远在人类文明史的荒洪时代,圣人们应运而生。古人有云: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这些圣人创造的精神价值是“原精神”,作为人类文明的基因,注入了各自民族的血脉。幸而有了这些圣人,人类才真正告别了野蛮和愚昧。 可圣人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更不是自封的,也不是身边有几个哥们儿抬举便能成就的。孔子过去两百多年,才出了个孟子,也只能算作亚圣。亚圣之后,中国再无“亚亚圣”。 后来倒是出了些大儒,他们无非是干了些注经或附会经书的活计,终究没能成圣人。这些大儒们兴许是做过圣人梦的,可惜都枉然了。有的人在世时声名显赫,或许自命当世圣人,或被些阿谀弟子捧为圣人,然而后人并不买账,还是没法圣人起来。 过去有些皇帝,自知做不了圣人,就想长生不老;但人毕竟是要死的,他们就想死后成仙。而神仙也不是谁想作就能作的。中国本无宗教,道教也只可算作准宗教,因而中国也就说不上有真正的神仙。我们逛道观,会发现观里供奉的除了元始天尊,竟然还有观世音,还有孔圣人,还有孟亚圣,还有诸葛亮和关云长。只要堪称人杰人圣,皆可成道观里的神。可是我们竟没有发现道观里供奉过一位皇帝,尽管想羽化成仙的皇帝并不鲜见。神仙是后人尊封的。可见中国人最不愿恭维的便是死去的皇帝。活着的皇帝他们没法不拜,因为皇帝有门出色的手艺,就是杀头。 大凡圣人们都讲过很多话,那些讲话被奉为万世遗则;而讲话很多的人并不一定就能成为圣人。术师、巫婆及诡辩家们讲过的话也会很多。我也许有些迂阔,宁信古人,不信今人。今人想在精神层面玩些花样,哪怕天天唾沫横飞,他们讲的除了异端邪说,就是拾古人牙慧。所以,今人再怎么标榜他发明的精神如何伟大,我都是怀疑的。哪怕有人告诉我人类就要迁居外星球了,我都会相信;但是如果有人告诉我谁创立了新宗教、新主义之类,我绝不会相信。如果真有这样的新宗教、新主义诞生,那无非是控制人类灵魂的精神刑具。 人类精神的原创时代早已终结。有位叫拉登的人,也许就是自命创造精神财富的人,把事情闹得很大。拉登奉行什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但他那些疯狂的宗教理念却并不像字面上那么简单。他兴许是想成为圣人,让自己成为伊斯兰教里程碑式的人物,成为穆斯林世世代代灵魂中的偶像吧,但伊斯兰教不允许崇拜偶像。新闻制作法 我曾说过,媒体上的很多新闻,其实是导演出来的。最近我又发现,有些媒体还会梦笔生花,制作新闻。新闻制作法虽说五花八门,却也可大致归类。最常见的是“煞有介事法”。一天,我乘飞机从某地去某滨海城市。登机时间早到了,却没有及时通知大家登机。好不容易登了机,却见机舱里一片混乱。机组广播说由于民航方面工作失误,将机票编号弄错了,不再对号入座,请旅客们原谅。那是架波音737,没有头顶舱。买了前面座位的旅客因为别人抢先坐了自己的座位,自然要发发怨气。我乘飞机是不讲究前后的,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 。没过多久,空姐开始分发报纸。却见某省日报的首条新闻是《离入世还有11天,省政府紧急启动世贸知识培训》。溜了一眼,无非是讲某省如何适应新形势,审时度势,在广大干部中紧急开展世贸知识培训,云云。我看了顿生疑窦:这算是新闻吗?中国入世谈判先后进行了十五年,为什么要等到最后只差十一天了才进行世贸知识培训呢?我虽是个经济外行,却知道世贸知识绝不是十一天就可培训好的。那么这十五年间,日理万机的各级官员们干什么去了呢?有这十五年时间,完全可以用全新的理念培养整整一代人,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事啊!明明是耽误了十五年,却偏要煞有介事,把失误说成功绩。我想这件事如果真有新闻价值,题目应该是《15年空蹉跎,11天抱佛脚》,还应再加上个副标题《政府错过世贸知识教育的大好时机》。当然,我知道这只是痴人说梦,这样的新闻是断不可能出现的。临下飞机了,机组的广播又为座位编号弄错的事向旅客道歉。可是就在这时,真相大白了。有旅客终于知道,并不是什么编号弄错了,而是某省副省长率团优先登机,优先坐了前面的座位。许是这位官员公务繁忙,临时订票,没能赶上有头等舱的飞机,又没能买着前排的机票,于是只好委屈人民群众了。人民航空还得背黑锅,承认自己工作失误。望着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首长车队,旅客们为自己被愚弄而恼怒,但他们也只能骂几句粗话而已,首长是听不到了。旅客们还在公共车或的士上颠簸,首长只怕早已踩在红地毯上了。首长只听得见欢迎欢迎之类的话。一位旅客愤然道:好大的官啊!不就是个副省长吗?!其实这才是新闻。一个副省长登机,就能使飞机正常的秩序受到破坏,更大的官上来了怎么办呢?当然,这样的新闻也是没法出笼的。我猜想,哪怕这位副省长是去这座滨海城市观光,当地媒体只怕也得煞有介事,说成是工作考察。 我注意到还有个新闻制作法用得较多,就是淡化逻辑法。淡化逻辑本来是儿童文学创作的手法,却让新闻记者们演绎得炉火纯青。前两年搞“三讲”,连篇累牍的新闻是,某地过去由于工作作风存在一定偏差,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少了,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自从开展“三讲”以来,组织多少多少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到了什么什么问题,于是切实采取措施,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群众高兴地说,“三讲”就是好!过了一年,又开始搞“三个代表”教育,又是连篇累牍的新闻,某地过去由于工作作风存在一定偏差,干部下基层调查研究少了,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自从开展“三个代表”教育以来,组织多少多少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到了什么什么问题,于是切实采取措施,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群众高兴地说,“三个代表”就是好!这就怪了,这些问题不早在“三讲”时就解决了的吗?怎么又冒出来了?两个新闻哪个真实?“三个代表”的新闻不是否定了“三讲”的光辉成就吗?原来,新闻是不能用正常逻辑去推理的。往前推十年,那会儿搞“社教”,新闻模式也是如此。再往前推二十年、三十年,比方说各种运动中,同样是这种新闻模式。但愿“抓革命,促生产”的伪逻辑不要再延续下去。 假戏真做法,也是新闻制作的重要决窍。早些年在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国家某部开展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万名京官云集北京火车站,部长亲自到车站送行,并发表重要讲话。声势之浩大可想而知。是否真有万名干部下去,倒也未必。中国自古用兵之道都是号称兵力比实际兵力要多些。但我当时的疑问却是:北京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是否能同时发车?过了不久,又看到了这条新闻的“续集”:从全国各地调研归来的京官们又云集北京火车站,受到部长的亲自欢迎。这又怪了:谁有这么大的调度能力,能让万名京官同一天到达北京火车站?如果这位部长真有如此才干,他应出任国防部长。机缘巧合,我后来偶然认识了这个部里的某干部,说起这事,才知荒唐复荒唐。部长为了凑个电视新闻,强令下去调研的全体干部同一天出发,同一天回京。可是要做到这一点,目前是没有这种技术可能的,于是大家只好先到火车站接受送行,再分头等候火车。回京也是如此,大家必须赶在部长亲自迎接的那个黄道吉日之前到达北京,再背上行装去火车站列队,接受欢迎。干部们的确是下基层了,可是弄出这样的新闻,就假了。 同假戏真做异曲同工的是真戏假做,这也是新闻制作的常见法门。有回,电视新闻播出这样的镜头:一个小孩不慎跌进水井里,警察闻声赶到,将小孩从井里吊了上来。小孩吓得惨叫,被救小孩的父母作揖跪头,感谢警察同志的救命之恩。可是,我看了这条新闻,却怎么也感动不起来。我在琢磨这条新闻的制作过程。一种设想是:有人见小孩跌进水井里了,马上拔打110。警察赶到了,却见新闻记者没有到场。于是且慢,听凭小孩在水里挣扎,连忙同电视台联系。大概电视台抢新闻也讲究时间就是生命,火速赶到。我只能想象电视台用兵神速,不然小孩早淹死了。一切准备就绪了,于是警察同志才面对镜头,开始紧张地抢救。我这设想显然有点儿“解构”意味,警察同志万万不敢如此草菅人命。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小孩本来早就救上来了,可是聪明的电视记者们为了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又把惊魂未定的小孩再放进水井里,重新吊上来。难怪那小孩哭得那么惨。本来是真实的新闻,如此一制作,就令人讨厌了。 诗意的人们喜欢说小小的露珠里可以看见太阳,所以露珠映日法也是新闻制作的又一宝典。电视是目前最强势的新闻手段,露珠映日法也多为电视新闻所采用。我所居住的小区很漂亮,据说是全国文明小区示范点。每年元宵,小区所在的区政府都要在这里举办灯会,很是热闹。电视台自然要来拍新闻。电视镜头里的灯会比现场更漂亮,这是常识。可是超越常识的是新闻反映的却不光是这个居住人口不足五千人的小区了,而是“某某人民闹元宵,欢天喜地颂太平”。我隐去不说的“某某”二字说的是一个省。别说一个省,就连这个小区所在的这座城市也仅这一处灯会。我倒不是说整座城市必须万人空巷闹元宵才是好事,那也太劳民伤财了。只是说用露珠映日法精心炮制出的新闻粉饰意味太浓了。我们看电视新闻,形势好得不得了;放眼下去看看,未必如此。功劳全在露珠映日法创造出的“电视繁荣”。 从事新闻工作的都很精英,他们玩出的新闻制作法还有很多,人们早已司空见惯,懒得再列举了。匪夷所思 看过篇小说,叫《遍地羊群》。写的是上面拨下扶贫款,扶植贫困山区养羊。可扶贫款被层层侵吞了,羊没养成。等到上级来检查,干部就让老百姓披上白色编织袋在山坡上匍匐而行。领导见着的场面,正像那首老歌唱的,“羊儿还在山坡上吃草”,于是十分满意。有人指谪这位作家太阴毒了,太损人了,居然把干部作风写得如此不堪。其实,明眼人都清楚,比这更荒唐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光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披露的咄咄怪事,就令人瞠目结舌了。 某地为了绿化荒山,一劳永逸,不惜耗费巨资,将水泥里和上绿色颜料,铺满整座整座山头。人站在远处,像孙悟空那样手搭凉棚一望,但见山山岗岗,尽披绿装。这不比《遍地羊群》更有创意? 某地为了迎接农村初级卫生达标检查,不准农民在自家新修的厕所里拉屎,得等到上级领导视察过后才能使用。可是领导们日理万机,左等右等就是不来。农民要上厕所了,只好扛把锄头去野外挖坑。这不比《遍地羊群》更黑色幽默? 某地发展小城镇,规定临街面房子必须建三层楼以上。有的群众没钱建那么高的楼,那不行。怎么办呢?政府到底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善解人意,允许群众先建一层或两层,但临街面的墙必须建到三层以上。于是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亘古未见的“空心楼”。临街面看上去高楼林立,富丽堂皇,而高墙后面却是空空如也。这不比《遍地羊群》更加智慧? 这些杰作,既不是愚人节玩笑,也不是三岁小孩胡闹,更不是谁吃饱饭没事干瞎编的段子,而是那些被叫做人民公仆的国家干部认真研究、大胆决策的。焦点访谈曝光了的,该不会弄错吧。这正应了王小波的那句话,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 天下怪事多着哩,怎能都上焦点访谈?即便是百姓看好的焦点访谈,也得留些版面风花雪月。但见诸报端的怪事,仍有不少。 某地农村冬种,农民根据田垅的水系流向和各自习惯开沟沥水。乡党委书记下来检查,大发雷霆。因为农民们开出的沟既没有朝着一个方向,又没有整齐划一,影响美观,必须返工。农民不从,因为开沟是为了沥水,不是为了好看。书记便强令农民必须服从乡党委的决议。正是俗话说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农民最后只好认输,按照乡党委统一要求,重新开沟。新开的水沟必须一律同公路垂直。最后县里领导来检查,坐在小车里放眼望去,条条水沟直得像刀子切的,油菜、小麦叫水沟分割成整齐的块儿。太漂亮了。县里领导高兴了,这个乡被评为当年冬种先进典型。乡党委书记在县里冬种总结大会上介绍经验,农民们却在背后骂娘。 某地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不准农民种粮食了,说要种蔬菜。农民很听话,就种蔬菜吧。上面派工作组来检查,却发现有的农民种的蔬菜不是他们指定的品种。这下可触犯天威了。工作组不分清红皂白,把农民地里的蔬菜全给毁了。有的农民不服,要求赔偿损失。工作组说,我们帮你拔掉劣种蔬菜,你还得付我们工钱哩!这不禁让人疑问,这是哪家王法?!从前只听说旧中国有流氓打了人之后,要被打的人付手工费。农民最终没有办法,只好按上面意图改种上面指定的优良品种。可是见收之后,所谓优良品种并没有像上面说的那样增产增收。农民们找谁去呢?!只能背后骂几句娘。 某地是闻名遐迩的牛奶之乡,老百姓因为养奶牛,稍稍过上了几天好日子,政府领导就踌躇满志了,自以为造福苍生,功莫大矣!于是耗资亿万,修建了一条牛街,以彰政绩。满街便是石雕奶牛、牛角图腾及同牛有关的艺术杰作。修牛街的钱从哪来?自然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此等筹资举措,各地都有经验,最为典型是什么“几个一点”:政府出一点,银行贷一点,社会募一点,群众交一点。话说得漂亮,其实无论哪“一点”,最后都会万流归宗,“点”到老百姓的腰包里。这是闲话,单说那牛街吧。当地百姓很气愤,说每到晚上,见满街石牛,鬼影幢幢,就恨不得砸了它们。原来政府有钱修牛街,却没钱兑付养牛户的牛奶款。有的养牛户因此不得不含泪卖掉奶牛。政府领导却洋洋自得,说过了五百年,这大草原也许消失了,留下来的石牛却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 那些聪明的公仆,他们脑子里怎么尽是些匪夷所思?正天天上演的荒诞,怎么总似曾相识?第二辑 替有钱人着急 知道了有些富翁的发迹史,你除了沉默,无法愤怒。特殊阶层的特权、各级领导的条子、流失的国有资产、银行的不良贷款、偷漏的税收、走私、黑幕证券,等等,共同造就着大腹便便的富翁们。穷人拿唾沫淹死你 我很佩服张天蔚先生,居然能耐着性子,读完奇文《“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居然又有兴趣著长文(《书屋》2001年第1期《看毛志成先生对穷人开刀》),先国际后国内,好生说道理。真是好修养。毛先生的大名,我几年前就眼熟了,但自从读过他的一篇吹捧贵族的大作之后,见着“毛著”就“怕死”(pass)了。隐约记得,尽管毛先生津津乐道的是所谓贵族精神,而文章中往往是贵族和贵族精神两个词混同使用,给我的印象就是:凡是贵族,即有贵族精神,亦即高而贵之,全赖他们弘扬民族之魂灵、传承文明之衣钵,方 有今日之中国。可今日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很成问题,这就怪历代皇帝太吝啬了,公侯伯子男封得太少。而穷人家孩子只有好好读书,科场得意,才能高官厚禄,有的就被皇帝老子糊里糊涂赐了爵位,败坏了贵族血统的纯正。天下又总不太平,朝代一更替,前朝的贵族又不作数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读书人十年寒窗挣来的爵位,很可能又被不肖后人弄丢了。于是,贵胄薪火不继,万般无非下品。千古显贵府第,惟有孔门一家。顶顶可惜的是,就连孔家店,也被后人砸烂了,枯竭了洙泗渊源。难怪中国总富裕不了。如果秦始皇果真长生不老,成就千古一帝,现行纪元乃是秦历若干年,贵族肯定大大的有,中国肯定大大的好了。 我本可同毛先生套套近乎,尊他为阶级兄长的。我从姓氏起源中知道,王姓的先祖,本是周天子的小儿子,因为说了直话,被贬为庶民,逐出周室。先祖沦落民间之后,只因曾是王族,便以王为姓。如果我读的那本书不很附会,我的血统其实很高贵的,甚至比孔门都要悠久且显赫。可是,我正像那位因言获罪的远祖,不太看贵人脸色的,更不问自己的血统。自己目前并不富有,但也不是太穷。怕只怕哪天真的穷困潦倒了,生活苦些也是命中注定,却还要背上个“文明史的反面角色”的包袱,就实在冤枉了。我生活在真实的民间,天天打交道的都是那些此生暴富无望、倘若命舛就会贫穷的平头百姓,他们都是大大的良民,从他们的脸上实在看不出什么“反面”来。 中国不会再有贵族了,只会有富人。我没有仇富情结,并不笼统地认为“肉食者鄙”;相反,我做梦也想当比尔?盖茨。但是,凡富就“正面”,凡穷就“反面”,打死我也不相信。我并不断章取义或强加于人,但琢磨毛先生的高论,他是将芸芸众生及其品格等合并成两个同类项:富人、贵族、高贵、精英、正面、进步;穷人、下贱、愚鲁、草芥、反面、破坏。我的老天,这几乎让人想起希特勒的纳粹理论:凡“非我族类”者,都是蝗虫般繁殖的低等生命,应该从地球上消失。倘若真把“反面”的穷人从这世界上消灭掉了,只剩下一些富人和贵族成天袖着手,在别墅前的绿草坪上喝鸡尾酒,只怕也喝不了几天。 人类本是多灾多难,举步惟艰。如果毛先生的理论成立,世界只好早早消亡了。因为这世上实在是富人少而穷人多。“正面”的富人哪怕个个三头六臂身怀绝技,也抵挡不过那么多“反面”的穷人与他们干戈相对。历史能够进步到二十一世纪,富人和贵族们真是辛苦了。试想,他们千百年来要与穷人作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飞机、宇宙飞船、因特网以及民主、法制、国际公约。我日前看到一份资料,预测未来二十年哪些不会改变,其中就提到了贫穷:世界财富的浪潮再怎么高涨,也抬不起第三世界贫穷这条大船,说是“人们将目睹第三世界大规模的饥荒”。这里“目睹”别人“饥荒”的,大概都是“正面”的富人吧。那么富人们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他们担负得了吗?他们会不会因为读了“毛著”,终于明白穷人反正是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一生气就撂了担子呢?那人类末日真的就到了。 恕我不敬,毛先生在我印象中只是个符号,对他本人我并不了解。不知道毛先生自己是富人还是穷人。听说现在很多高校推行了新工资制,著名教授年收入十万元以上。毛先生的收入肯定很高,光工资收入就在十万元以上?如果估计少了,且勿怪罪,不是我小看教授,实在是没有见识。毛先生著述颇丰,就按千字千元算?每天三千字,日日不辍,绝非易事。我相信毛先生是神人,每年码字总在一百万字以上,年收入可在一百万元。还假定毛先生余暇时间玩玩股票,且从不折本。如此一算,毛先生算是富人了。如果稍稍挤掉点儿水分,只怕也富不到哪里去。而且,穷有底限,富无止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就是穷了。富呢?正是俗话说的,官永远有比你大的,钱永远有比你多的。如果只有到了比尔?盖茨那个份儿上才算富有,天下就都是穷人;如果同发达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就都是穷人;如果同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也都是穷人。 幸好穷人们没怎么有机会读到毛先生的文章,不然会很麻烦的。我做了个假想,比方碰上个穷人,我说,有位姓毛的学问人说你是文明史的反面角色。穷人一脸茫然,他听不懂。我于是又说,毛先生说你拉历史后腿。穷人隐约听明白了,眼睛睁得天大。我再换种说法解释,毛先生说你是反动派。恰好这位穷人有“文革”经验,脱口而出,说,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我想反动派是政治帽子,穷人会害怕,便改口说,毛先生说你是坏人。穷人愤怒起来,想骂娘了。我马上劝住了他,说,人家毛先生是读书人,你得文明些。穷人不骂娘了,挽起袖子想动手打人。我又说,不行不行,人家毛先生是斯文人,你不得粗鲁。穷人无奈,只好呸!吐了一把口水。我又想,如果谁有耐心,挨个儿去告诉穷人,如此如此,他们每人吐把口水,也定会白浪滔天,淹得死人。 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篇名文,题目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什么的,写到一种沦为玩偶的动物,见了阔人就怎么的,见了穷人就怎么的。我不好意思说。被平均的大多数 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流布很广,文章标题似乎已概念化,具备了某种社会学意义。我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我又不懂经济,不知该怎么表达;猛然想到王小波先生的妙文,便把这个问题用“被平均的大多数”以概括之。 我说自己不懂经济,原话是想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怕经济学家说我不自量,便改口说自己不懂经济。经济学家,我是敬而畏之的。我认为当经济学家,首先只怕数学要好,而 我在小学时代数学就吃过零分。我说自己不懂经济,总不至于招来攻讦吧?不懂,在中国多少还算是美德: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是为知之。 绕口令似的闹了半天,我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琢磨的是个什么问题。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我有些胆怯。这牵涉到命题或定义,又是我不能面对的难事儿。什么叫做“被平均的大多数”呢?我不善于用学理性语言来抽象出某种概念,只好用文学性语言来形象地描述。比方说,当我们说中国人均绿化面积达到了多少时,东南部的中国人在葱茏的树荫下惬意地纳凉,西北部的中国人照例只能在沙漠和戈壁里艰难地生存。假如决策者满意了这样的平均数,觉得中国的植被比撒哈拉大沙漠好多了,绿化工作不要搞了,要腾出手来干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西北部的中国人就是“被平均的大多数”,因为从版图上看,中国植被恶劣的地方远远多于植被良好的地方。 我的所谓“被平均的大多数”,只是为了表述起来不至于太拗口;其实要使概念周延些,还应加上些修饰:“被平均概念忽略和损害的大多数”。我前面举出绿化的例子,仅仅只是为了描述概念时不流于干巴。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收入、存款、住房、汽车、粮食等等,都被各种公报、统计、讲话、学术文章平均着。大多数人被平均了,他们就幸福了,就美好了,就离小康社会不远了,就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谁敢说出苦来,退回去二十年,罪为诉社会主义苦;现在说是可以说,说了也白说。也许平均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有大义存焉,但对于被平均的大多数,毫无意义。倘若有意义,我们何不跳出狭隘的爱国主义圈子,进入国际主义大家庭呢?放眼世界,把比尔?盖茨的财富也拿来平均平均,我们岂不更幸福?有资料表明,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全球五十亿穷人年收入总和的一半。这五十亿穷人,中国占多少?我没法弄清楚,但可以断定的是把这些富人的财富都拿来平均,中国人均财富必然会高出一大节。如此如此,中国的大多数不是更幸福了吗?! 中国农民应是被平均的大多数中的大多数。中国权威的理论家、政治家都指出,农民身上的致命弱点就是平均主义。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理论源泉在哪里,却可以明确地正告这类人:他们在胡说八道!农民们的很多诉求,其实只是最低限度地要求公平与公正,却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翻身不得。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形成了一种恶俗而市侩的思维定势:但凡说到农民,就贬之以农民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平均主义。说白了,无非是农民贫穷,而穷人往往是说不起话的。他们同时又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农民如果动动脑筋,肯定愤愤不平:指责他们平均主义的,正是拿平均概念向他们描绘海市蜃楼的。如此对待农民,几乎有些阴险了。近些年,不料先进的工人兄弟也遭遇了农民同样的命运,他们嫌自己工资低了,而企业老板动辄席卷国有资产,便告状、检举、上访,因此也成了可耻的平均主义者。 谁说社会财富没有增加,肯定是造谣;谁说被平均的大多数非常幸福,肯定是撒谎。大多数人并没有因为社会财富被平均了,他们就拥有了。那么被平均掉了财富哪里去了呢?被代表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除去阶级敌人不算,中国人只有两类:人民和代表人民的人。如今,据说阶级敌人在总体上已被消灭了,中国人就只有纯粹的两类了:大多数人和代表大多数的人。 所有概念都是代表人民的人或代表大多数的人发明的,人民或大多数人就只有无所适从的份儿。某人民去官府办事,遇着代表人民的人态度不好,便质问:你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吗?代表人民的人便会义正辞严:难道你个人就是人民吗?这位人民只好认输:我不能代表人民!于是似乎成了这样的逻辑:代表人民的人只为代表人民的人服务。这种时候,人民是抽象的,代表人民的人是具体的。需要人民的时候,人民就具体了。当是时也,必有宏文召告天下,动员全体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云云。 有个最虚伪的礼仪,全球通行的国际惯例:为某某干杯!酒都进了干杯者肚子,同某某有什么关系呢?假如某某在场,毕竟也喝了口酒,多少有些醉意,见这么多人为自己干杯,好不得意!最冤的是很多时候某某并不在场或者已经作古,人们却举酒为他干杯。举杯的人酒足饭饱,同某某是没有半点关系的。替有钱人着急 我写作觅生,身无长物。倒是有些手头阔绰的朋友,他们却为口袋里的钱烦燥着。这些人当然不是最有钱的一类,余银一两百万元左右吧。他们拿着这钱不好办,几乎成了心病。 想着去投资做生意,左右下不了决心。干什么好呢?往大街上转转,门面鳞次栉比,做什么买卖的都有了,实在想像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赚钱门路。弄得不好血本无归,那就悔之晚也。这些朋友中间有的原本是白手起家的,没想到赚了几个钱,倒不知怎么办了。进而一想 ,手头的钱毕竟有限,干什么都只是小本生意,却得同各路神仙打交道,作揖叩首,点头哈腰。想着就烦。生意是不想做了。 现成的思路就是炒股。可是四处一打听,没听谁说炒股赚了钱。有朋友于是自嘲,炒股本是投资,如今却成消费了,而且是高消费。真正有狠的大炒家早已抽身走人,转到别的赚钱行当里去了。依然留在股市里出不来的都是些傻瓜,他们是原本财大气粗的机构股、高谈阔论的股评家、梦想再次暴发的暴发户以及亿万迷信股市可以将自己有限的血汗钱点石成金的小散户。看来,炒股也不再是明智选择了。有人说,股市的嫌钱法则就是羊毛出在猪身上。拿着一两百万元钱去当猪,又何必呢? 家有黄金,外有斗量。做保险的上门了,说你钱捏在手里干什么?买保险吧。心想保险自然好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保证自己没个不时之虞呢?可就是受不了保险推销员那股热情劲儿。他们的笑容总让人感觉心里不踏实。一打听,才知道保险推销员的回折比例大得吓人。于是你的直觉就是自己的保险费有多少白白进入了他们的口袋。再往深处想,保险费成本这么高,能保险吗?有朋友说,他见识过保险员培训班,那场面同电视里曝光的传销培训差不多。好了,保险也不想买了。 只好让钱躺在银行里睡大觉。可是银行也不是吃素的,利息低得可怜,还得征税。银行服务也不敢恭维。银行有些规定真令人费解。有位朋友是做广告策划的,每做完一单,就有笔可观的收入。可每次都为去银行取钱伤脑筋。这位朋友是自由广告人,没有开公司。银行工作人员说,公款不能汇给个人。我朋友解释说,这是人家公司付给我个人的劳务费,不给我个人,又给谁呢?银行说,对不起,这是上面规定的,我们没办法。我朋友问,有别的什么办法吗?银行说,按规定,我们应该把钱打回去。但是可以变通,你找个公司账户吧。我朋友没法,只好找个熟人公司的账户。每次都得这么周折一番,钱才能到自己手里,弄得心里总是不快。让自己的钱往别人账户上过,暴露自己的财务状况,想着就不舒服。更荒唐的是银行分明知道账户是临时找的,钱还是要到个人腰包里去的,何必硬要多此一举呢?这位朋友说,想着银行这种莫名其妙的规定就烦,真想买个保险柜,把钱锁在家里算了。 有朋友想通了,说,何必自寻烦恼?置套好房子,买辆好车子,过过平常日子,算了。于是,我多了些成天穿着休闲服打哈欠的朋友。钱水说 我在拙作《国画》里有段关于钱和水的议论,先抄录于兹: 荆都人把钱叫做水真是耐人寻味,因为钱同水的共通之处还真不少。你活在世上缺不得水,也缺不得钱;如今钞票贬值得厉害大家都说钱成了水;钱多的人花起钱来就像流水,钱少的人把钱捏在手里也能捏出水来;有手段的人赚起钱来,钱就像水一样往他口袋里流;没门路的想挣口吃饭的钱,就像走在沙漠里的人很难喝上一口水;你的钱太少了同水太少了 一回事,不是渴死就是饿死;你的钱太多了,钱也可能像洪水一样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其实把钱叫做水,不是我的虚构。我的老家,但凡感觉潇洒的一类人,通常口不言钱,言必称水。而且钱的计量单位也被替换了,百千万就是担杆方,百元以下的票子是忽略不计的,十块的票子被称作兵,颇有不屑之意。这只是近十几年才冒出的新词条。对钱如此不当回事,莫非是人们都富得流油了?倒也不是。但总是有一些人富了,对钱的潇洒感受,先是来自这类人。就像广东人这些年富了,广东话也就成了时髦,我老家也就有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富了的人学,也管钱叫水。 中国人对钱总显得有些害羞。比如读书人硬要把稿酬叫做润笔;吃了别人的,满嘴油光光,但就是不肯说让你花钱了,偏要说让你破费了。似乎尽量避着那个“钱”字,就显得风度了。但是否中国人就不喜欢钱呢?显然不是,只是不太愿意放在嘴上说而已。其实不太愿意说钱的,多半是在尴尬场合,比如给有些官人送钱的时候,或是有些官人张口问别人要钱的时候。 有位圣明之君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但时下有人偏忘了这话,只记住那句水涨船高的俗话。这句俗话在他们那里其实是句隐语:钱多就能做大官。多次见报纸披露,某些地方的官位是明码标价的。当然,当大官也就能赚大钱。君不见,腐败排行榜,刷新再刷新。但终究,水涨和船高都有限度,弄不好就会樯倾楫摧,船沉汪洋,万劫不复。 猛然记起明清白话里的一个词:人事。那会儿,人们把行贿赂、通关节送给官人的银子叫做人事,真有意思。古人是否早就料到,几百年后,他们的后人会把专司用人的工作叫做人事呢?祖先们真是幽默。剪不断,理还乱 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首富排行榜出来了。一百位最有钱的中国人,最富的净资产高达八十三亿元人民币,排在最后位的也拥有七亿元的财产。据说今年《福布斯》排行榜惹得首富们不高兴,有的人还表示了愤怒。也许因为富人要纳税了,也许因为民间仇富情绪正潜滋暗长,也许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财富面临种种不确定因素,他们到底为什么会愤怒,也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富人多起来,自然是好事。我们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嘛!去年排出的首富是五十位,今年却是一百位;去年首富的最低限是资产四亿元,今年是七亿元。一九九九年首次排行,首富的最低限是资产五千万元。短短四年工夫,首富的最低标准提高了十多倍!首富的人数也成倍增加。中国的发展正如那首歌唱的:越来越好! 但是首富们发什么脾气呢?他们发脾气,普通老百姓该干什么去?贫富太悬殊了,老百姓只是有时候骂骂娘,心里还算想得通,穷得叮当响的老百姓更想得通。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全球五十亿穷人年收入总和的一半。全世界人民都没意见,中国老百姓瞎嚷嚷什么呢?俄罗斯的富豪们就坦率多了,几位在俄国私有化运动中大发横财的新贵早就公然炫耀:我们拥有全国半数以上财富! 正常的文明社会,财富即是荣耀。富翁们钱赚得阳光,受人尊重。不管他们主观上怎么去想,他们的财富客观上终究是社会财富,惠泽民众。他们通常还是民众仿效的楷模,他们的智慧、勤奋和胆识是千万个家庭堂前课子的活教材。他们的产品或服务走出国门,即是他们祖国的名片。这种富翁当得多体面,哪来的脾气? 中国的这些富翁却真的发脾气了。他们肝火何来,外人不明就里,无法置评。需要申明的是,我不会无端地仇视富人。有回,一位大学生同我说,他们同学普遍都恨有钱人。我闻之愕然,还同他论理了一番。这位同学不明白我居然替有钱人讲话,他很是失望。 其实我知道,道理归道理,事实归事实。现实的确为人们仇视富人提供了太多的依据。我愿意相信中国的首富们都是商界奇才,又生正逢时,于是规规矩矩地发达了。可我身边有些富翁的发达我知根知底,感觉就不一样了。知道了有些富翁的发迹史,你除了沉默,似乎别无他选。特殊阶层的特权、各级领导的条子、流失的国有资产、银行的不良贷款、偷漏的税收、走私、黑幕证券,等等,就这样共同造就着大腹便便的富翁们,银行的所谓资产管理公司仿佛一个大大的圈子,最后还是要将金融腐败的后果绕回到老百姓头上。而大多老百姓依然懵懂着,总以为那只是国家损失,同自己没有关系。 但是,老百姓不能总是懵懂,总有一天会明白,明白了之后呢?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不久的未来,国家只怕要不得不对面了。说句外行话 关于经济学,我是外行,却喜欢在文字上钻牛角尖,所以有些经济学名词,虽耳熟能详,但听着总觉别扭。比方说,近年来市场不太景气,报刊上说得最多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大小官员也都跟着如是说。可有人告诉我,某地发生一起猪饲料被盗案,案破方知是一下岗工人偷去当饭吃。我听之愕然,同某官员说起这事,此官员淡然道:类似案件发生好多起了。那口气,倒像我少见多怪,好没见识似的。 我真的见识不够,避如什么叫有效需求,我就总琢磨不透。尽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了,但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衣食堪虞,他们怎么就没有需求了呢?原来他们手中没钱,形成不了购买力,他们的需求便是“无效需求”。这是专家教导我的。 可见金钱的魔力就是大,你倘若没钱,就连你需求的权力都可以剥夺,更不用问给不给你了。比尔?盖茨因为有钱,可以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这是富可敌国的最现代版本;日本因为富有,分明是东方小国,却是堂堂西方七国之一,可见有钱东可变西,黑可变白。世界大势尚且如此,平头百姓有什么想不通的呢? 人类理性似乎总体上分两大类: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知经济学属于哪类?倘若是人文科学,它就应当有人文关怀,尤其要充满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不该如此冷冰冰的;倘若是自然科学,它就更当遵循自然法则,不该漏洞百出,常常陷入难圆其说的尴尬。据说索罗斯之所以能掀起金融风暴,就是因为世界经济被当代贫困的经济学蛊惑成了畸形儿,不堪一击。也许经济学不过是非鸟非兽的蝙蝠,只能在说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的黄昏里作低超空飞行。 我总觉得,任何学问,应该本着民间立场,才有它的生命力。经济学尤其是以人为本的学问,如果一味地只问投入、产出、效率等,而忽略了“人”这个经济活动最本源的主体,我想这门当代显学毫无意义。据说现在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很科学,什么逻辑演绎、数学推导、模型设计之类五花八门。我听了不禁莞尔。经济学在中国,其实并不需要研究富的如何更富,而是要研究穷的怎么样不饿肚子。只要是中国人,谁都清楚很多富了的和暴富的人,并不是某派经济学作用的结果。倒是如今还没有解决温饱的那些人,真的需要有人去研究研究。而连他们的需求都可以漠视的经济学,是无法拯救他们的。中国的经济学是泊来品,什么有效需求之类的名词,是不是也是翻译过来的?我倒宁愿相信是译者的中文水平不行,才翻译成如此不关民瘼的样子。裙子与经济 西方人真好玩儿,他们有时做学问就像做游戏。譬如,有西方专家研究发现,前苏联最高首脑头发多少居然与他们的政治风格有关,秃头的激进,头发浓密的保守,而且激进和保守交替出现:列宁秃头,激进;斯大林发多,保守;赫鲁晓夫秃头,激进;勃列日涅夫发多,保守;安德罗波夫秃头,激进;契尔年科夫发多,保守;戈尔巴乔夫秃头,激进。叶利钦虽然发多,却最激进,但他不属于前苏联。还有位西方专家发现女人裙子长短与经济是否景气有关:流行短裙子,经济就活跃,而且裙子越短,经济就越活跃;流行长裙子,经济就萎 靡,而且裙子越长经济越萎靡。 西方世界我没有经验感受,他们的高妙之论我不敢不信,但也不敢全信。因为验证于中国,发现他们的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敢用头发与政治的理论考察中国,倒是想看看中国女人裙子的长短与经济有什么关系。结果令我困惑。前几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中国亦未能幸免,而且中国经济本来就潜伏着自己固有的危机。因此,中国当前在经济上可谓外忧内患,矛盾重重。市场低迷,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群众收入增长放慢,部分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可是,中国女人的裙子流行趋势却是五花八门,长的可以拖地,短的玉臀半露,根本看不出长或短的主流。难道西方专家们真的闭守书斋做游戏吗? 原来,中国本来就是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理论的,否则就是教条主义。比如,中国尚属发展中国家,群众生活水平总体上并不高,可是据可靠研究资料分析,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已大大超过西方国家。巨富们日掷千金,他们的女人裙子可以尽可能短下去;而普通百姓仅够温饱,有的人三餐堪虞,他们的女人哪有心思把裙子弄得短短的招摇过市?当然她们也没心思考虑自己的裙子是长是短。 看来,的确不能用中国的脑袋想西方的事情,就像不能用西方的脑袋想中国的事情一样。没别的高深道理,正如官方说的:国情不同。有天,我看见一则报道,说克林顿夫妇负债五百万美元。我马上自嘲:我现在再怎么清贫,总比美国总统富有。不久,又见报纸上说,克林顿夫妇相中了一处豪宅,得花一百七十万美元把它买下来。我就纳闷了:这克林顿也真是败家子,亏了一屁股账,居然还要买那么贵的房子。他哪里弄钱去?我凭中国人的经验 无非是下面的人送呗!结果发现没有人送,他准备向部下借钱。我想堂堂美国总统,也太不注重领导形象了!接下来我更加幸灾乐祸了,原来他的部下不肯借钱给他,都婉言推脱了。不免又为他的那些部下担心:他们也太不尊重领导了,非但不给总统送钱,连借都不肯借,就不怕下次总统以工作需要的名义将他晾起来?那些不肯借钱的部下中间好像有位是美国财政部长。 深秋了,有钱人家的女人换上短短的皮裙子。我想她们的裙子肯定也同经济景气与否有某种关系,只是我理不清罢了。信用解码 中国金融界面临尴尬:钱锁在柜子里生了霉却不敢贷出去,企业和老百姓缺钱却很难从银行借到一分一厘。谁都清楚,银行被有借无还的无赖们弄怕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到底有多少,官方守口如瓶,世人费尽猜度。 银行只好谨慎起来:尽量减少信用贷款,多些抵押担保贷款。据说这是市场经济的惯例,西方发达国家都是这么做的。此说我尽管不太相信,但自己从来就没有出过国,也只好将 信将疑了。大凡端坐庙堂言必称西方的,多半是那些三天两头出洋的人;尽管他们常去的地方不过就是赌城拉斯维加斯,我们也只有洗尽耳朵,恭恭敬敬听他们操中文说洋话了。 我姑且相信压缩信用贷款是金融运作方式的进步,可此等进步无可奈何地折射出社会道德的退化。信用贷款的前提是信用,银行苦于信用日渐失落才退而求其他。如果说银行讳莫如深的不良资产意味着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那么信用的沦丧却预示着整个社会根基的大崩溃。信用危机的灾难将更甚于经济危机。稀缺的自然资源往往是在濒临枯竭时人们才知道保护它,而信用却是在越来越稀缺时人们才意识到它也是宝贵的社会资源。说信用是资源,自然有它经济学意义上的理由,但却太功利了,太冷冰冰了。信用岂止是资源,它是社会赖以维系的最起码也是最重要的道德要素,就像空气和水,人类须臾不可或缺。 汉字是中国人的灵魂密码,信即人言,说话算数。可这么一个讲究信用的古老国度,缘何越来越轻诺寡信了呢?经济学家会有高见,社会学家亦有妙论。我等平常人不懂学理概念,只有司空见惯的常识。当一位长官一拍脑袋决策一个项目时,不仅注定这个项目的贷款有去无回,而且到时候银行想找个讨论信用问题的对象都不知上哪里去;当那些形形色色的不法之徒为了贷款一百万而花去二十万贿赂成本时,他从准备借钱的那一刻起就没想到要还钱,而银行有关人员更是不敢去找别人讨论信用问题。常识告诉我,为信用危机埋下祸根的是少数官员的无能和腐败。 早几年席卷全国的传销狂潮,人们记忆犹新。那也许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见的信用大劫难:乡情、友情、爱情、亲情等最后一线可以维系信用的情感资源,也被蝗虫一样涌来涌去的传销流民作为牺性送上了祭坛。人们都知道传销术是未经国家许可的西洋水货,可曾想过它其实也是我们自己信用饥荒的必然。 信用是文化。文化基因浸润在民族血液之中,一旦沾染毒素,将会谬种流传,贻害子孙。一个谁都不相信谁的社会是不可思议的。于今之计,拯救信用,功德无量。谁让我们成了白眼狼 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五花八门的中奖短讯,少则获奖两三万,多则十几万。还算好,没中过上百万的大奖,不然大喜过望,我担心自己会激动得背过气去。相信但凡手机用户,天天都遭遇着我同样的“喜悦”。 又见报道说,有些人被骗至广东,立即失去人身自由,犯罪团伙令其编造理由,从家里或亲戚朋友那里诈钱。稍有不从,性命堪虞。前几年闹得很多人倾家荡产的非法传销也死灰 复燃,居然仍有些糊涂虫趋之若鹜。 听说母鸡吃自己生下的蛋,是因为缺钙,这是母鸡的自我生理调节。社会似乎也是如此,缺什么,就想补什么。这几年,呼吁讲道德、讲诚信的声音不绝于耳,实在是因为人心太不古了。儿子骗老子,兄弟骗姐妹,言何人心? 母鸡吃蛋,原是生物机理出了问题。道德见衰,应是社会某些环节有毛病了。社会学家或道德专家是否已经就此详加探究,我孤陋未闻,但却琢磨出一个明显的事实:不义而富且贵的范例太多了,诚信自然就会缩水。 有人说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几乎成了罪犯榜,此论也许有些夸张,可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笼,有些阔佬的确不再像往日那样荣耀,反而表示出不高兴了。个中究竟,不言自明。有关方面煞有介事地做了所谓“第一桶金”的专题宣传,想让民众相信,这些有钱人都是合法致富的。可无论怎么宣传似乎总让人有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 中国改朝换代很快,早就没了世袭贵族;张三李四,不分贵贱,很有点人人生而平等的意思。那些腰缠万贯的富豪,并不生下来就是公侯伯子男,他们的生活也没什么隐秘可言。别看他们坐着奔驰偎香拥玉,其实就是隔壁李大妈家的二顺子,或者对街张大妈家的三狗子。 也许正因为大家原本都是老百姓,相互间太熟识了,所以谁是怎么发达阔气起来的,个个心知肚明。有些富人的发迹史,无非为那句古老的俗话增添着新的脚注: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逻辑的自然演绎是:既然张三是非法敛财致富的,那么李四为什么要诚实劳动呢? 逻辑的进一步演绎是:既然非法敛财的张三可以西装口袋里别着鲜花出席庄严的会议,那么身着假名牌的李四就不可以编些假短讯骗钱吗? 逻辑的又进一步演绎是:既然张三坏事做尽都不怕五雷轰顶,那么李四只不过干了些非法传销的事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 逻辑的再进一步演绎便是:既然张三丧尽天良都一点儿不觉得自己坏,那么李四自然有百分之百的理由说自己是大好人了。 逻辑还可以继续无限期演绎下去,一直演绎到谁看谁都是王八蛋。简直太可怕了! 可是,毕竟大多数都是好人,好人痛恨王八蛋。但是痛恨有什么用呢?假如你的老板正好是个王八蛋,你有什么办法?很多善良的人知道自己正在替王八蛋干活,还得忍气吞声。自然也有些趋炎附势的,才不管王八蛋王九蛋,先贴上去捞着好处再说。也有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猛着胆子把王八蛋的丑恶行径捅出去了,结果大多遭遇不幸。最近媒体披露,河北有位干部把原省委书记拱翻了,但自己的嫉恶如仇却招致牢狱之灾。我不方便说这位原省委书记是王八蛋,因为他毕竟是原省委书记。 我的杞人之忧是:如果让不义而富且贵的人蒙混过关,道德隐患会贻害千秋。虽说历史原就是本糊涂账,但过于深刻的刺激不能指望民众会健忘。第三辑 煞风景事 关于哭泣,老残先生刘鹗有段千古奇论:“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象也,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 有位西方人类学家研究发现,现代人正逐渐丧失三大本能:出汗、打喷嚏和放屁。看了这个研究结果,有人也许会发笑,可这绝非儿戏。人类若不警醒,必将招致灭顶之灾。 我最近突发杞人之忧,担心哭泣也许会是人类正在失去的第四大本能。脸色 二十年前,有回往商店购物。售货员们表情统统漠然,眼睛望着街道行人。进进出出的顾客他们竟视而不见。我凑到柜台边,说了想买的东西。那位女售货员奇怪地望望我,朝同事做了个鬼脸,抿嘴冷笑。然后低着眼皮,不再望人。收钱,找钱,发货。 我提着东西,出门好久了,脸还滚烫如火。我哪地方惹得她那么好笑?老半天,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我用语太客气了,售货员们不习惯。无意间我又拿出钱来数数,发现那女售货 员多找了五块多钱。 次日,我顺路又去了那家商店,喊了那位找错钱的女售货员。不料我话没说完,她脸色铁青,恶语道:你神经病!谁多找你钱了?她的同事们,有的白眼睛,有的哼鼻子,有的怪笑。我气促语塞,说不出话,像被当场抓住的贼,无可逃遁。我一赌气,扭头走了,退钱你不要,怪不得我。当时,我月工资还不到四十元哩。 不过,这事过去很久,我都弄不明白:我好心好意去退钱,她凭什么要骂我呢?后来才明白,说她找错钱了,等于让她在同事面前丢脸了。那是国营商店,正吃着大锅饭哩! 年岁愈长,遇事愈多,便懂得嘱咐自己心平气和,免得伤了身子。世间很多事情,不是我等无名小辈管得着的,但凭自己良心做事,别人且由他去吧。这脸色,我照旧和善着、谦恭着、平和着,别人的脸色,不去看、不想管、也管不着。 原先在衙门公干,有位官长同事,成天黑脸皱眉,忘乎所以。很多回,下级单位来办事,他总是鼻子里打哼哼,眼不望人,爱理不理。我在场见着,很是尴尬,就像自己对不住别人似的。下面来的那些人,很多是我熟识的,就更觉难堪。他们同我私下里说:没见过如此没教养的人,还什么狗屁副厅级干部!我能说什么呢?只好倒茶看座,顾左右而言他。此等情状见识了几回,我就学聪明了:但凡下面来人找那位官长,我先溜了,免得难受。我实在不忍看他那张脸。 百姓看不惯官员的脸色,其实百姓们自己的脸色,也不尽是好看的,往大街上走走,去车站码头看看,鲜有几张和颜悦色的。有两年,因工作之故,我几乎每周要坐两小时短途火车。短途只有站票,得碰运气找空座位。遇有人占着两个座位,或干脆躺着占三个座位,我总是客气地问:请问这里有人吗?回答肯定是:有人。再看那答话人脸色,必定冷若冰霜。可是,我知道,这座位十有八九是没人坐的。于是我每次都说:好吧,我先坐一下,来人了我再让。遇着这种邻座,两小时的车程就会变得特别漫长。 我专门琢磨过火车上旅客的脸色,很有喜剧效果。中国列车的硬座车厢,通常挤得水泄不通。有了座位的人,脸色就莫名其妙地骄傲。站着的人,脸色是羡慕的、嫉妒的、气愤的、烦躁的、自卑的,谁从身边挤过,他多半会怒目而视。刚刚还是站着的,碰巧身边有人下车,飞快地抢了座位,立即就变得高人一等,面呈得意之色。站在他旁边的,手往他靠背上搭搭,他就会拿眼去白别人。 躺在卧铺车厢的人,感觉格外优越。他们的脸色通常是矜持的,一般互不搭话。买着下铺票的人,自觉身分不凡。睡中铺的,心有不平,会找理由安慰自己:还干净些、清静些。上铺的人则觉得没面子,有的甚至会自言自语,申明自己只买着上铺,情非得已。即便能聊到一起去,往往是干坐很久之后的事。说不定他们会聊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硬座车厢,那不是人呆的地方。而此时,他们的脸色,定是要么自得如市侩,要么悲悯如上帝。 软卧车厢的人,尽可能优雅着。四人一间,相互客气地招呼一声。他们的脸色尽量温良恭谦。他们会纵论天下大事,尽是高见。中国早没世袭贵族了,谁都是平常出身,躺软卧的人,大多都有过挤硬座、睡硬卧的经验,但那都是遥远的事情了。哪怕前不久他还睡在硬卧车厢里,那种卑微的感觉也是尽快忘却的好。他们根本就不会去想像同辆列车上别的旅客,他们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考虑。官员也许正在想这次干部调整,自己应该更上层楼,而谁谁也许会顶掉自己;做大生意的,须谋划资本扩张,吃掉哪家公司的市场份额。如果投机,四个人正好凑桌麻将。谁先打了哈欠,有人就会善解人意道:休息吧,休息吧。其实,他自己也许早困倦了。有人还会煞有介事换上睡衣,就像在家里或下榻五星宾馆。因为年龄和脂肪原因,四个人至少有一个人会打鼾。狭窄的空间里,空气不循环,你吐自五脏,他纳于六腑。他们是同一阶层,真可谓同呼吸、共命运了。 想想软卧车厢的上流人士如此亲和友善,硬座车厢的平头百姓就有些不争气了。他们谁也不比谁高贵到哪里去,只要捞着个座位,就趾高气扬了。若是相互踩了脚、撞了腰,轻则争吵,重则厮打。更不用说混迹其间的小偷了,他们公然如入无人之境。旅客只要捂住自己口袋就行了,别人的闲事不会去管的。倘若有人失了窃,大声呼救,四周的脸色一片茫然。你还会哭泣吗? 关于哭泣,老残先生刘鹗有段千古奇论:“人品之高下,以其哭泣之多寡为衡。盖哭泣者,灵性之象也,有一份灵性,即有一份哭泣。” 有位西方人类学家研究发现,现代人正逐渐丧失三大本能:出汗、打喷嚏和放屁。看了这个研究结果,有人也许会发笑,可这绝非儿戏。人类若不警醒,必将招致灭顶之灾。 我最近忽发杞人之忧,担心哭泣也许会是人类正在失去的第四大本能。 有年家乡暴发大洪水,良田万顷顿成泽国,无数百姓家园被毁。目睹灾民惨状,县长禁不住辛泪长流。一位当地作家在他的报告文学中写到了这位县长的哭泣,读之叫人无不唏嘘。可是,居然有人嘲笑道:他哭什么?哭有什么用?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性的真诚和善良被人漠视和责难。我的家乡是屈原曾经长歌当哭的流放地,那里文气很重,浪漫的文化人都愿意相信这是因承了屈子遗风。但屈子之风却绝不是轻飘飘的浪漫二字,我意象中的屈原总是双眼饱含泪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学习班。一位教授在讲台上痛陈官场腐败种种,竟不能自已,失声痛哭。全场惊愕,面面相觑,似乎这位教授的哭泣好没来由。这个学习班是培养后备干部的,这些人只要学会点着头微笑,过不了几年就会飞黄腾达。我最终躲进书房成一统,多半因为在很多情形下笑不起来。我怀疑自己的泪腺太发达了,耳闻目睹很多事情,总是想哭。可我不敢让眼泪流出来,往往仰天摇头,听凭一种酸楚的感觉顺着鼻腔和喉咙落到肚子里去。现实的生存空间其实是容不得你想哭就哭的,别人会说你懦弱、幼稚,或干脆说你有毛病。 我曾经同几位作家朋友去湘西凤凰看望沈从文先生。沈先生是永远活着的,我不愿说是去拜谒一位作古的人。我们先看了沈先生故居,然后去了他的墓地。在故居,凝视着那些我早就熟识了的沈先生照片,真的宛如天人。墓志铭是黄永玉先生书写的,选的是沈先生自己作品中的一句话:“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要不回到故乡。”人都只可能有一种命运,昨日是因,今日是果。因因果果,有果有因。正如沈先生所言,“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沈先生无意间为自己写下了墓志铭,道尽了人生的大悲凉。最后让我想哭泣的是张兆和女士的《后记》碑刻。作为夫人,她懂得沈从文一辈子的喜怒哀乐,却并不完全了解他。直到斯人已逝,她说总算了解他了,却一切都晚了。其实,岂止夫人不完全了解沈先生?整个民族和国家,都曾漠视了他!夫人说沈先生“斯人可贵”,平平实实四个字,叫我感悟良久。作家们凑到一起本是很热闹的,可到了沈先生墓前,大家都沉默了。读着张兆和那些文字,我心头酸楚难禁,可我只得强忍着,直到眼睛发痛。离开墓地,上了车,我才猛然意识到,作家们都没有说话。 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竟需要为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感到羞愧?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竟需要掩饰自己纯真的灵性?是否终究有一天,人类不再会哭泣?讲点别的 打开电视,但见林海茫茫,流水潺潺。有时候我不太喜欢看人片,宁可看动物和山水。可就在我欣赏云松流泉的时候,片中开始有人了。原来是西南某省电视台的一帮记者,跑到东北拍了个叫《松花江纪行》的风光片。解说词倒还过得去,有人就让他有人吧。只是过了一会儿,这帮记者手牵手围着一棵参天大树感叹道:好大的树啊,知道它长了多少年了?一位随行的山民说,得看年轮。于是,一位油锯手便动手锯树。浑厚的男中音便夸奖我们的油锯手如何技术高超。锯沫飞溅处居然打出字幕:油锯手某某某。只眨眼功夫,大树轰然倒下 。浪漫的记者们学着山民齐声高喊:啊呵呵,顺山倒了!记者们围了过去,七嘴八舌的数年轮。一位女士故作天真道:哇,一百多年了耶! 我马上换了台,胃里堵得慌,直想呕吐。仅仅只是想知道这棵树长多少年了,就不由分说把树锯倒!我庆幸人类没有长年轮。此念一出,我立刻全身发麻,体会到一种被腰斩的感觉。 正巧,次日看报,见了一则美国生态保护的报道:一位叫朱丽叶的女士,为了抗议木材公司砍伐一片红树林,在一棵树上呆了一年多。朱丽叶得到了很多环保志愿者的声援,最后迫使木材公司让步,留下了这片红树林。 看了上面的文字,只怕很多人会说我迂腐可笑或惺惺作态;而朱丽叶在他们眼里,就更是大傻蛋了。行笔到此,我几乎无法将这篇小文章写下去了。长沙人有句口头禅:讲点别的罗。那么我就讲点别的吧。 当年尼克松的共和党想摸清民主党的竞选策略,竟然闯进民主党总部办公楼水门大厦搞窃听。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水门事件,二十世纪美国最大的政治丑闻。本来政声颇佳的尼克松因此而下野。在美国公众看来,这是人人嗤之以鼻的龌龊事,当时一位中国伟人却以为没什么大不了的,还说:尼克松,我投他一票!真是开国际玩笑。 一位下岗工人因偷窃猪饲料被公安抓了。审讯之后才知道,这位工人一家几口好多天没开锅了,他偷猪饲料不是拿去喂猪,而是供家人充饥。听了这个故事,我背膛发凉,默然无语。事后,同一位官员一块吃饭,我说起这事,这位官员一脸漠然,说,这种事发生好多次了。他那意思,似乎是我好没见识,大惊小怪。我的脸居然不争气,红了起来,很是尴尬,像是我真的不识趣,坏了大家的雅兴。 有位旧时同事,在家乡做领导。有回见面,叙旧之后,老同事就感慨,如今基层工作难做,老百姓不听话,特别是农民,被上面的政策惯坏了,动不动就搬着上级文件上访去了。我说,老百姓不怕政府、不怕领导了,可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啊。这位老同事听罢愕然,几乎怀疑我是不良分子了。我哑然失笑,端了茶杯,扬手道,讲点别的吧,讲点别的吧。耳濡目染,我也有些长沙人的味道了。此等情状,不讲点别的,我又能讲什么呢?煞风景事 禅家有道:日日是好日。可有些事情,尴尬、无奈、好笑,的确煞风景,却都风过双肩,不曾挂怀。忽然想起,莞尔而已。记录几件,只为好玩儿。 街头两狗相戏,一土狗,一洋狗。土狗老实巴交,憨态可掬。洋狗娇柔可爱,围着土狗扑腾,如小女子任性撒欢。阳光很好,街边绿草也好。忽一衣着入时之女子一窜而上,厉声斥责洋狗:Baby,你不要脸也,同这个乡里宝鬼混! 某大学男生爱慕女生YOUYOU,谋划了一个很有创意的示爱方式。他打算在YOUYOU生日那天晚上,利用男生宿舍楼窗户灯光的变化,一吐心曲:YOUYOU, I love you. 他挨个宿舍去说服,制定了周详的方案。是日,宿舍楼下聚集了很多学生,都想目睹这罗曼蒂克之一幕。怎生料得,学校管理人员闻知,如临大敌,火速制止,劝说无效,便强行拉了学生宿舍电闸。 在下所居小区,有很漂亮的绿地和休闲广场,每日晨昏,溜狗的,打太极的,扭秧歌的,好生自在。可每隔几日,就会锣鼓喧天,广播震耳,掀开窗帘看看,准又是哪里视察团、参观团来了。据说,这里是全国文明示范小区,专有些红衣红裤的婆婆们,一遇此类活动,就敲锣打鼓,扭将起来。想着有什么足球宝贝、啤酒宝贝,此类吹吹打打的就应叫活动宝贝了。 昔时厕身某处公干,每日头道功课就是打扫卫生。先是打扫室内,再去打扫室外。室外是水泥坪,栽着些樟树。每见树下青草长起来了,我就高兴。可头儿总要带头拔草,非得树下只剩光溜溜的泥土才算满意。头儿还喜欢念叨:堂堂政府机关,怎能容得杂草?威严之态俨然也。晚秋落叶飘零,满地金黄,很是情致,也非要扫得干干净净! 当年同某官员一块儿出差。遇火车误点,三个小时没法打发,百无聊赖,钻进车站附近小电影院消磨时间。看的什么片子,早就忘了,只记得暴露镜头颇多,拍得也还唯美。每每见着女人的乳房或大腿,领导总得啧啧几声,说:思想性太差了。我充耳不闻,不作声,可他老是啧啧个不停,听着真是烦躁。其实,我明白他的意思:同下级一道看这种电影(他以为是黄片),情有不堪,不啧啧几声,有失领导之尊。可待电影放完,灯火通明,我见他满脸通红,额上热汗涔涔。心想:可把他激动坏了。他却有些恋恋不舍,又说不出口,只道:艺术性还不错。 去北方某市签名售书,一官员盛情款待。当地鸿儒齐聚,谈吐风雅,每有高论。融融乎,欣欣然。说到盗版书,皆愤然。此官员高屋建瓴,说盗版书侵害的不光是作家利益,更破坏了市场公正、经济秩序、民族形象,小视不得。闻者点头称许,都说公仆们倘若都像此公头脑清楚,哪有盗版容身之地?官员颔首而笑,曰:盗版书太便宜了,我去年搬新房子,花一万多块钱,买了满满一墙书,通通三折! 去年长沙居然下了雪,真是稀奇;下雪的日子竟然正逢圣诞夜,更是奇了。我身染小恙,正躺在医院里。病房外面有个不错的花园,铺着青草,种着花卉,小径斜横,倒有些韵致。我平日爱去那儿走走,于病体恢复有好处。这日清晨,睁眼四顾,感觉窗户格外亮堂。下床推窗,但见外面竟是琼楼玉宇。我匆匆洗漱,下楼而去,可是,花园上锁了。大概是怕有人进园赏雪吧。我沿着花园绕行三匝,徒叹奈何!老睡不着 我的睡眠向来不好。怕吵了夫人,尽量沉静些。可越是想气沉丹田,越是翻来覆去。有时忍不住叹息,有时又会哑然失笑。夫人就说,别东想西想,安然些,就会睡好。我说,不是想事儿才睡不着,而是睡不着才想事儿。脑门子上又没长个开关,说关就关了。夫人无奈,微叹几声,翻了个身,又呼呼睡去。 我真的不愿想事儿,巴望着脑子里塞的是棉絮。老岳母是我家的健康导师,成天看《大 众卫生报》、《健康报》之类,遇着偏方秘诀,立刻打电话过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一日,老人家告诉我,某专家说了,腹式呼吸有助睡眠,还能调节肝脾肠胃功能。难得老人家一片苦心,我只得如嘱而行。每晚上床,便仰身平卧,双手抱胸,鼓腹如蛙,慢纳缓吐,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居然真的有效,没多久就哈欠喧天,意识逐渐朦胧,身子开始往某个不可知的地方下坠。 可是突然,像被谁猛敲了一下,人又清醒了。准是想起了什么事儿。真是该死,总是当我快要坠入某个神秘的去处,都会有件事儿将我拽回地面,多半还不是什么好事。比方昨夜,我刚有些迷迷糊糊,忽然想起清早同夫人去长沙的百年老店杨裕兴吃面,见着件很不舒服的事。一胖警察吃罢面,坐在那里剔着牙,大口大口往地上吐痰。我望望他,想请他文明些。可我俩的目光无法相遇。他那金鱼眼总是往一边斜翻着,朝天花板上瞟。他低头吐痰,就把眼睛闭上,然后又瞟上去。我几乎见不着他的黑眼仁,只看得见那发红的巩膜。夫人看出我的不高兴,轻轻踢踢我的脚,示意我忍着些。这时又进来几位警察,比那胖警察年轻些。他们坐了下来,表情漠然,也没往那胖警察瞟一眼。我扫了眼过去,见几位年轻警察胸牌上的警号比那胖警察数码小些。我对军衔、警衔之类永远弄不清,根本看不懂他们肩章上的星星杠杠意味着什么。我只是瞎猜:几位年轻警察的警号数码小些,级别只怕就高些。胖警察的痰吐得更厉害了,我就相信自己的判断也许没错。我很有些厌恶:那胖警察嫉妒年轻人混得好,便更加不停地往地上吐痰,就能把自己吐成个高级警督?我实在没胃口了,面勉强吃了一半,搁筷而去。 有日夫人下班回来,同我讲了件可气的事,又是关于警察的。三个交通警察,酒气薰薰,殴打一名的士司机。那司机满头血污,起初还强言争辩,作抗拒状。没几下就敌不过了,抱头求饶。三个警察煞是勇武,不肯松手,继续拳脚相加。围观者众,没人敢讲句公道话,更不用说插手劝解了。有人看不下去,只在一旁轻声议论: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终于有人见义勇为,拨了手机打110报警。可他没说上几句,就骂骂咧咧,重新拨打电视台。又没说上几句,就气愤地合上手机,骂道:警察打人,合理合法,没人敢管!我听着血脉怒张,气喘如牛。质问夫人:那司机犯了什么王法?哪怕犯了天条,警察也不可以打人呀!夫人苦笑道:你怎么了?就像是我打了人!好了好了,我不该告诉你这事儿。你别气了,镇静镇静,不然你晚上又睡不着了。 有回夫人又说,她在公交车上碰着个小男孩,长得挺可爱的。他上车后,掏出个本子晃了晃,不用买票,就坐下了。夫人知道月票早已废止,不知又出台什么新的票证了?便询问那小孩。小孩一脸傲气:我爸爸是公安局的,这个本子是我们公安子弟享受的待遇! 人到晚上,胡思乱想,胆子也大些。后悔当时真该说那吐痰的胖警察几句。莫说他是个警察,就算是普通百姓,也不该如此不文明嘛。我若说了,恐怕只有两种结果:一是那胖子恶语伤人,二是那胖子老拳相向。无论哪种情况,败下阵的肯定是我。骂人得用粗话,我出不了口;打人警察有特长,我更不是他的对手。说不定我还得跟他往派出所去走一趟,十有八九白的就变成黑的了。 三个警察打人,我若在场,说不定会上前制止。不用假设,警察定是连我一同打了。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这亏可就吃定了。我身子骨必定不如那司机壮实,经不了几拳,可能就起不来了。围观者绝对以为我是那司机的亲戚或朋友,不然哪会如此傻鳖。我又是受不得半点儿屈辱的,拼死都要爬起来,扑将过去。注定又是应声倒下。 我若是公安局的,断断不会让儿子使用那个“特别通行证”。不是我假充廉洁,只是怕贻害儿子。我没哪天不嘱咐儿子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找个好职业,过上好生活。可我更知道命运变数太大。万一儿子日后只能布衣素食、清贫终身呢?我不会让他从小就觉得万般皆下品,惟有自己高。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千年古训,自当记取。 怎么回事?整晚想的尽是同警察有关的破事儿!我只觉浑身酸痛,眼皮涩胀,脑袋麻木。胸口紧紧的,憋着股气,禁不住长啸一声。不料又惊醒了夫人。哎呀!你又通霄未眠? 睁眼四顾,东方既白。二块七与十几万 某官奉调入京,位居要津。越明年,电令旧部,搜集其往日著作,出版文集。旧部如接敕令,翻箱倒柜,文海钩沉。此公著述颇丰,十六开纸的文稿,足有半麻袋。旧部办事认真,代编目录,以便首长检索。可目录编出之后,视觉效果有些怪诞。计有五篇文章题目都叫《政府工作报告》,七篇文章题目是《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四篇文章题目为《在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别的文章若干,题目稍有区别,却也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关于某某的调查报告》。 我有些迂,冷眼旁观着,怀疑出版此等文集有何意义。想起读旧书,说到某人生平,会详述历任何官,官至几品何职,有何著作行世。想这位官员大概也想身后人们知道他著有《某某文集》。时间会发酵,年月越久远,有些东西就越醇香。一百年之后,这位官员的后人会骄傲地说起,显祖某公,当过方面大员,晚年入京做官,出版有《某某文集》。而那时此类文集注定早已失传,某公家谱里也只有存目而已,这位显祖就越发神武。后人不知道祖上出过何等重要著作,会十分遗憾;越是遗憾,越会“慎终追远”。 大凡文人都珍爱自己的文章。小年轻发了豆腐块处女作,会细心剪下来,贴在笔记本上。那是心血啊!某公因文章反正不是自己写的,不曾有切肤之痛,随手就丢了。待后来想起还可出出文集,好歹可以挣些稿费,便让旧时手下找去。稿费不会很多,印上两万册,除去印刷费,剩得的全归自己,哪怕不完税,最多也只落得个十几万。虽只是个小钱,可是这钱不赚白不赚,何必斯文?何况自己只需个创意,事事都有人代劳,就连票子都不须自己去数,何乐而不为?难怪有阵子大报小报鼓吹“点子经济”,原来创意如此值钱! 鄙人十七年公职勾当,写的尽是《某公文集》那类文章。起初年轻,这些文章尽管署着别人的名字,毕竟又是自己的血汗,就细心收藏着,以为纪念。在某县干了整整八年,等要调离了,翻出替人捉刀之旧作,也足有半麻袋。当时,我忽然感觉到某种虚无,觉得留着这些文章很可笑的。便叫来收破烂的,当废纸卖了。记得共卖得三块钱。那拾荒老妇递给我三叠数好的毛票子。当时正是盛暑,便嘱同事拿去买西瓜吃。稍候,同事抱来西瓜,笑道:每叠票子只有九毛。原来我被那位朴素老妇用最朴素的手段骗去了三毛。我拊掌而笑,仿某伟人句式说:智慧总是掌握在群众手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事后每想起此事,总免不了暗自幽默:自己八年心血,只值二块七毛钱!权也拳哉 儿子读书粗心,总写别字,权拳不分,权力写作拳力,权利成了拳利,拳头错作权头。我屡作纠正,他仍似懂非懂。后来我偶然想起些事情,发觉儿子的别字真错得有些意思。是不是生活中一些很常识的事情让他权拳错觉,也未可知。 三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还应记得一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青年毛泽东身着蓝布长衫,左手夹着雨伞,右手握成铁拳。我记得小学学过一篇说明文,课文题目与油画同题,文章 对毛泽东那拳头作了重点描述。看看后来的历史,似乎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就是这拳头的某种艺术意向的延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似乎也是这拳头的演进。 到了“文化大革命”,有一幅宣传画很常见:一个硕大无比的拳头下面压着地富反坏右。我记得当时画艺再低劣的画师或画匠,画出的拳头都一律的坚强有力,而拳头下的牛鬼蛇神们正因为作画者技艺粗糙而不堪入目。人们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的打砸抢在很多地方就成了政权的天职,政权彻底沦落为“政拳”。因为我父亲是“右派分子”,所以看着拳头下面那个戴眼镜的“右派”作痛苦状,我心里就特别难受,似乎那就是我的父亲,尽管他并不戴眼镜。 现在已是二十一世纪了,我还老听说农村干部为抓计划生育、催收上交款而去农民家抄家,发现拳头仍是很多机关部门的重要工具。报载,一位农民,仅仅因为将《人民日报》和当地报刊上登载过的国家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搜集起来,在群众中间宣传,就被当地政府认为有罪,抓了起来,殴打致残。有位在当地乡政府吃过苦头的农民向我哭诉道:那些当书记、当乡长的,他们也是农民的儿子,却跑到我们这里来欺负农民,他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在家里也受着他们一样的农民儿子的欺负! 一个冬夜,中央某新闻单位驻某省记者站的站长约见我,专门同我说起基层干部欺压农民的事情。他说的是桩桩血案,听了令人心酸。这位年轻人就因为不愿放弃自己的良知,写了很多“内参”上报真实情况,而遭受了不公正待遇。我只是默然地听他讲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第四辑 不可思议 一海归博士自京师来,相约叙话。饭局间,博士每每说自己是学者,而非官员。常人说自己是学者,有骄狂之嫌;官员说自己是学者,则是谦虚了。暗中有个逻辑:官员谦虚,便成学者。可见,官员到底比学者高级。席间难免论及有关人事,但凡说到某某官员,博士必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吃过饭。其实,我觉得此君更愿意我们把他看作官员。于是想起一位前辈的调皮话,套用之:此博士必定在官人面前作学者状,在学人面前摆官员谱。此类书生,纵使出身哈佛、牛津,也枉然了。一道论述题 有个顺口溜,说的是官员进党校:学习学习,休息休息,密西密西,联系联系。此说偏颇,大谬不然。看看某官员做的一道哲学论述题,自然会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一道很传统的题目,想必领导干部都做过的:请联系实际,简论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 有位官员答题如下: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所谓物质,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客观存在,比如洋房、汽车、女人、钞票等等。所谓精神,就是指物质作用于人的感观系统所产生的相应反映,比如满足、舒服、自在、快意等等。对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的不同回答,是区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 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夸大精神的作用,将其凌驾于物质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对唯心主义是持批判态度的。成语中的“画饼充饥”、“黄粱美梦”等,就形象地说明了唯心主义是多么幼稚可笑。没有丰富的物质条件,哪来巨大的精神满足?试问画饼真能充饥吗?美梦醒来不依然是一枕黄粱吗?一位伟人说过,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古人有云,食色,性也。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就通俗地说明了物质是第一性的。因为,所谓吃饭,指的就是指摄取物质;而第一件大事,也就是讲的第一性。食色,也是物质;性,即本性,意思也就是人们第一位的需要。 同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和精神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物质可以转化为精神。众所周知,吃饱喝足之后,亦即猎取大量物质之后,就会产生惬意、兴奋等一系列精神反应。同样,当人们拥有花园洋房和名牌轿车等大量物质之后,相应的精神反应就是做了人上人,浑身飘飘然。俗话说,饱暖思淫欲,此乃物质享受转化为精神需求的极典型极深刻的例证。相反,精神亦能反作用于物质。显然,当人们萌发精神欲望时,就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动力,并最终拥有大量物质。这已是被广泛证明了的不争之事实,亦是人们一再实践着的普遍规律,不用赘述。最后,精神依附于物质而存在,物质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比方说,任何人本身都是物质的,即碳水化合物;同时,依附其上的特殊地位、职权等等就是精神的东西。这种情况下,物质和精神有机结合起来,既能获取大量自身之外的物质,又能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包括提高自身精神质量(获取更高的地位,谋取更大职权等)、为别的物质体(亦即别人)创造更多精神收益(亦即地位、职权等)。 需要补充的是,唯心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过分强调信仰、道德、立场等等精神范畴的作用,忽视物质对人的巨大推动力。所以我们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少谈些主义,多弄些物质。 评语:论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有力,论述清晰。优。政府可以打瞌睡 往日在政府机关公干,经常听人感叹:真不想再干了,哪怕不下海,就算给企业当当顾问也好。发此感叹者,必是肩负一官半职、多少握有尺寸之权、自我感觉非常之好。 我闻得此言,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忍不住暗笑。这类官人,不仅假作淡泊之相,而且有些忘乎所以。他们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只消他动动嘴皮子,稍加点化,企业就会财源滚滚。他们平日也许到企业做过所谓调查研究,或是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取过企业汇报,他们煞有 介事地说上几点意见,企业头头们都是如沐甘霖的样子;于是,他们就飘飘然了,总以为自己的指示无比正确。其实,这不过是场面上的逢场作戏,当真不得的。 企业家们非常明白,官员们大而无当的指示,莫说有害,至少无益。谁真傻得按政府官员的瞎指挥去办企业,只有死路一条。记得当初参加政府官员的决策会,常听首长们口口声声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结果提出的具体措施完全是老皇历,比方派工作队进驻企业,真把政府官员当天官天将了,似乎只要他们一下凡,如观音菩萨般拿出宝瓶洒几滴甘露,企业便逢凶化吉了,便遇难呈祥了。政府官员如此英明,何不干脆让他们直接去办企业呢? 有句老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如今的官员们曾经都是书生,至少大学毕业,硕士、博士也不少。他们原本并非“百无一用”,而是学有专长,可一旦在政府机关打磨些时日,大脑内存就只剩几句官话了。久而久之,百无一用。一海归博士自京师来,相约叙话。饭局间,博士每每说自己是学者,而非官员。常人说自己是学者,有骄狂之嫌;官员说自己是学者,则谦虚了。暗中有个逻辑:官员谦虚,便成学者。可见,官员到底比学者高级。席间难免论及有关人事,但凡说到某某官员,博士必说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我们吃过饭。其实,我觉得此君更愿意我们把他看作官员。于是想起一位前辈的调皮话,套用之:此博士必定在官人面前作学者状,在学人面前摆官员谱。此类书生,纵使出身哈佛、牛津,也枉然了。 听说最近派了些政府官员去美国进修,倘若得法,实乃善举。不知他们是去人家企业,还是去政府机关?我想他们应去美国的政府机关,看看人家政府是怎样办事的。他们不妨学学美国式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企业调查研究,不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绞尽脑汁替任何经济法人想点子。政府只做自己该做的事,别狗咬耗子。有句话虽极而言之,却颇有道理:政府打瞌睡,经济就发展。不可思议 耳闻目睹很多荒唐事,见怪不怪。能忍就忍,忍不住就在茶余饭后说说;今天实在手痒,写篇短文,随意列举几桩。 报载,某人才招聘市场,求职大学生纷纷填写《入党志愿书》。原来,据说很多用人单位愿意招聘党员学生。新闻是讲究导向的,我不明白这条新闻想说明什么问题。战争年代,有战士在枪林弹雨中火线入党。听说这种党员的党性,成色最足,差不多是三个九的纯金。 后来很多艰苦条件下的突击入党,都沿用着火线入党的说法。人才招聘市场上的入党,该叫什么入党呢?难道叫饭碗入党?这种叫法自然准确,却与共产党的宗旨相违背。共产党员需是先人后己的,可是这些饭碗入党的人,却在同普通群众争饭碗。又据说,新闻都是有新闻内幕或新闻背景的,我不知道这条饭碗入党的新闻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东西。如果是有关部门特意在人才招聘市场现场发展党员,就有些不可思议了。 有年北京“两会”,某日本朋友来长沙访问我,说他永远弄不清中国的十万个为什么。因问其故,他说在机场、车站乃至别的服务场所都贴上了“两会代表、委员优先”的标语。这位日本朋友纳闷的是:“两会”代表、委员,应是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他们应处处让普通群众优先,怎么自己倒要优先呢?我说,他们得赶去开会,参政议政,很是重要,耽误不得。日本朋友说,普通群众的工作比他们开会更重要。比方说吧,耽搁了电厂工人的工作,开会就得黑灯瞎火;耽搁了自来水厂工人的工作,他们开会时大小便就没水冲厕所;耽搁了厨师的工作,他们开完会就得饿肚皮。我闻之哑然失语。 意识是有形态的。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还没有见到个任何类型的意识形态。也许正是看不见摸不着,就方便某些专门人士故弄玄虚。意识形态也就被研究得五花八门。拿意识形态吓人,是项伟大的发明。此玩意儿之所以具有杀伤力,全在其虚无缥缈。看不见的东西总是很吓人的,比方鬼怪。据说新加坡政府提倡优雅的文化、创造优雅的生活,我闻之心有戚戚。所谓优雅的文化和优雅的生活,用不着拿什么伟大的理论去阐述,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却是最务实和最人性的。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总听人说向领导汇报思想。可我见到的却是有些人到领导那里讲假话、拍马屁或打小报告。我便一直拒绝向任何人汇报思想。思想谁见过?没谁看见过。所以汇报思想的时候,便可以顺着领导的意图,随心所欲地捧出自己的思想。而领导需要的思想,无非是看你对他是否俯首贴耳。即便是这种玩意儿的思想汇报,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事了。如今似乎不太流行思想汇报一说,革命形势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既然汇报思想,不管讲真话讲假话,总得讲得堂而皇之。比方说:领导哪,您是最廉洁的,我一定向您学习,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干事。可是,你分明刚送了个红包给领导,这些话怎么说得出口呢?不是拿领导开涮吗?所以,下级去领导那里,不再是汇报思想,而是句流行的广东话:搞掂。所谓德政 某市高层英明决策:推行德政。我闻之愕然。人类都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提出要推行德政!设若暴秦时代,秦二世幡然觉悟了,提出德政大计,那就是先进举措。可如今都什么时候了?还把所谓德政当作新花样,自诩为伟大创举,这几乎就像今天恩准人们出门可以穿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某市的德政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安居工程、城市亮化工程、小区美化工程、街道整治 工程、供水工程、供电工程等等,都被冠以德政工程。似乎不搞德政,老百姓就不要衣食住行,就不过日子了。嚷着要搞德政的人,也许并不懂得古人德政之真义,只是想从字面上赋于新意,即所谓时代特色。这时代特色也许被人在大会小会上阐述得博大深远,又被机关秀才们整理出的文件敷衍得冠冕堂皇,但被种种具体的德政工程诠释之后,立即就缩水了。德政工程所作的任何努力,只能缩小所谓德政的内涵。这看上去是概念上的逻辑毛病,其实是所谓德政之说,秋行夏令,不合时宜。退回一两百年,轻徭薄赋就算是德政了;现在呢?一切人道的、人本的、人性的、人权的法律和政策,都应是正常社会所必备的,而不是谁发了善心施行的什么狗屁德政。最近萨达姆为了感谢伊拉克人民对他连任总统的百分之百的支持,大赦天下,并推行多项安民政策,应该是大施德政了。但是,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只要萨达姆有幸躲过此难,他今后想怎么着还会怎么着的。再说了,德政是相对暴政而言的,莫非某市过去推行的是暴政不成?显然更加荒唐了。 说到底,脑子里装着德政的人,仍是把自己当作统治者,百姓是他们治下的子民。他们做了几件份内的事,就沾沾自喜,俨然父母官。百姓永远是儿子、孙子,必须作揖叩头才能表达他们对父母官的感戴之情。亲生父母多有含辛茹苦的、默默奉献的,却未必把自己如何操劳挂在嘴上。而那些自封父母官的人,唯恐自己做了事子民们不知道,出门就得记者们前呼后拥,记录下他们的日理万机,乃至举手投足。于是,大小官员都是电视名星。某老人意欲教育三岁的小孙子,手指电视里的领导人问道:你知道这位爷爷是干什么的吗?小孙子头也不抬,信口答道:知道,演新闻的! 德政向来不是来自百姓意愿或呼声,而是统治者良心发现。如此一来,我们似乎就应感谢高高在上的大人们了?但是且慢,既然德政是人家发了善心才施行的,今后是否能继续一以贯之,还得看人家的心情。好在如今我们的政府毕竟叫做人民政府,容不得个别人随便使性子。但有个道理是明摆着的:既然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同政府之间还客气什么?都是自家人嘛!政府做得好,是应该做的,用不着人民点头哈腰表示感谢;人民倒是有权表扬政府,而不是感恩戴德。如果政府做得不好,人民就有权批评。当然,我知道自己这番话纯属迂阔之论,很幼稚的。 话又说回来了,德政虽是帝王之术,但不管用心如何,如果真能施行,百姓也可受益。我关心的倒是这旧酒瓶里到底有多少新酒。屁说 西班牙电影大师阿莫多瓦的《乳房与月亮》里,那位美丽乳房艾丝的男人,人称屁仙喷火王,靠表演放屁,博人一笑,挣些碎银子糊口。这大概可以称之为行为艺术吧。我没有深究阿莫多瓦宏旨何在,却于影片中观众的笑声里觉出些苦涩。由此我想到自己在小说中写到的几个有关放屁的故事。那都是生活中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我只是稍加敷衍而已。 我如果告诉你,有人因为放了个屁,便陷牢狱之灾,被判有期徒刑三年,你肯定不相信 。不过我向你保证:这绝非虚构。“文革”期间,一个炎热的夏日,某县机关全体干部下农村劳动。大家都累得汗流浃背,腰酸腿痛。是时,某干部忽觉腹中气流滚动,乃放屁之兆。此君生性滑稽如东方氏,每有妙语。只见他哈腰蹶臀,洪喧一屁,声隆如雷。立时,社员及机关干部掩鼻笑骂,其乐融融。本来都在俯身劳作,此刻都直了腰,停下手中活计,放声大笑,浑身轻松了许多。那放屁者仍不解瘾,想给阶级兄弟们带来更多的快乐,便振臂高呼:同志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顿时,同志们脸上的笑容消失殆尽,四野鸦雀无声,只觉得日头更毒了。沉默片刻,忽听得有人厉声喊道: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揪出来!发出喊声的是县机关来的头头儿。那位不识时务的东方氏还没反应过来,就立即被人踢了一脚,跪在了泥田里。烈日之下,现场批判会开始了。就在当天,县公安局来人,将这位“现行反革命”五花大绑,喝斥着押上了警车。社员们都被吓坏了,私下里说,这个干部其实很和善的,没想到一个臭屁,就把自己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只怕要判死刑。没过多久,社员们从墙上贴着的布告知道,那人被判三年徒刑。都说还算好,脑袋保住了。 自小就听过一个放屁的段子,总以为是民间演义。村里人却说,真有这回事,说的就是谁谁的爷爷。说是那老爷子最好放屁,有日往镇上赶集,来回十华里,一步一屁,硬是没歇过气。有回要出门做客,场面有些讲究。怕放屁失了体面,就带上小孙子。事先交待好了:爷爷若是放屁,就赖孙子。待要入席,爷爷人未坐定,屁先响了。便道:这小东西,就是喜欢放屁!宾客皆笑:打屁嗵嗵,不是好种。敝乡调侃别人放屁,常说此话,并无半点儿恶意,反倒显得亲密无间。大人喝酒猜拳,攀亲讲古,久久不得散席。小孩子三扒两咽,就吃饱了。那小孙子等得不耐烦了,高声问道:爷爷,你还放屁吗?我想玩去了。爷爷举起筷子就要打人。人们哄堂大笑,自此便有这乡村掌故传世。 敝乡有句俗话:打屁人,自申更。申更,说的是旧时深夜敲更,引申为报信的意思。这句俗话大致义同贼喊捉贼,只是没有那么刻薄和贬义。众人围坐,忽闻臭气弥漫,都会掩鼻皱眉,环顾四周:谁放的屁?最先发问的,十有八九就是放屁人。城里人凡事讲究得体,要放屁了,若有可能,尽量走开些,上策是卫生间里暂避。实在情有不堪,就调息匀和,免得放出声来。别人觉出有不良气息袭来,也只屏住呼吸,谁也不会点破。倘若猜出是某位尊贵者放的屁,更要面带微笑,如沐春风的样子。乡里人率真些,闻得臭屁,硬是要说出来。记得敝乡有年稻谷收成不好,红薯却丰收了。吃红薯最易放屁。那年月生产队三天两头开会。队部被称作仓库,有间屋子专门用作会议室。吃过晚饭,生产队长吹着哨子,扯长了嗓子,高声叫喊:十二队社员,吃过晚饭到仓库开会!男女老少都塞了满肚子红薯,酿着一肚子气。队长高声念重要文件,社员们就高声放屁。没人在意屁声,也没人说谁的屁臭。偶遇一屁奇臭,有男人就会笑道:哪个黄花闺女放的屁?薰得蚊虫死!黄花闺女们个个若无其事,没谁敢拿手去捂鼻子。她们怕人说打屁人自申更。男人们戏言黄花闺女的屁格外臭些,自有一番理论。她们毕竟怕羞,想放屁了,死死忍着。直等到忍不住了,才慢慢放将出来。酝酿时间过长,质量自然不同凡响。生产队长见下面笑声屁声哗然一片,越发提高嗓门念着文件。此等场景,喜欢玩西洋概念的先生们倘若得见,必定惊叹贫下中农个个都是解构大师。 我奶奶有句口头禅:高声说话,大声放屁。意思是说人要直率豪爽,不要那么多弯弯肠子。我小时候由奶奶带着睡。临睡前,奶奶都是坐在床头,欠着身子吹灯。奶奶牙齿掉得没几颗了,嘴巴不怎么关风,总得吹上好多次,煤油灯才熄灭。有回奶奶吹灯时,吹一口气,放一响屁,灯火却顽固地摇曳着。最后奶奶用了最大的力气吹,放了个最响的屁,灯才终于黑了。我格格地笑,说,奶奶,灯不是你吹熄的,是屁吹熄的。奶奶在黑暗中就敲我的头,笑着说,响屁不臭,臭屁不响。不响的屁,乡里人称之蔫屁。敝乡说那种暗地里使坏的人,叫做好放蔫屁。我痴长若许年,没增进见识,却见过各色嘴脸。遇着那类表面温文尔雅,背地里什么都做得出的人,我就想起那个乡野名词:蔫屁。告别道德神话 中国人道德理想国的梦想,似乎早在孔圣人时代就破灭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夫子这话岂止是对周代道德神话的向往?实在也是对道德失落的无奈叹惋。从此以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在感叹今不如昔,人心不古。可是,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也这么活过来了,而且只要不碰着太混蛋的皇帝,或是不遇上战乱、河患或蝗灾,总是一代比一代活得好。 记得八十年代初,总听人抱怨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而延安时期如何的好,五十年代又如 何的好。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不晓世事,只是懵懵懂懂感觉这话好没道理。且不说延安时期或五十年代到底如何,其实八十年代初,主导社会风气的正是人们向而往之的那两个时代的人物。年长者批评了我的看法,他们认为搞不正之风最厉害的是年轻人。我想即便如此,年轻人也是上一辈人教导出来的。这五十多年我们国家可是没有一天放松过思想道德教育啊!可是,就在“道德滑坡”这句时髦牢骚诞生的八十年代,中国老百姓感觉日子过得比任何时候都舒坦多了。 到了九十年代,人们的道德惶恐再度加剧。看惯官场腐败、商场欺诈、人情沦落、公德失范等等道德悲剧之后,人们几乎麻木起来,甚至懒得激愤了。可是,日子还是照样过着,而且在歌舞升平中跨越了2000年。 我们似乎也不能把道德理想寄托在新的世纪。人心并没有因新千年的到来而自新,因腐败而栽倒的官员,级别一个比一个高,赃款一个比一个多。官场腐败无疑是目前中国最为严重的道德灾难,腐蚀着整个社会的道德理想。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道德状况会突然发生奇迹,而中国的经济却绝不会因此而停滞不前。 我是崇尚道德理想的,只是觉得虚构道德神话的历史应该结束了。某位高官因受贿几千万元而倒台,据电视新闻报道,此官员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是因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忘记了党的宗旨,贪图享受、生活腐化等等。说了一大堆,没有一条说到点子上。“改造”云云,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德自律。似乎只要官员们做到道德自律,就政风廉洁、天下清平了,何其天真! 过于沉溺道德神话,会让人们忽略法治。道德是最高形态的社会约束,却也是软约束。幻想道德治国,除非神州尽舜尧。而最基础、最根本的社会约束是法律。只有加强法治,才能确保社会公正与公平,才能维护良心和正义,也才能最终维系道德理想。否则,我们民族永远走不出道德理想与道德噩梦冲突的千年怪圈。千古赌场 因为老是失眠,往乡下老家调养了些日子。记忆中的乡下是宁静的,晚上更是万籁俱寂。可我仍是睡不着,通霄群狗狂叫。乡村没有警察巡逻,家家户户都养着看家狗。只要有人走动,狗就会叫起来。一狗领衔,众狗唱和。我问母亲:怎么整夜都有人来来往往?母亲说:赌博的。我每夜都得熬到天亮,才朦胧有些睡意。乡邻们却已笑声四起:昨晚你赢了吗?哦,输了。输了?总听你说输了,赢了钱不认账!自然,乡邻们的笑谈中总会夹着些粗话。妈妈知道我夜里还是没睡好,叹道:乡下一年到头都在打牌。日里打,夜里打,没个了断! 我说:城里也一样。 我的朋友都知道王某人不会打牌,三缺一肯定不来叫我。有时他们整天玩牌,只是临吃饭了,才叫我过去。待吃过饭,他们又调侃道:你回去搞你的精神文明吧,我们要搞物质文明了。我便嘴巴一抹,打拱走人。 同胞们喜欢麻将或扑克,我不想褒贬。只是有些事会让我联想,心里难免有些不安。早年西方基督徒向中国人传播主的福音,中国人教会了西方基督徒打麻将。据说麻将曾在美国风靡过,但很快就消声匿迹了。如今往美国居住区走过,碰巧也许仍会听见麻将牌撞击的脆响,但那屋内的主人肯定不是基督徒,而是黄皮黑眼的唐人。同样,基督也没在中国沾着便宜,他的中国信徒实在寥寥。 自信的中国人不愿皈依基督,更不屑于别的西方理念。他们依然无限热忱地守着四方桌,稀里哗啦打麻将。农民闲工夫实在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工人闲工夫尤其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干部闲工夫特别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小资们闲工夫格外多,有什么好干呢?打麻将吧。 工人同胞有意见了:我们领不到几个工资,难道要我们去打高尔夫?何况我们还有下岗的,手气好还会小有进项。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农民相题并论呢?农民们脚上泥巴都没洗干净,就往牌桌上坐了,不讲卫生。 干部同志有意见了:思想政治工作不能总是老一套,国家体委都把麻将列为体育运动了。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摸摸麻将,联络联络感情,有何不好?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工人农民混为一谈呢?我们输赢只在小范围见分晓,老百姓又不知道,不影响社会稳定。 小资男女有意见了:总说我们小资自命不凡,不是在星巴克,就是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如今我们也走群众路线,打打麻将,就让人说了,何苦来也!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广大俗众放在一起鱼目混珠呢?我们摸麻将之前不是刚听过音乐,也是才喝过咖啡的。 最老实的农民也有意见了:我们农民伯伯成天牛一样辛苦,还嫌不够累?难道我们去跑步?打球?跳高?俯卧撑?放松放松,不打麻将,谁出个更好的主意?再说了,怎么把我们同城里人打比?我们的钱是自己口咬黄土背朝天挣来的,又不领国家工资,输赢都是自己的,管别人鸟事! 时下人们言必称文化,酗酒是酒文化,嫖娼是青楼文化,那么赌博就称之麻将文化吧,谓之赌博文化实在不雅。但“赌博”二字,着实点出了麻将文化的精髓。赌博在中国,冠以文化,当之无愧。 中国人自古机会很多。没有世袭贵族,也没有种姓制度。真有些自由民主世界的意思。只要愿意发奋,平头百姓也可以晋身三公九卿。很多西方学者对此大加褒扬,古代中国仿佛天堂。弄得我这现代中国人,都恨不生在汉唐时。冷静想想,古人所以自强不息,奥妙全在一个“赌”字。只要敢赌,总有赢的希望。 先人们只要肯读书,就有希望出人头地。家里供得起,八九十岁还能考状元。考试制度比现代中国还要人性,如今我们这个被叫做共和国的地方,直到最近才放宽了大学考试的年龄限制。家里穷也没关系,凿壁取光、囊萤映雪的例子不是没有。哪怕终身不第不仕,因为识得字,还可以当郎中,做先生,最差也能看相算卦。好歹是智力劳动,乃圣人所谓劳心者,马马虎虎也算治人者流。可见,舍得用一生作赌注,风险的底线亦是保本有余。 胆量更大些的,就用脑袋做赌注,不怕皇帝龙椅到不了自己的屁股下面来。我去过很多次故宫,发现那把坐过明清两代皇帝的旧龙椅,坐着并不如我家的沙发舒服。可是,天下多少豪杰争着把身家性命往上面押,真是怪事。也都因为只要舍得下注,谁都有赢的可能。退万步讲,就算最终抢不到龙椅,也算叱咤风云了一番,好不风光!何况只要是个草头王,自有美人相伴,夜夜弦歌。做个穷百姓,只娶得着一个老婆。一个老婆还不能长得太漂亮,不然就滚到西门庆床上去了。自己打天下,暂时玩不过朝廷也无妨,且往深山大泽逍遥去,依旧可称大王。天高皇帝远,谁奈咱家何! 些小草民,也有很多赌的机会。可以往赌桌上赌钱,也可往刀口上赌命。哪位大哥起事造反,小民就随了去,杀人放火,拼个命大,说不定哪天就八抬大轿,威风凛凛回乡了。回乡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把原先的老婆休了,因当今圣上早把他家妹子许了本帅。二件事便是捉几个人来问罪砍头,只因本帅当年在赌桌上欠了几个银子,就让他们打了屁股。三件事是修家谱,详考本宗都有哪些显祖,只要不是秦桧,都可慎终追远,家祠敬奉。但愿自此世世代代、子子孙孙,锦衣玉食,称王封侯。 敝乡方言好用赌场行话。有种最简单的赌法,就是拿枚硬币,弹得飞转,用碗一盖,赌币的正反。此戏谓之弹宝。拿碗将飞转着的硬币啪地盖住,叫捂盖子,揭晓叫揭盖子。那些坏而滑的庄家,捂盖子有特殊技巧,能左右币的正反。所以庄家总是赢,下注参赌的总是输。官场做弊,流行的文雅说法是暗箱操作。敝乡说起这种官场特技,绝不会说暗箱操作,而是说捂盖子;比方某丑闻早在民间流传,官方却秘而不宣,也不叫掩盖真相,而是捂盖子;真相大白于世了,也不叫曝光,而是揭了盖子;某事久经策划,最后隆重出台,也说是揭盖子了。问候的艺术 中国百姓最常用的问候语是:吃饭了吗?此话自古有之,并不是因为谁说了句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都没有真正吃饱过,他们最关心的自然是吃饭。古之君子把“食无求饱,居无求安”作为修身清律,我想并不是因为君子们不想吃好住好,只因这“吃住”二字实在太奢侈了。君子是不应奢侈的。老百姓却不愿挨饿,君子们也没理由因为自己喜欢半饿着就让老百姓也食无求饱。老百姓除了口咬黄土背朝天,没别的办法可以填饱肚子。云南人把“挣钱”说成“苦钱”,生动得有些惨烈。老百姓不懂得什么形容词用如动词 ,只知道钱来得太苦,“挣钱”就成了“苦钱”。如果老百姓干脆如动物,食物只要进了肚子,就再也吐不出来了,反倒安然些。可是他们贵为万物之灵长,就会有别的同类总要从他们碗里打劫。所以,自古便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现在的百姓见面仍是忍不住会问:吃饭了吗?毕竟还有人饭是吃不饱的。可是有部分人的问候语渐渐变了,他们会问:你好吗?这些人有点儿文化,职业尚可,吃饭大概已不是难事。但是吃饭问题解决了,别的问题又来了。所谓别的问题,便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种种“不好”。譬如,桀傲不驯者难免不测之虞,言行方正者会有小人猜嫌,大腹便便者担心脂肪肝,身居高位者生怕丢了官,等等。于是,不论好人坏人,只要肚子塞饱了,见面总会问:你好吗? 据说西化很危险,但人们的生活习惯正慢慢西化着。比方说,男人见了女人,也会学西方人说:你很漂亮。女人自然就高兴,直道谢谢。人总是缺什么就唠叨什么的,并不是所有女人都漂亮,而所有女人却都希望自己漂亮,于是那些长了见识的男人见了女人,最爱说的问候语就是:你真漂亮。女人比男人聪明,你如果说她气质真好,她就生气,疑心你说她不漂亮。所以男人千万别夸女人有气质。 场面上混得很开的人见了面,通常的问候是:忙吗?多半是他们都不太忙,或是正在瞎忙。而不忙或瞎忙又太不应该了,那么见人问候声忙吗?就是对人家最大的尊重了。回答通常是两种:忙,或不忙。回答说忙的,要么是有口无心,要么是想显示自己多么重要。答曰不忙的,自然就是谦虚了。看似谦虚,其实多半真的不忙。 长沙的士司机的问候也有意思:手气好吗?坐在的士上,对讲机咿哩哇噜吵个不停,多是问手气。有时是问昨夜的麻将,有时是问今天的生意。说起昨夜的麻将,几乎没人会说手气好,都说输得差不多只剩短裤子了。听了这话,我不会去留意这位司机是否穿着短裤,只会透过反光镜看看他的眼睛是否通红。整个车程就有些紧张,生怕司机打瞌睡。司机们过问生意,用的也是麻坛术语:听牌了吗?据说起码得够着上交车主的承包费且有几碗盒饭钱了,就算是听牌了。再赚上一天的工资,才算是和牌。可最近几年,总听司机唉声叹气,说自己还没听牌。出租车生意好坏,应该算是经济景气指标。我不经意间会留心司机们问手气,然后想想才看过的报纸头条,总觉得二者有些牛头不对马嘴。第五辑 一种秘诀 政治家们鼓唇摇舌,大放厥词,甜言蜜语,装腔作势,摆出救苦救难的架势,俨然释迦再世,耶酥复活。他们天天高喊蛊惑人心的信仰,其实他们自己没有任何信仰。他们不过就是穿上件由"思想"、"主义"、"宗教"、"环境"、"人权"甚至"同性恋"等等破布片儿缝制的百衲衣罢了。只有权力是他们最终的信仰。那些政治家们,只要能保证他获取权力,他今天鼓吹民主,明天说不定就叫嚣专制了;今天支持同性恋,明天就会誓死捍卫传统婚姻。只看哪张牌对他们有利。他们看上去多么忠实自己神圣的信仰,其实只是群不讲游戏规则的赌徒,总想强迫别人按自己定的套路玩牌。谁敢不从,老拳相向。这就是战争。别是一番幽默在心头 有则笑话,很有意思。一位旅美华人,同美国人吵架,自然都是用英语。可这华人毕竟是华人,忍不住嘣出一句国骂:我操你妈!美国人听不懂,耸肩摇头,蓝眼四顾。好事的中国同胞翻译过去:这位先生说想跟你妈妈做爱!美国人听了,更是大惑不解,双手一摊,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再打量打量这位同他对骂的中国小伙子,生的煞是帅气,美国人顿时乐了:天哪!我老妈她真走运! 平时阅报,我会经常看到类似的幽默。有的是时过境迁之后才觉得好笑,有的是因为中国人凭着自己的脑子一厢情愿地想西方的事情让人不觉莞尔。 好多年前,我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我记得很清楚:《苏联在商品经济的道路上迅跑》。毫无疑问,文章内容肯定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错误路线的。那年月,中国正在一门心思朝共产主义大踏步前进,眼看就要跨进按需分配的门槛了,而苏联却热衷于商品经济,开历史倒车,岂不令人愤慨!我记得当时身边的许多大人理解按需分配同阿Q的理想差不多:要什么有什么,喜欢谁就是谁。那会儿我少不更事,发现不了个中幽默。但当时头脑清醒如顾准先生者,读着这样的文章,肯定会睡不着觉的。他也许无心幽默,但无法公开表达自己意见,只好躲在昏暗的书斋里写上几行日记。我那时毕竟太小,现在记不起具体年月了,不知当时顾准先生仍然活着,还是早就在贫病交加中逝去。但我相信当时一定还有很多比我懂事的人,他们不过是读了那篇文章什么都不说而已。多年以后,当我们国家不得不顺应世界大势发展市场经济时,我偶然记起这事,内心生出说不明白的幽默。或许这就是所谓黑色幽默?只是这幽默的代价太沉重了。仔细一想,我当年读到那篇文章时恐怕只有十来岁。缘何小时候很多事都忘记了,单单记得那篇文章,也是奇怪。 早几年,也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漫画,很多俄罗斯人在排队购买食品,一位老太太伤心地说:我的孙子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喝上牛奶了!我当时的第一感觉就是:这有什么好说的,我长到二十多岁还不知道牛奶是什么味道哩!当时苏联刚刚解体,漫画大概是想告诉人们不搞社会主义就喝不上牛奶。我却暗自发笑,心想你要臭人家俄罗斯,也得换个说得出去的法子,犯不着出此下策。大凡国内严肃报刊都是极重导向的,刊登这幅漫画自有高妙的用意,可我至今还不明白牛奶同什么主义有何等关系。我想那位俄罗斯老太太今天肯定不会再抱怨牛奶问题了,因为她的国家牛奶供应想必已不再紧张了。可按那漫画的逻辑,俄罗斯应该回归到苏联时代才是。不过那漫画上的人们都是很秩序地排着队,不见拥挤的,不见插队的,也没见心烦气躁骂骂咧咧的。这倒有点儿像俄罗斯的味道,因为这漫画毕竟不是中国人画的。 我是从报纸上知道英国政府高级官员也搞特权的,他们大概也领取一种什么票,可以去指定的官办商店购物,价钱自然便宜些。有次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亲自去购物,想超过指标多买些特价商品,偏偏服务小姐不买账。铁娘子就是铁娘子,居然同服务小姐吵了起来。我早就见过有关撒切尔夫人平民生活的报道,觉得这英国女人特可亲的。而我们报纸特意编发这则关于她吵架的新闻,意思谁都明白,就是想让她在中国人面前出出洋相。可我看了这桩轶事,却发现撒切尔夫人不仅可亲,而且可爱了。她也想沾些小便宜,也同别人吵架,这就是平常人。平常人就可亲可爱。政治家倘若刻意把自己打扮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凡人对他们只好敬而远之。对待神仙,不但西方的凡人如此,中国的凡人也是如此。孔夫子早就说了:“敬鬼神而远之。” 还有则报道,有关英国现任首相布莱尔老婆的。说的是首相夫人有回坐公共车没有买票,被售票员逮住了,非叫她补票不可。最后是不是被罚了款,我记不清了。也许我没有见识,或者觉悟不高,非但没有觉得布莱尔夫人如何不好,反而认为她简直伟大。我们有些小干部,只要手中有权,就连小孩上幼儿园都有公车接送;人家堂堂首相夫人,放下架子去坐公共车,太了不起了。想那英国的老百姓也真的刁蛮,一点儿不懂得尊重领导。那位同撒切尔夫人吵架的服务员,见了首相应该热泪盈眶山呼万岁,回到家里还应该写篇日记,在今后的日子里还要经常幸福地回忆,用首相的关怀激励自己努力工作,待首相逝世之后还得写篇怀念文章:《首相来到我柜台》才是。当然,不能披露首相沾小便宜的事,这是史家们对待大人物的规矩,叫隐恶扬善。可这位售货员却把国家元首视同普通家庭妇女。那位公共车的售票员也不懂味,他就不知同首相夫人套套近乎,顺着杆子往上爬,没准就同布莱尔先生巴结上了,今后要办个什么事也方便些。至少可以让首相帮忙批几条运营线路,再特批些贷款,自己开个公共车公司,省得当个破售票员看老板的眼色。 英俊小生克林顿总统的烂事儿可能是最多的了,单单一个莱温斯基就让他出尽洋相。他还欠着一屁股账,都是桃色官司给闹的。既然亏账了,他就该艰苦朴素,却偏偏想买房子。想买房子也情有可原,他买个三室两厅也就行了,反正就一个女儿。他却相中了一栋豪宅。又没有钱,围着豪宅转几圈过过干瘾也就得了,他却不顾身份向部下借。偏偏他的群众关系不好,部下没一个肯借钱给他。最丢脸的是就连财政部长都不肯借钱,推说自己手头拮据。美国那么富,财政部长没钱才怪,反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是不相信的。他不肯给总统借钱,八成是克林顿没有许愿提拔他当副总统。克林顿因为莱温斯基而背了一屁股账,有人却借这丑闻发财,一本《莱温斯基的故事》畅销全球。克林顿先生却视而不见,听凭人家出他的丑,就不知道下道禁令封杀了它。美国既便民主,明着封杀不好办,也可暗中打个招呼,下面自然明白了。臭了克林顿个人事小,坏了政府形象事大。我是从很多报道上知道克林顿欠账、借钱和莱温斯基之类事儿的,却生出满脑子中国人的想法,真乃别是一番幽默在心头。奥马尔的体面生活 阿富汗局势眼看着尘埃落定了,所有善良的人都松了口气。塔利班武装缴械了,新的政权已显雏形。我不是阿富汗人,却愿意虔诚地祈祷,祝阿富汗的百姓从此过上太平日子。可我突然从电视新闻里得知,塔利班高层仍在同国际社会讨价还价,说是要保证奥马尔体面地生活。言下之意,如果让奥马尔不体面了,塔利班仍不会善罢甘休。我就不明白,一个人只要混到了无上尊荣,他个人的体面就比整个国家的存亡更重要,就比所有公民的死活更重要,而不管这个曾经十二分体面的人做过多少不体面的事? 世界动荡不安,狼烟四起。暗杀、政变、侵略、颠覆。没有哪天电视新闻里少得了血腥和硝烟。目睹无辜百姓的死亡和饥饿,我讨厌战争,但更讨厌政治和政治家。哪一处战火不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政治家点燃的?政治家们鼓唇摇舌,大放厥词,甜言蜜语,装腔作势,摆出救苦救难的架势,俨然释迦再世、耶稣复活。他们天天高喊蛊惑人心的信仰,其实他们自己没有任何信仰,他们不过就是穿上件由“思想”、“主义”、“宗教”、“环境”、“人权”甚至“同性恋”等等破布片儿缝制的百衲衣罢了,只有权力,才是他们最终的信仰。那些政治家们,只要能保证他获取权力,他今天鼓吹民主,明天说不定就叫嚣专制了;今天支持同性恋,明天就会誓死捍卫传统婚姻。或此或彼,只看哪张牌对他们有利。他们看上去多么忠实自己神圣的信仰,其实只是群不讲游戏规则的赌徒,总想强迫别人按自己定的套路玩牌。谁敢不从,老拳相向。这就是战争。 赌博有输赢,战争有胜败。但战争毕竟比赌博残酷得多,谁败了谁就有罪;可战争游戏却并不比赌博规则更严明,赌徒们愿赌服输,战争贩子却是死要面子。本?拉登声称他如果面临被捕的危险,就立即尊严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还会将自己就义的壮举拍摄下来,激励英勇的后继者们。记得在哪本书里读到过处死纳粹战犯的情形,那些走向绞架的恶魔们尽管面呈死色,却仍拼命僵直着身子,维护着他们所谓的体面。纳粹的洗脑机器戈培尔甚至还高呼元首精神不死的口号。当年好在纳粹几乎是被连根拔掉了,要是纳粹最后还负隅在某个基地,要是希特勒还龟缩在某个基地里苟延残喘,纳粹分子只怕也会要求国际社会保证他们元首的体面生活了。这些看重自己体面的政治家们,却是连别人的死活都不顾的,更不用说在乎别人的体面了。 突然想起杜月笙了。杜月笙到底是不是流氓,我无从知道。历史本不足信,近百年的历史尤其可疑。只是从我们能够读到的书中看,杜月笙不仅是个流氓,而且是个大大的流氓。如果他真的是个流氓大亨,他的英雄生涯就合乎逻辑了。正因为他是黑老大,就成了大政治家蒋介石的把兄弟,国民政府的要员,死后也极尽哀荣。连流氓都是越大越好,当官自然也就越大越好,最好成为大政治家。不能成为奥马尔,也要成为苏哈托、埃斯特拉达,涂炭生灵尤可体面生活,食空太仓尤可在法律面前走过场。有的人似乎更懂得这个道理,他们都削尖了脑袋想把官儿做大。即便犯了事儿,也有个保护伞。什么窃国者侯、窃钩者诛,竟成了应验千古的谶语。萨氏股崩盘 今天,伊拉克前独裁者萨达姆被捕了。载有这条新闻的报纸在我书桌上搁了整整一天。我终于忍受不了那张肮脏的嘴脸,将报纸揉成团,丢进了垃圾桶。 伊拉克社会复兴党是个什么玩意儿,我没兴趣去研究。但是,依据常识,可以推断这个政党的党章必定也是堂而皇之的,其宗旨肯定也是以人民幸福、民族利益和宗教信仰为重的。毕竟是现代社会,没有哪个政党会发了疯,胆敢宣称自己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利益 ,甚至公然扬言自己就是要搞专制和独裁,就是要压榨人民,就是要侵略邻邦,就是要践踏国际法准则,就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萨达姆执政三十五年,民主选举并没有间断,哪怕是兵临城下,萨达姆仍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率当选为总统。专制和独裁的闹剧完全可以在民主的舞台上表演。 过去为萨达姆连任总统投了票的伊拉克人又因萨达姆的被捕而兴高采烈。好比往日的齐奥赛斯库,这位罗共总书记在被捕前的五天做过一次重要讲话,他的讲话居然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九十多次。五天之后,正是这些热烈鼓掌的手将绞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可见,独裁者的威信是靠不住的。 独裁者并不是傻子,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位置是极不牢固的,所以才需要专制,才需要镇压,才压制民主和自由。萨达姆痛恨美国,却热爱美元。他在高层领导圈里说过,要保证社会复兴党永远统治下去,必须在境外存有大量美元。萨达姆相信,只要拥有足够的美元,他的政党一旦被推翻了,还可以东山再起。不知这位臭哄哄的党魁躲在他家乡的地洞里,抱着七十五万美元,是否还在做着复兴他政党的美梦。 政党这种怪物,我真有些弄不明白了。最近,好些国家都在闹选举。俄罗斯很热闹,普京清算资本家,资本家向普京叫板。普京想连任,反对他的人也不含糊。各大政党的旗帜都在俄罗斯的天空使劲儿摇晃,尽量想多吸引些人注意。叶利钦沉默多时,恰好在这个时候出来说话,呼吁维护俄罗斯现行宪法的尊严,总统任期不能超过两届。他自己当年把着个总统宝座不肯放,三天两头换总理,如今倒成严肃的政治家了。美国是选举文化最发达的国家,选举是国家政治的指挥棒。有人说布什先生的一切言行,都是为连任总统而走秀,话说得损了些,道出的却是实情。普京也罢,布什也好,他们都得在自己的政党旗帜下为自己的政治生命走秀。 我最怀疑的便是大政治家们的政治信仰,哪怕他是那个政党的缔造者。萨达姆虽然只是社会复兴党的早期党员,他们的党史专家完全可能把他描绘成党的创始人。没法知道萨达姆是否通读过他们的党章,但他肯定没有按照党章的要求去做。不可能有一个荒唐的党会把党内大清洗、民族屠杀、宗教迫害、个人崇拜、家族集团专制统治等等写进党章里,说不定这些行径正是他们的政党公开反对的。原来,在专制的社会里,政治信仰同政治操守总是南辕北辙的。 于是,我便感觉政客们心目中的所谓政党政治同中国目前炒股差不多。他们创建或加入某种政党,好比买股票,只是为了求利。一切政治口号都如同股市上炒概念,一切政治行动都如同黑心庄家操纵股市。赢的永远是大庄家,小散户只有割肉的份儿。萨达姆这个大庄家操纵过度了,结果他的萨氏股票崩了盘。好色的克林顿与廉洁的施罗德 好色的克林顿居然做了两任美国总统,而且政绩不错。他虽然高居总统宝座,但最高检察官要弹劾他、全球媒体围剿他、老婆曾经想离开他。他的任期内,天下并不太平,世界经济竞争日趋激烈,战争不离左右,可美国经济却出现了近几十年最好的增长势头。据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就在于克林顿不懂经济。 施罗德应算是我所知道的当今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领导人了。贵为大国总理,他同夫人 挤在一处八十平方米的两居室里过日子。政府觉得他住得太寒伧了,大概有失国体,为他提供了豪华公寓。可是,即使是总理,住进这套公寓,也要自己付租金,施罗德夫妇无奈手头拮据,只好仍旧住着他们的两居室。 克林顿同施罗德都谋求了连任。可是,美国民众对克林顿作风问题的谴责并没有影响他们对总统的选择,他们需要克林顿;同样,德国民众也没有因为施罗德的廉洁就放弃了自己的原则,反对他连任的依然投反对票。按中国人的思维,美国人有些姑息养奸,德国人简直就是不识好歹。 我听人开过一个玩笑:达官贵人天天拥香偎玉自是风雅美事,普通老百姓在公共车上趁乱瞎摸得拘留十五天。玩笑说的自然是在中国。中国人对普通老百姓的道德要求高,对达官显贵的道德要求反而低。这同样让西方人大惑不解。克林顿的那些事,放在普通公民身上只怕是家常便饭,没人过问,谁真的好奇了想去打听,弄不好还侵犯了人家的隐私权,得吃官司。但你克林顿是总统,总统得有总统的样儿,你必须生活在玻璃罩子里面,周围有无数双眼睛瞪着你,你不得有小动作,你挤眉弄眼抠鼻屎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你想玩儿花花肠子,就曝你的光! 克林顿同施罗德面对的境遇简直就没商量:你做错了,就谴责你,甚至弹劾你;你做对了,那是你应该做的,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你施罗德不就是廉洁吗?廉洁又不是什么高级得不得了的美德,不过是做人的底线而已,勿庸说你是政府首脑了。倘若不廉洁,做人都不及格,还做什么官?! 中国人当然也痛恨腐败,却没有切肤之痛。一个所谓国家财产的概念,就让切肤之痛成了隔靴之痒。似乎贪官污吏们蚕食鲸吞的无非是国家财产,于自己如浮云之遥。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人民!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你我他!什么是贪污?贪污就是有人偷了你腰包里的钱!所以,你有权愤怒!你愤怒的,不过是那些偷窃了你钱包的人!这几层浅白的换算,学究们见了,大概会挑出许多逻辑毛病,但是,道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也许是廉洁这种资源在中国太稀缺了,我因此从心眼儿里敬重克林顿和施罗德。应该补上一笔:克林顿也是十分廉洁的。他一个首富之国的总统,两届任期下来,把自己弄成了债台高筑的穷光蛋。他没有在任期内让自己的爱女去开公司、赚大把的钱偷偷存到瑞士银行去;他也没有让自己夫人兼上几十家公司的顾问,坐收红包;他自己更没有在提拔干部、批准工程当中获取利益;他遭遇了官司,得自己掏诉讼费,不向做生意的朋友借,更没有动用国家机器把同他作对的人扣上颠覆政府的罪名而下狱。克林顿作为基督徒,大概铭记了耶稣的教诲:你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储藏在仓库里,天父尚能养活它们;你们不比那飞鸟更高贵吗?天父仁慈,赐予克林顿智慧与才干,使他去职之后有能耐环球演讲,做亲善大使,甚至做广告,不仅还清了债务,而且生活富足。施罗德如今还在任上,他的年薪并不高,但我估计他卸任之后也饿不着,他有律师资格。 平日听人嘉许某些官员,往往会说:这个人其实并不坏。听者便难免油然生出几分敬意。我闻之却总觉奇怪:不坏应是做人最起码的标准,为什么到了官员头上就成了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或许正因如此,打着灯笼找出某位官员不贪,就要树为廉洁典范,四处演讲,领导干部要学习他,人民群众要敬仰他。这无非等于说,一个人没有偷盗,没有抢劫,没有强奸,他就是模范公民,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真乃滑天下之大稽!萨达姆的运气 国际上倒萨声浪席天卷地,萨达姆却以百分之百的支持率重新当选伊拉克总统。原来暴君也是可以民主产生的。也许这正应了西方那句无可奈何的叹惋:民主是天下最不坏的制度。更有意思的是伊拉克副总统煞有介事地开个了国际玩笑:提议美国同伊拉克单挑。他奉劝美国别把联合国拉下水,也别拖着其他任何国家帮忙,真算好汉就让小布什同萨达姆对着干,两国副总统一对一,两国部长一对一,两国老百姓一对一。这个很好玩儿的建议颇有些中国古典小说的战争味道:兵对兵,将对将,不乱规矩。果真如此干一仗,美国胜算有多少也 未可知。因为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美国只有主战或反战的游行场面,而伊拉克却是全民皆兵,从童男童女,到老翁老妪,个个斗志昂扬。望着伊拉克人民手举萨达姆照片欢呼雀跃的狂热劲儿,我猜想这位通过神奇的民主选举连续执政二十多年的铁血男人,不仅是他们百姓心目中的伟大领袖和舵手,而且是他们的民族英雄。 俗话说:一娘生九子,连娘十条心。意思是说人心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万众一心云云,不是政治家们自作多情的政治臆想,就是他们对民意的强奸。当年斯大林也做过类似的全民公决,结果证明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苏联享有绝对威望。当时出版的斯大林文集,凡讲话稿通篇都注明哪里有掌声。据说有次斯大林在某个重要会议上出现时,全场起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谁第一个停止鼓掌呢?人们面面相觑,看谁先停下拍打着的双手。毕竟两手不能无休止地拍打下去啊。斯大林同志还要发表重要讲话,听完讲话大家还得投身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终于,有个人双手停止了拍打,人们松了口气,掌声慢慢稀落了,最后结束了。可是,几天之后,带头停止双手拍打的那个人就神秘地消失了。 一个社会,如果每双手的每个细微动作都被严密监视着,主宰这个社会的铁腕人物还怕没有百分之百的支持率?手的动作倒是肉眼可以看到的,但伊拉克或前苏联更为先进之处是可以监视人们的思想和灵魂。这种社会里,铁腕人物们只需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乖顺的民众就会心领神会、暗中配合。这种神奇现象,好比气功大师吹嘘的气场,官话叫做良好局面。比方铁腕人物发表演说,事先将需要掌声的地方作上标记,临时只需把声音拖高、拖长,再一抬头,不出半秒,保证有掌声响起来。斯大林的掌声是否如此启发出来的,无以考证。萨达姆的掌声的确是他歇斯底里的叫喊和故作刚毅的手势诱导出来的,这有电视镜头作证。 又据新闻报道,萨达姆称,如果美国开战,他将摧毁伊拉克境内所有油田,理由是防止美国对石油的控制。不知萨达姆此举征求全国民众同意了吗?真的毁掉了油田,吃亏的最终还是伊拉克民众。上次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曾动用十几亿美元,修建了豪华宫殿三十九座,加上修复原有的十六座宫殿,他的个人宫殿达五十五处之多。有的宫殿规模是美国白宫的四倍,有的宫殿比法国凡尔赛宫还要气派。不知萨达姆大兴土木是否也经过了全民公决?我想如果全民投票,萨达姆的支持率肯定又是百分之百。但是如果没了油田,萨达姆再修宫殿,美元从哪里来?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消失了。记得当时电视里播放塔利班军队摧毁佛像的画面时,我不敢相信世界上竟有如此野蛮的宗教偏执和毫无理性的荒唐政府。但它确实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存在着。我想塔利班政府如果就摧毁佛像进行全民公决,举国上下肯定也是全力支持奥马尔的英明决策的。我至今记得电视里介绍塔利班政府强制灌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场景:从儿童时代开始,人们就得接受一种声音、一种思想、一种理想、一种生活方式。但阿富汗到底还有它幸运之处,塔利班政权的统治时间毕竟不算太长,别的思潮和政治力量尚有生长空间。如果让塔利班再统治几十年,他们就有洗掉几代人的脑子、扼杀任何政治选择的可能。那个时候,哪怕塔利班自己不想干了,也没有别的政治力量有能力接过这个烂摊子。 不知萨达姆还会干多久?中国还有句老话,吉人自有天相。可打死我也不相信萨达姆是个吉人,可他偏有天助神佑。当年老布什要取老萨小命,只亏一篑之功,偏偏就收了手。如今小布什发了狠心要收拾他,又有许多宽宏大量的政治家出面调停。战争自是不好,但萨达姆是除战争之外最不好的东西。一种秘诀 我在电视新闻里经常看到美国警察驱车在街区和高速公路上追赶违章车辆,不由得感叹美国执法之严厉。毕竟有钱,电视镜头居然是空中航拍的,不知是美国电视台拍下的,还是警察部门拍下的。反正这种新闻的成本不会很便宜。有回又见新闻说,民众抗议,警察因处罚违章车辆,飞车呼啸,阻塞交通,甚至酿成车祸,得不偿失。因而,议会准备通过法案,轻微的交通违章,不准再上演“生死时速”。可是,另一部分民众又有意见了,他们担心如此以来新闻不好看了。 萨达姆被捕时,随身带着两把手枪。但他一弹未发,束手就擒。世界上善良的人都为此欣慰:杀人魔王终于落网了。可是,包括伊拉克人在内的阿拉伯人有意见了:萨达姆不是自命阿拉伯民族英雄吗?怎么如此窝囊?我们宁愿看到他成为烈士,而不愿意看到他成为乖顺的俘虏!义愤的阿拉伯人很希望看到萨达姆杀人无数之后,再次举起枪为那张灾难名单增添几个零头。如此,再多几个冤魂,萨达姆的高大形象就圆满了。这般英勇的场面,经妙笔描绘,或经电视镜头写实,自然也是很好看的。 “9.11”那天,我在昆明某宾馆里。电视里赫然播出美国世贸大厦遭恐怖袭击的消息,我愕然失语。房间里挤着很多人,他们多兴奋不已。那天我们聚在一起的多是文化人,他们见我神色凝重,便意识到自己的幸灾乐祸太不理性,太不人道,太不国际主义,或太不其他什么的,于是略露尴尬。可过不了几分钟,电视镜头实在太精彩了,他们又啧啧赞叹起来。几天后,关于“9.11”事件的碟片风行于市,购者踊跃。人们都说,太好看了,比美国大片好看多了。 我们自己好斗尚武,祸国殃民,殷鉴未远。所谓“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几十年里,偌大一个国家无异于一个超级斗鸡场。现在想起来,斗得头破血流的是成千上万斗鸡们,乐的却是从这种无聊游戏中渔利的政客们。那种场面,当然也是很好看的。全国人民不爱红妆爱武装,不分白天黑夜,走过大街小巷,革命歌曲嘹亮。最高兴的是小孩子,经常可以看活生生的战争片、恐怖片。近些年出了些电视剧,专演那些年月孩子们穿着绿军装玩抓特务之类的游戏,动情地缅怀那“激情燃烧的岁月”。好看的确好看,却是非常可怕。 文章写到这里,关于美国交通新闻的素材只是个引子了。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贫穷与专制。看看这几年世界上战乱与政变,便可发现这样一条规律:国家越是贫穷,越是动荡;越是动荡,越是专制;越是专制,越是贫穷。海地大概是非洲最贫穷的国家,三天两头闹政变,变来变去,仍是国穷民弱,政权腐败专制;刚果因为贫穷,所以老是打仗;或者说,阿富汉因为老是打仗,所以总是贫穷;或者说,利比亚因为动荡,所以就搞专制;或者说,伊拉克因为专制,把个中东天堂富国变成了穷光蛋。贫穷、动荡、专制三者互为因果,以上句式中,“因为”同“所以”后面拿这三个词随意替代,逻辑上都是通的。但不管怎么变,依照人类嗜血喜暴的天性,统统地好看。打仗多好看!杀人多好看! 有个秘诀,专制的独裁者心照不宣:贫穷治国,万世法则。民众贫穷,便无反抗之力量;民众贫穷,便无觉悟之头脑;民众贫穷,便对政府感恩戴德。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是我很敬重的政治家,他每年都在自己住所布施一次饭食,每次都是人山人海,甚至有人被践踏致伤致死。曼德拉因此受到南非黑人父亲般的爱戴。倘若不是黑人们贫穷,曼德拉先生何以会有如此高的人望?我举这个例子只是取其一端,曼德拉并不是专制者,而那些专制者却是努力实现国家贫穷的不懈斗士。阿拉伯社会复兴党也好,塔利班也好,任何独裁的利益集团,都不会真正让民众富裕起来的。最起码的,大批衣食无着的穷孩子,穿上威武的军装,扛上沉沉的钢枪,还有人管吃管住,还可能当上军官,政府叫他朝谁开枪,他就朝谁开枪。这些孩子开枪杀人的故事,拍成影视片,照样好看。孔圣人若能高瞻远瞩,还应说句话:民可使饥之,不可使富之。伏尔泰和年羹尧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很风雅,懂音乐,通法语,喜欢写诗,甚至用法语写诗。他是个君主,看上去却很有人情味,甚至不可思议地允许言论自由。他曾经说过:“老子爱怎么干就怎么干,老百姓爱说什么由他们说去!”有次他在柏林城的墙上看到一幅讽刺他的漫画,不以为然,只淡然说道:“嗬!再挂低些,让人瞧个仔细嘛!”既然有人敢画讽刺国王的漫画,说不定也会流行很多挖苦他的段子。此乃臆测,无从考证。我想纵然民间有很多段子流传,腓特烈二世也不会生气的。老百姓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谁 又动得了他半根毫毛呢?下道禁令,不准百姓编段子,那才是傻瓜做的事儿。 这位感情丰富的国王做过的最冲动的事,只怕是邀请伏尔泰做客了。当时伏尔泰文名响彻欧洲,腓特烈二世自命艺术家和诗人,又会讲一口很时髦的法语,自然要同最杰出的文化人做朋友了。于是,他向伏尔泰郑重发出邀请。伏尔泰兴高采烈地来了,称赞腓特烈二世为“北方的所罗门王”。腓特烈二世却很谦虚,说自己最喜欢的称号是“伏尔泰的东道主”。这位好客的东道主封伏尔泰为法官,让他住进豪华的王公宅邸,领取丰厚的薪金。 伏尔泰的访问看上去很愉快。腓特烈二世隔三岔五宴请他,席间的谈论是高雅的,哲学、音乐、法语诗,甚至还有烹饪术。国王还常常请伏尔泰修改他的诗作。但久而久之,麻烦就来了。文化人天真起来就容易忘乎所以。伏尔泰见国王请他修改诗作,就真以老师自居了。腓特烈二世写诗到底只是业余爱好,他的职业是国王。这位国王的诗自然不敢恭维,尽管他的国王当得也许很出色。伏尔泰竟然笑话国王的诗,甚至在很多公开场合引用国王的诗。国王认为伏尔泰这么做别有用心。腓特烈二世毕竟还算有自知之明,他清楚自己的诗作只能在小圈子里传阅,公开发表怕招人笑话。可伏尔泰的恶作剧等于是将国王的诗作公开发表在报纸的头版头条了,而这个版面通常是发表国内外要闻的。腓特烈不高兴了,伏尔泰也不愉快了。伏尔泰只好离去,回到他忍受了几十年的法国。 几乎在同时,中国正处大清帝国康雍乾盛世之雍正年间。雍正的宠臣年羹尧文韬武略,为雍正登上皇帝宝座立下过汗马功劳。雍正好像也很有人情味,曾对年羹尧说:自古君臣之交大多因为公事,私交也是有的;但像我俩交情如此长久,从未有过啊!我俩要做君臣的榜样,让千秋万代之后人称赞,让他们羡慕得流口水!听了这席话,年羹尧真是感激涕零,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发誓肝脑涂地,死而后已。雍正对年羹尧自然是累降恩泽。 然而,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有一年,天显瑞象,五珠连贯,日月同辉。于是举国沸腾,以为吉兆。文武百官竞相进表,颂扬雍正英明盖世,德化八荒,乾坤朗朗,国富民安,盛世太平。年羹尧当然不敢免俗,也进表皇上,自然是好话连篇。他在上表中用了“夕惕朝乾”之句,称颂雍正晚上反躬自省,白天为国事勤勉操劳。此语出自《易经?乾卦第一》,原话是:“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来化作成语,或说“夕惕朝乾”,或说“朝乾夕惕”,意思完全相同。但人们习惯中多说“朝乾夕惕”。年羹尧的灾祸就出在这地方。他只是把人们说惯了的“朝乾夕惕”说成了“夕惕朝乾”,就惹得雍正龙颜大怒。这位当年发誓要同年羹尧做千古君臣榜样的圣明之君脾气发得令人不可思议:既然年羹尧舍不得把“朝乾夕惕”四个字给我,他立下的那些功劳我也可给可不给! 年羹尧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么容易就把皇帝老子给得罪了。这位中国的大臣远没有同时代西方的伏尔泰那么幸运。伏尔泰也曾被腓特烈二世的爪牙投入监狱,因为他无意间带走了这位国王的法语诗集。这册诗集很可能让腓特烈二世在国际上丢脸。但伏尔泰很快就被放出来了,腓特烈二世还为自己做得过火而内疚。也许因为伏尔泰到底只是国王的客人,而年羹尧却是皇帝的臣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年羹尧被认定九十二项罪状,其中三十二项都是问斩的罪。一个被皇帝视如手足的权臣,一夜之间成了十恶不赦的罪臣。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年羹尧在狱中给雍正写了封信,言辞凄切,恳求皇上留他这犬马之身,慢慢为主子效力。雍正便大发慈悲,法外开恩,赐这位当年的功臣在狱中自尽。凡是皇上赐予的,不论祸福,都是恩典。年羹尧自尽之前,还得伏地长跪,谢主龙恩。毕竟不必杀头,可留下个全尸,自然算得上皇恩浩荡。中国自古的天条是:朝廷永远不会错,皇上永远是对的。臣民在皇帝和朝廷面前永远只有一个姿势:叩首谢恩! 伏尔泰事后回顾自己的普鲁士之旅,万分感慨:谁若相信自由、多元价值、宽容和同情,谁就无法呼吸极权主义国家的空气!谜底终于揭开了:原来腓特烈二世因为法语诗的事而生气,不过是借口罢了。年羹尧的冤狱呢?却是让人莫名其妙。中国历代皇帝,除去开国之君,都受着良好的教育,皆可谓饱读诗书,学养深厚。难道雍正皇帝真的不明白“夕惕朝乾”原本没有错误,他只是想找个岔儿发作而已?只要他是皇帝,就总有龙威大作的理由。第六辑 中国天天感思节 许多人生道理需得亲历,甚至以一生的苦难为代价才能悟出,往往单靠读书是看不破的。可看破了又未必好,到头来洞明了世事精微,却消磨了英雄气慨。仁者?君子?凡人 读书是需要人生经验的。我早些年捧着一本《论语》,只觉得古奥难懂。直到在人世间栖栖然走过了一程,再重新读这本书,方才略略参悟了孔门学问的些许玄机。 孔门学问的最高境界是仁。众弟子多次问仁,但孔子从未对仁下过一个定义,只是教弟子们怎么去做。勉强换算成现代语汇,就是教弟子们做到真善美。比方说“刚毅木讷,近仁也”。一个人是怎样便是怎样,哪怕呆头呆脑都没关系,如果刻意地表现,就是“巧言令色 ,鲜矣仁”了。子路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他穿着粗布衣服,同身着华服的贵人们站在一起,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孔子对此大为赞赏,认为这只有子路才能做得到。我想是他心中有仁,用不着拿外在的东西来文饰。这看似平常,我们大多数人未必做得到。我们在西装革覆的阔人面前如果捉襟见肘,多半会露出窘态来。 仁的境界不是很容易达到的。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他从未说过谁成了仁者。颜回“三月不违仁”,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孔子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千古喟叹,遗憾无限;物欲之弊,于今为烈。人们难以达仁,不在仁的虚无缥渺,而是人们实在很难逾越声色犬马的欲壑。说到底,人总是俗物,很难真正达到仁的境界。世上是否有过真正的仁者,值得怀疑。但人应常怀仁心,所谓“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便是“为仁由己”的意思,而且“我欲仁,斯仁至矣!” 孔子实在很通达,他知道要求所有人都成仁者,太不现实,于是退而求其次,又教人做君子。君子不一定就是仁者,但对仁应念念不忘。所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大概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吧。孔子的另一位得道高足子夏说,君子“观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或许就是君子的外在气度:看上去庄敬,叫人不敢轻慢;接近他又很温和,不是拒人千里之外;听他的言论,则严肃认真,使人折服。做到这一点,需要仁的深厚修养,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装腔作势。所以恪守仁道,自成君子。 孔子的学问不是人们误解的那样刻板,而是很活泛、很练达的。我们凡人学了,也大有裨益。比如同上司相处,孔子讲究平淡为宜。他说:“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这里教人谨守臣道,不必过于拘礼。可我又常常拿不准这话是否说得有理。现在那些做上司的,惟恐下面不敬,偏要有意摆出股威风来,你越是唯唯诺诺,他越是感觉良好。你想让上司高兴,就不要怕人家背后说你是马屁精。孔子又告诫人们说:“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也。”但很多耿直的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并没有进入上司身边的小圈子,却自以为无私无畏,就直言不讳,结果成了故意同上司过不去的人。须知如今你想讨得上司的信任,并不在乎你光明磊落,而是“功夫在诗外”。 许多人生道理需得亲历,甚至以一生的苦难为代价才能悟出,往往单靠读书是看不破的。可看破了又未必好,到头来洞明了世事精微,却消磨了英雄气慨。说一种历史逻辑 孟子尊为亚圣,后人没有不知晓的。而与孟子同时代的大学问家邹衍就鲜为人知了。还有苏秦,幸好他有勾连六国、合纵拒秦的事功才让后人记起,不然也会默默无闻的。可今人哪里知道,当时吃得开的偏偏是邹衍、苏秦之辈,孟子却是备受冷落。当时诸侯割据,战争频仍,一些学问人便游说诸侯,争相兜售自己的学说,以图济世救民。最风光的当属邹衍。他到梁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去赵国,平原君侧着身子伴行,并用自己的衣服把他的座位擦干净;上燕国,燕昭王不仅恭迎到国界,而且亲自替他清扫道路。一个学问人,为何 受到如此高的礼遇?原来邹衍谈的是阴阳玄妙之术,各国君主听了觉得高深莫测,几乎把他视若神人。苏秦讲的是攻伐之道,正是诸侯们安邦自保或图霸天下所需要的。苏秦受到各国诸侯礼待,居然身佩六国相印。中国历史上,像邹衍、苏秦这么神气过的读书人没有几个。 可是孟子就可怜了。那位亲自去郊外迎接邹衍的梁惠王见了孟子,连先生都不愿叫,只叫他“叟”:老头儿,你不远千里到我这里来,不知你有什么办法为我国谋利?孟子得孔门真传,怎么会开口就是利?于是他回答说:为什么要讲利?有仁义就行了。孟子便把仁义之道说了一通,叫梁惠王但行仁义就够了。梁惠王哪里听得进这些东西?便以为孟子迂阔。 好在最后发言的是历史。受到万世尊崇的并不是邹衍,也不是苏秦,而是曾经落寞不堪的孟子。现世浮华与万世尊荣总是绞不到一起去,这似乎是条教人无奈的历史逻辑。现世总是势利的,只能让圣贤们备受苦难,正如唐玄宗感叹的:“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 孔子也罢,孟子也罢,他们不论生逢何世,命运永远不会好的。因为现实中的人们永远都是短视的。孔子的弟子子贡懂得经营之道,赚了不少钱,就连孔子晚年的生活也是靠他周济。于是就有人拍马屁,说子贡的学问比老师的还要好。好在子贡毕竟是孔子高足,太了解自己的老师了,就对人说:你们哪里知道,我好比小门小户的房子,院墙太矮,人们一眼就可以看清里面的家当,所以你们说我了不起,而我的老师,就像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宫墙太高,人们不知道里面是如何的豪华高贵,而且你围着宫墙绕一圈,连门都找不到。我怎么可以同我的老师比呢? 有时我恍惚间会觉得自己正身处孟子时代。身边冷不防就会冒出个神人,虽说他们斗大的字认不得几个(更别说有邹衍的学问了),可他们却是风光不让古人。他们能够呼风唤雨、左右逢源,全因为他们有一套再实用不过的谋生手段。但是否也有人全然不顾现实的冷酷,在追求一种他们认为是高尚的东西呢?我想一定是有的。只是这种人不仅没有现世的荣华,还会被些自命不凡的庸人看作傻子。 但历史自有它幸运的一面,总会有些人不在乎过眼烟云,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只是为了天下苍生。譬如宋代大儒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类也因此而总有光明。越写越偏题 忽然想起那年在黄州赤壁见到的东坡老梅石刻,就像着了魔似的。那梅枝亦如东坡书法,用墨极满,很得神韵。也许是哪个月白风清之夜,东坡喝了几口黄酒,畅快淋漓,就画了这老梅。 黄州是东坡贬谪生涯的起点,之后他便越贬越远,直被流放到远离帝都的海南岛。想当初,他高中进士,乐坏了皇帝老子和皇太后,以为得此栋梁,天助大宋。欧阳修料定东坡必 成大器,对这位后生极为推崇,还特嘱自己的子侄多同东坡交游,可以长进些。东坡本是写策论之类官样文章的大手笔,可他却手痒,喜欢业余搞点儿文学创作。其实即便是搞点儿创作也无妨,写些什么“东海扬波,皇恩浩荡”之类,朝廷自会高兴。可他却是心里有什么就写什么,被人揪住了小辫子,闹了个谤讪朝廷的乌台诗案。官便升不上去了。我景仰东坡,多半是因了他可爱的性情。官不当就不当罢,诗照写,梅照画,酒照喝。其实据我见到的史料,东坡本不擅饮的,只是常在诗文中过过干瘾罢了。喝酒是喝心情,东坡要的也就是酒能赋予的那份豪迈与狂放。读了东坡,便再瞧不起那类哀叹怀才不遇的愤世文字。 传说东坡降世,家山皆童。因为东坡占尽天地灵气,连山上的树都长不起来了。这自然是民间演义。可东坡的确太杰出了。就因他太杰出,便注定他终身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东坡的主要政敌是王安石。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早已定论,那么东坡的形象似乎就应打点儿折扣了。可历史也罢,人生也罢,并不是用如此简单的两分法就能说清楚的。其实东坡不但诗文好,政声同样好。如今人们都还在凭吊他的杭州苏堤哩!他同政敌的过节,不过是政见不同罢了。东坡的所谓不同政见,其实就是主张不同的治国方略,同样都是为了国泰民安。可王安石就是容不下他。乌台诗案只是王安石们为整治东坡而蓄意搜罗的口实罢了。话到这里,不能不说到另一位历史名人沈括,王安石的铁哥们儿。我真不愿意相信这位令人尊重的科学家,在生活中恰恰是个地道的小人。他曾是东坡的朋友和同事,却设下圈套陷害东坡。东坡任杭州通判时,沈括奉旨前往察访。临行前,神宗皇帝还特意交待他:东坡在杭州任通判,你要好好待他。可沈括对皇上也阳奉阴违。他见了东坡,做出老朋友的样子,喝酒叙旧,称兄道弟,硬要东坡送近作一首,作个纪念。东坡是个真性情人,哪想那么多?于是欣然命笔,录诗一首。沈括回到驿馆,挑灯展卷,甚是快意。因为凭他科学家的聪明脑袋,立即发现苏诗中有讥讽朝政之意。也许他不得不暗自佩服东坡的好诗好字,脸上却阴险地笑着。于是,一个牵连到苏东坡近四十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乌台诗案”,因沈括的告密而震惊朝野。东坡便大难临头了,下狱近五个月。幸好仁宗皇太后和神宗皇帝开恩,东坡才捡回了性命。不然,依那帮办案人员的意思,早被问斩了。那些爪牙们搜索枯肠,罗织东坡罪名若干,条条都是死罪。通常恶人只是双手叉腰作横蛮状,而他牵着的那条狗却是要咬人的。走狗看上去往往比它的主人更凶恶,这既是生活常识,也是历史规律。 如果不做严谨的考据,我真怀疑王安石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的政治抱负看得那么重要。将自己脸上贴上堂皇的政治标签,其实满脑子私心杂念,此类人古今都不鲜见。也许嫉妒或忌讳东坡的才华,才是他们打压东坡的真实原因。东坡一路南流,诗文誉满天下。据野史记载,当时不管文武官员,还是白衣书生,都以能吟苏词为雅事。包括那些生怕东坡回京都做官的重臣们,也乐于收集东坡诗文,做着些令自己也难堪的事。当年文坛巨擘欧阳修,早在东坡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坦言自己读东坡文,不觉冒汗。欧阳修是位难得的仁厚长者。但那些位居要津的二流、三流或不入流的文字匠们,越是喜欢苏文,就越是嫉妒苏才,当然不会让他回到皇帝身边了。因为当年东坡兄弟双双中了进士,仁宗皇太后欢喜得不得了,说为子孙找到了两个当宰相的料子。这话真是害死了东坡。暗地里等着想做宰相的人多得很哩,这里却明放着个宰相料子苏东坡,他不被大伙儿齐心拉下来才怪!东坡兄弟谁也做不成宰相,这是自然的了。仁宗皇太后说那样的话,整个儿就是政治上不成熟。他们老赵家重文倒是传统,政治上却总不成熟,不然赵宋天下怎么总是个半壁江山呢? 读书人总会怀念宋朝,因为赵姓皇帝对文人墨客实在太客气了。东坡最终未能得到重用,也不能全怪皇帝。皇帝不是一个人就能当得下的,总得大家帮着才行。皇帝有求于手下的重臣们,于是明知下面人的心思,有时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了。下面的人也看出了皇帝的心思,沈括们才敢告密。皇帝耳朵越软,告密的人就越多。自古就有很多人靠告密荣华富贵,也有很多人因为被人告密而祸从天降。更可叹的是,告密者总会不断告密的,一个卑鄙小人往往会陷害很多忠良。所以,从来都是荣华富贵的少,受苦受难的多。 想起了一个告密未成的例子,可惜是外国的。当年法国作家萨特总是激烈地批评政府当局,有人就私下建议应该把这个狂妄的作家投入监狱。总统戴高乐却说:没有人把伏尔泰投入监狱,萨特也不该进监狱。 其实,戴高乐只说对了一半。伏尔泰年轻时因为思想激进,曾被关进巴士底狱。只是后来,他依然故我,却再也没有进过监狱,尽管他的一些著作被政府列为禁书。伏尔泰的年代,在中国正好是清康嘉年间。那年头文字狱闹得中国天昏地暗。伏尔泰倘若生在中国,只怕早被砍了头,哪能让他成为声名赫赫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那年代中国倒是出了个曹雪芹,聊可安慰。但曹雪芹只好用他中国式的智慧,苦心孤诣,在《红楼梦》中“忽南忽北,非秦非汉”地捉迷藏,玩玩“原应叹息”、“假语村言”的智力游戏,不可能像伏尔泰那样奔走呼号,启迪民众于蒙昧。中国终究诞生了曹雪芹,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我们毕竟缺少伏尔泰,这又是我们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 于是,中国只能按照中国的逻辑向前走。中国的历史逻辑都包含在浩如烟海的史书里了。中国的皇帝是一代比一代聪明,只读过二十三史的皇帝不如读过二十四史的聪明,读了二十五史的皇帝自然又比前朝所有的皇帝都聪明。想那梁惠王没读过什么史书,就比较幼稚,居然在孟子面前承认自己有个毛病,就是好色。梁惠王明知道孟子是个读书人,就不怕他把自己写进书里去?果然这位国王的好色之德就流芳百世了。我见过一位清朝皇帝选美的诏书,满纸“普选秀女,以广皇嗣”云云,皇帝老子好色,不再是毛病,倒成了国家大事。而这个时候的皇帝,孟子也罢,东坡也罢,只怕都容不下了,尽管他们也吟着苏词,仍然称孟子为亚圣。 本来只想写写东坡的,却越写越偏题,成了这么一篇四不像的文章。中国天天感恩节 中国大概是最懂得感恩的国度,虽不皈依基督,却好像天天都在过感恩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做个中国人,特别是在古代,一辈子都在感恩:从皇恩、养育之恩到知遇之恩,等等,真是感不尽的恩。似乎中国从来就是天堂,人们一生下来就沐浴在无边的恩泽里,一生一世只用感恩就得了。 皇恩是至高无上的,百姓终身都需感恩戴德。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落 迫途中却“每饭必思君恩”。老杜这话若不矫情,真的比任何宗教信徒的祈祷或功课都要虔诚。我就想不通,那位夜夜“绣鸾帐里度春宵”的李隆基对他杜某人何恩之有。又不知老杜在写“三吏”、“三别”时想到的是皇上的恩典,还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白居易作《长恨歌》是多年以后的事,那么,老杜当年想的肯定只是皇帝老儿的好。想必这位郁愤满腹的诗人“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的时候,愤恨的也只是官军无力抗敌,只知扰民,相信皇上仍是英明的。我倒是很赞赏清人袁枚的高论:“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明眼人一看便知,正是皇帝老儿醉生梦死,荒疏朝政,方才祸生安史之乱,招致生灵涂炭。同天下千万对夫妻生离死别相比,他李隆基一个人长生殿上的凄惶又算得了什么?简直活该!如此皇帝,恩典何在?! 但千百年下来,皇恩自是无所不在。古代那些文臣武将,尽管都知道死并不好玩,可若有幸被皇帝老儿亲口赐死,临死仍要谢主龙恩,好像遵皇命而死,简直就是几生几世修来的福气。若能让皇上赐给三尺白练或一杯药酒以全尸首,那真真是皇恩齐天了。叫你去死你都得感恩,天底下还有什么不是恩典呢?!所以,那些幸福地被皇上赐死的人,临死前讲的话总是千遍一律:来生来世,当牛作马,肝脑涂地!难怪嵇康被司马氏杀了,他的儿子嵇绍却忠心耿耿做着司马氏封的官,而且最终为皇帝护驾丧了性命,尽了人臣之大忠。想那嵇绍也许很得意自己的父亲是被皇帝老儿杀掉的,皇恩如此浩荡,哪有不尽忠的道理?!那岳飞在风波亭前慷慨赴死,痛恨的也许只是秦桧之流,想来对大宋天子也应该是感恩不尽吧!叹只叹此生君臣缘尽,更待后世报效皇上吧!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人只知道感恩了?想天下混沌初开,蒙昧未启,人与人谁也不欠谁的,可谓众生平等,当然也用不着老想着去感谢别人的恩典。可突然有一天,某个最强悍的人变得凶神恶煞,用屠刀征服了芸芸众生,将天下万物包括所有人的性命都记在他个人名下,据为己有。所谓“打天下”、“坐江山”,真的说破了历代强人的霸道。中国从来没有不是打出来的天下;既然天下是那些强人打出来的,强人也就可以把江山放在屁股下面坐着了。不管如何改朝换代,无非是天下或者江山被人抢来抢去,无非是百姓头上的屁股换来换去。年月久了,被强人坐在屁股下面的人,将本属于自己的东西全部忘记了,甚至连性命都忘了是自己的了。这大概就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说的所谓群体遗忘吧! 人们早就忘记了自己,就只记得感恩了。老百姓的一切远在祖先的祖先那里就被人没收了,现在人家高兴了就给你一点儿,否则就不给,说不定还会把给了你的又收回去,而你却不知那被收了去的原本就属于你,也因此不懂得生气;不知道现在获得的原本就是你自己的,便感恩不尽。譬如,偶尔有位皇上敞开言路,甚至恩准百姓可以上奏万民折,大家就感激得不得了,欣喜生逢盛世,天下归心,非要上个歌功颂德的奏章不可,却不知自己长着一张嘴巴,本来就是应该讲话的。更可叹的是些读书人,见皇帝老儿允许自己说话了,就忘乎所以起来,却不知世上没有不杀人的皇帝,结果误了卿卿性命。书生们枉送了性命之后,在阴间里或许还会因为自己“文死谏”而趾高气扬,从骨子里瞧不起那些“武死战”的,似乎书生比武夫死得体面,因而更蒙皇恩。再比方,哪位皇帝轻徭薄赋,人们更是欢天喜地,非齐声山呼万岁不可,殊不知,这无非就是多榨少榨你的血汗而已。恰恰最没记性的是皇帝老儿,没准哪天他想起库银是否丰盈,又会一道圣旨下来收这收那,反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是皇帝老儿自家的菜园子,人家高兴扯葱就扯葱,高兴扯蒜就扯蒜。老百姓不必多管,但知感念皇恩就行了。 总听人感叹人心不古,可我见感恩美德却一如古风。有人自是快慰,我却讨厌。我并不是叫人们都去做白眼狼。知恩图报,不可谓不善。只是有些所谓的恩,分明是没来由的。比如说,中国很难找出一位官员不知道自己的后台是谁,应该对谁唯命是从。一旦有谁坏了游戏规则,不但恩人再不见待你,只怕也不会再有别的人提携你,因为你忘恩负义,且不管你负的是义还是不义。当然,如今再没人公然标榜自己是某公门生,但谁是谁的人,大家心知肚明。如果谁真的以为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就很迂腐可笑了。当然真要堂而皇之起来,还得把人民抬出来。我头上的领导是人民选举的,我这官位是人民选举的领导给的,那么,我的权力当然也是人民给的。我管这类理论叫报纸理论,圆也圆得,扁也扁得。 我知道自己这番言论是见不得大方的,衮衮诸公一定不快。饱学之士都说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会使用工具,而动物只有本能;我却固执地认为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嘴巴除了用来吃饭还要说话,而动物的嘴巴除了用来觅食只会鸣叫。君子与圣训 孔夫子郁郁乎文哉,满口君子小人云云。于是漫漫两千多年,国人大多争做君子,或者冒充君子;鄙薄别人为小人,或诬陷别人为小人。一部民族史,似乎便由众多君子和小人纠缠着向前演进。尽管小人从未绝种,君子却一直是这个民族猎猎作响的人文旗帜。千年古国也因为这面旗帜而增添着些鲜亮的色彩。试问如果没有孔子,如果孔子不动辄君子小人如何,今天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真的会像朱熹说的那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吗? 然而,仲尼毕竟诞生过了,而且自孔子以降,圣贤们谁都要捻着胡须说一通,就有了许多关于君子或小人的训诫。自古君子们又是最信奉圣贤之言的。比方“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那些想当君子的人就去虚怀若谷,襟怀坦白;比方“君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便引出些想当君子的人去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比方“君子喻于义,小人近乎利”,就有许多愣头愣脑的人去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比方“君子修身立德,不因困穷而改节”,又惹得些瘦骨伶仃的读书人去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君子们出尽了风头,终于有些人不自在了。这些人或许官至极品、权倾天下,或许怀才不遇、郁愤满腹,或许落草为寇、打家劫舍,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都觉得堂堂正正做君子太难受,却又怕被别人指为小人。好在他们都读过几句书,便遍翻圣贤之言,看看有无一字半句是替他们这些不想当君子的人说的。可是圣贤们在世时虽尊不及王侯、贵不及将相,说话却是金口玉牙,为小人撑腰的话居然半个字也没说。他们正发着圣贤的脾气,忽然有个人眼睛一亮,不知在哪本书上读到一句话:“无度不丈夫,量小非君子。”此人肯定很有学问,一口咬定那个“度”字应是讹传,原本是个“毒”字!于是他们相视而笑,连连称是。“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就这么成了圣训。虽然从来没有去考证这是哪位圣人说的,却被许多做腻了君子的大丈夫遵从着。理一直,气便壮。所以,欺骗更加无情,阴谋更加凶险,杀戮更加血腥。难怪古人发明了个很有意思的成语:心安理得。凡要做事,先得寻着个理儿;且不管这理是正是歪,只要让人心安就行。于是,征伐讲究出师有名,万一没有名可以凭空捏造;盗窃讲究盗亦有道,万一没有道可以强词夺理;做小人则要看上去像君子,万一缺乏遮眼术就假托圣人之言,大家心照不宣。 有一种协约,叫君子协定。那是体面的君子们不用在书面上共同签字,只需凭口头承诺而订立的协定。这种协定全赖君子们的高尚人格做担保,当然最靠得住了。可惜世界上最脆弱的协定便是君子协定。撕毁书面协定还得动动手,废弃君子协定只需变化一下口形就成了。朱元璋九五之尊,不可谓不体面,单是个君子之名加在他头上倒还辱没他了。朱元璋的幸臣解缙官居翰林学士,才高八斗,大忠大义,自然是个君子。他们君臣之间就有过君子协定。协定是朱元璋提出的:“朕与你义为君臣,恩犹父子,朕有什么不周之处,你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啊!朕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解缙感念皇恩浩荡,信守君子协定,恭恭敬敬地上了万言书,直言朱元璋政令多变,滥杀无辜;小人趋媚,贤者远避;贪者得升,廉者受刑;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等。朱元璋自然不舒服了,一直想发作,却碍着自己倡议的君子协定。终于读到了《孟子》上的一句话:“士诚小人也。”这原是齐人尹士愧言自己是小人的话,却被朱元璋断章取义了。于是解缙就大祸临头了。这话可有两种曲解:一是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一是读书人确实是小人。不论依哪一说,解缙都是有罪的。偏偏有位更加聪明的读书人正给朱元璋讲《孟子》,把此话解释成“读书人诚实可靠就是小人”。解缙又是读书人,又诚实可靠,就百分之百是小人了。语出《孟子》,亚圣之言,还有错的道理?本来朱元璋不太喜欢孟子的,因为这老头儿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混帐话,但“士诚小人也”,不管这话怎么悖情悖理,这位皇帝老子还是信了。于是,解缙被罢了官。解缙毕竟才华卓越,在朱元璋之后他又侍奉过两代皇上。但他仍然执谜不悟地做着君子,所以屡被罢官,终于招致牢狱之灾,被活活冻死了。 不论哪一位皇帝,打天下的也好,坐江山的也好,他们同文臣武将也许都有过各种各样的君子协定。但皇帝们一个比一个聪明,因为越到后来他们越能集历代帝王术之大成;君子们却一直那么傻下去,因为他们一例地效法圣贤之道。所以,朱元璋就比李世民聪明,解缙却比魏征蠢。君子们多是斯文人,没有“武死战”的福份,就慨然宣言要“文死谏”。一代一代的君子就像飞蛾扑火般义无反顾。 可是如今,君子已经不君子,小人也不怕做小人了。十多年前,有些腋下夹着公文包的体面人私下传阅着一本书,有时还凑在一起叽哩咕噜,神秘兮兮。“真是一本好书啊,人在官场,不可不读!”原来那是李宗吾先生的《厚黑学》。这就叫人奇怪了。李宗吾先生如果知道自己的著作居然成了人们学习厚黑的百科全书,只怕会气得从棺材里爬起来。《厚黑学》先是被人暗地里谈论,后来一会儿公开出版,一会儿又被禁了。这真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再后来就放开了,一夜之间,书摊上便满是什么《商场厚黑学》、《交际厚黑学》、《情场厚黑学》,好像中国留一个人不厚黑就不心甘似的。不知厚黑者们还有兴趣玩君子这个古老的游戏吗?如果还有此雅兴的话,那么“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便成了很有意思的方程式:“无”字后面可视其需要,随意代入“厚”、“黑”、“贪”、“假”等等变量。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君子既如此,小人看得明白,便不再脸红,不再胆虚,不再费心思为自己找什么圣训。他们偶尔也看见身边有真正的君子,就同几个意气相投者凑在一起,掩嘴而笑:让他做君子去吧。 盗贼们做奸犯科,从来不去想什么君子小人的大道理。他们常常深夜里撬门入室,在劫人钱财的时候,也伏在人家屋梁上顺便看些人间闹剧,自然也看到了君子们黑夜里的做派。他们见识多了,发现天下不少君子同自己原是一类。这群人便欣欣然接受了“梁上君子”的雅称。诏书的变迁 近读史书,知道皇帝金口玉牙之说,大体上只是民间附会。至少在清代以前,并不是皇帝随便说句什么话都是圣旨。 西汉的皇室很自律,所谓休养生息就是汉文帝最先提出来的,后来历朝皇帝多有效法者。汉代有内朝、外朝之分,内朝即皇室,外朝即政府。皇室和政府职权上有划分,即便财政收入也是“分税制”,大司农的收入归政府支配,少府的收入归皇室支配。皇室是不能随便 糟蹋纳税人的钱的。这种规矩,后来历代大体沿用。汉初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只有尚书四人,而且多帮皇帝处理事务性工作,政务职权有限;然而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属下却有十三个部门,时称十三曹,机构比皇帝亲自掌管的庞大多了。当时各曹相当于现代各部委办,比方奏曹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词曹相当于最高法院,尉曹相当于交通部,兵曹相当于国防部,贼曹相当于公安部,等等。国家有什么大事,皇帝并不可以随便叫身边的尚书起草个圣旨,就诏告天下。诏书不过是以皇帝名义下发的政府文件,具体的技术性操作得由政府首脑宰相负责。皇帝和宰相之间便有制衡,诏书也就不至于胡乱来。当然,也有皇帝独裁的,也有宰相专权的,那多是个人原因或个别现象,并且是有悖制度或法理的。 到了唐代,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如果说汉代宰相是首长制,那么,唐代宰相则是委员制。当时国家的最高议事机关叫政事堂。政府法令、军国大计,须用皇帝诏书颁行的,通通先由政事堂开会决议,形成正式文书,送皇帝审批。皇帝同意,则划一敕字,再由政事堂加盖中书省、门下省之章下发。倘若没盖政事堂的印章,诏书即是非法的。哪怕是皇帝审定的诏稿,只要中书省或门下省不同意,就有权将诏书退回重新起草。 宋代仍袭旧制,但较之唐代,则削减了相权。唐代的皇帝诏书是先由宰相负责在政事堂议定诏稿,书面呈送皇帝用印,皇帝行使的只是同意权。而宋代则先由宰相初拟意见,面呈皇帝,退而起草,再呈皇帝终审。程序变了,皇帝事先发言权就扩大了。即便如此,皇帝仍不可独裁。宋太祖二年,三位宰相同时离职了,皇帝要任命赵普当新宰相。但皇帝不能下达没有宰相副署的诏书,还真难煞了赵匡胤。文武百官争吵了好大阵子,才勉强寻了个变通办法,由开封府尹会同一批相当级别的“高级干部”共同在诏书上画了押。不过皇帝越到后来越聪明,知道一点点儿扩大自己的权力。比方宋代以前,宰相同皇帝商量事情,可以在皇帝身边坐下来。但赵匡胤存了些心机,据说当新任宰相赵普第一次朝见他时,他示意太监把身边的座位搬走了。赵普只好恭恭敬敬站在皇帝身边,伏首贴耳。现代国际有所谓习惯法,其实中国古人是最懂得执行习惯法的。赵普之后,大臣只能站在皇帝跟前议事,就成了以后历朝继承的习惯法。 明代开始,相权更加弱了。朱元璋做了件很有创见的事,就是废除宰相,改用内阁大学士。朱元璋又比赵匡胤会打个人算盘。内阁大学士不算正式的政府机构,只是皇帝的私人办公厅。因此,从制度设计上,皇帝成了真正的政府首脑。但是,也因为习惯法的缘故,随着时间推移,内阁大学士就越来越像了宰相的角色。而且,一如唐宋旧制,皇帝诏书正式颁布之前,先得发给六部尚书,只要他们有异义,可以原封不动退回皇帝诏稿,这也就制约了皇帝的独裁。这种情况发展到另一极端,就是文官集团同皇帝暗中对抗。比方万历皇帝几乎以消极怠工的方式同文武百官毕生周旋。明代皇室家风特殊,大概同朱元璋个人素质有关。作为一个没多少文化的粗人,朱元璋更多的是把大明天下当作自己挣下的私人家业。开国之初,他大杀功臣,冤狱不断,就连皇太子都看不过去,进言劝谏。朱元璋当时只当没听见,次日却把一条棘杖放在地上,叫皇太子捡起来。皇太子面有难色,不知父王用意何在。朱元璋就说:手杖有刺会扎手的,我替你把刺去掉再交给你,这个手杖就好用了。朱氏家族要把这份家业千秋万代传下去,当然要尽量削掉别人的权力。 古时真正的政治黑暗,当属元、清两代统治时期。元朝入主中原后,蔑视大汉文明,享国只有短短八十多年,还没有来得及学会同汉人相处,就回马草原了。元代治国之术大致可用金戈铁马四字概括,政治制度及理念上基本无所建树。皇帝总是一代学一代的,清代皇帝就记取了蒙古人的教训,知道尊重汉人传统政治里面的好东西。而清代皇帝比明代皇帝又聪明了许多,走向了真正的君主独裁。清代把早在明代就没什么权力的内阁大学士也闲起来了,皇帝办公厅改移皇家深宫南书房军机处。国家最高指令往往从南书房发出。这种做法,在明代以前是违法的,但清代皇帝却可为所欲为,手谕、口谕、密诏之类,都是清代的发明。暗箱政治,大概从清代发端。有人统计过,说雍正在位期间批阅奏折多少多少,计多少多少字,把他描绘成殆精竭虑、事必躬亲的圣明君主。须知,雍正恰恰是大权小权都不肯放弃才弄得自己短命的。原来独裁也是有代价的。陈寅恪老先生只恨自己不生在康雍乾盛世,不知何故。清代的皇帝,不仅自比圣人,而且是佛爷,简直万能了。芸芸众生的脑子闲着就行,凡事都有至圣至明的皇帝替他们想着。雍正让全国臣民学习他的《大义觉迷录》,大概也是创举。 到了民国,所谓总统手谕、总裁口谕之类,就见怪不怪了。无圣旨之名,有圣旨之实。无他,亦习惯法使然也。但是蒋介石忙于打仗,没功夫让下面人帮他凑出个什么思想或主义,暂且用孙中山的主义将就着。自己没有主义,头上总得顶着别人的主义才像回事。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惯例,谓之正统。 现在没有诏书了,人民当家做人,只有法律、文件和各级官员的批示。关于批示,其中奥妙不少。求官员写批示的人很多,而可用资源或机会又毕竟有限;但官员通常应是平易近人、关心民漠的。于是,官员批示就有了许多学问。早些年官员们是在措词上动脑筋,比方“着力解决”、“尽力解决”、“按章办理”、“酌情处理”之类都各有深义,下属领命,心领神会,自会相机而行。结果,同样是官员批示,看上去字面上都很漂亮,却是有的人办成了事,有的人办不成事。群众只好发牢骚,说领导都是好的,只是下面办事的人扯蛋。官员做好人,下面做恶人。时间长了,把戏就让百姓看穿了。于是又有了新花样。有的官员同下面私下商量,横着批示的着数,竖着批示的不着数;有的官员暗中嘱咐下面,签名是繁体的你就办,简体签名的你就拖着,有的官员同下面约定,光是我的批示你可以不理,以打电话为准。 官员不论大小,只要手中有权,就能作批示。他们的批示比古时的诏书往往实用多了。批示的含金量很高,至少是安排工作,最值钱的批示是批工程、批资金。难怪有人说目前中国经济往形象里说就是条子经济。抄几段书 正浏览着某报洋洋洒洒的头版文章,竟突然想起《老残游记》里的几段话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却记不全了。回去找出原书看看,不觉背膛发热。看过《老残游记》的人必然很多,只怕没多少人留意过这几段话,便想抄下来,让感兴趣的朋友也琢磨琢磨。又颇犹豫,怕别人说我变着法子捞稿费。可想着周作人先生后来写文章专事抄书,还很得人欣赏,也就坦然了。 《老残游记》虽说是近代小说,又是白话,可毕竟过了一百多年,读着不太顺口。于是,我便将这段话略作翻译,抄录如下: “中国有四大优势,在全球都无与伦比:二十三个行省全部分布在温带,可以说是气候条件第一;各省的矿藏都极其丰富,土壤都极其肥沃,可以说是自然资源第一;老百姓最能吃苦耐劳,知识分子特别聪明智慧,可以说是人的文明素质第一;有文、周、孔、孟的光辉著作和康熙皇帝、雍正皇帝的重要讲话作指导,可以说是政治条件和教化措施第一。有这么多的优势,中国理应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中国国力一天比一天弱,百姓一天比一天穷,很快就到了危亡关头。原因在哪里?” 又,“其实平常人也不敢犯法,那些最敢犯法的,大概是三种人,他们仗着自己后台过硬,或自以为有力量,有恃无恐,就犯法了。哪三种人呢?一种是倚仗官方势力犯法,一种是人多势众犯法,一种是耍无赖犯法。所谓倚仗官方势力犯法的,并不是说谁做了官就一定犯法。那些做了官的,必定怕丢官,倒不敢犯法。而是他的那些亲戚或者亲信的朋友,以及亲信的家丁容易犯法。这里面犯法最多的还是官家亲信的家丁,官家亲戚和亲信的朋友犯法要稍好些。前日在巡警局撒尿的那个委员,不就是倚仗着有个大军机的靠山吗?所谓人多势众犯法的,比如当年科举考试的童生、乡试的考生,到了应考的时候,总会有些人特意做些犯法的事。再比如现在各学堂里的学生,哪一个省的学堂里没有闹过事呢?他们究竟有什么大事值得闹呢?不过就是觉得他们人多势众,可以胡作非为,随便找个理由闹一闹,觉得好玩。其实落了单,他们个个比老鼠还胆小。又比如京城堂官宅子里的轿夫,在外横行霸道,老是跑去砸戏园子,官方都不敢过问。这些都是仗着人多而去犯法。最后是所谓耍无赖犯法。那些地方恶棍、衙门口的差役等,他们就仗着自己屁股结实,不怕打。今日犯了法,捉到官府里打了板子,他明日照样犯法;再犯再打,再打再犯,弄得连官方也拿他们没办法了。大概天下的坏人不外乎这三种。” 抄完这些,不觉莞尔。历史就像在兜着圈子玩似的,只须改改个别字词,比方把“亲信”改作“秘书”、“轿夫”改作“司机”,就不像写清末的事了。 又想那康熙、雍正当年必然有很多重要训导的,只是除了史学家,再没别的人关心。隐约知道雍正很注重发表著作的,他的《大义觉迷录》曾颁行天下,让全国官民认真学习。只是今天谁也不知道那《大义觉迷录》里胡说了些什么鸟玩意儿。告别英雄 从来都说时势造英雄。时势者何?乱世也!英雄辈出,必然血雨腥风。相反,英雄无用武之地,实是苍生享太平之日。又所谓成也英雄,败也英雄;更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那么,王也英雄,寇也英雄。 秦始皇扫六合而吞八荒,可谓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的头是怎么顶到天上去的呢?原来他脚下垫着数百万生灵的头颅。史载,秦国破韩,斩首二十四万人;灭魏,斩首十三万人; 败赵,斩首四十五万人;而杀人十万以下忽略不计,史家算账真是阔绰!须知当时华夏大地人口并不多,几万几十万地砍头,经不得几下砍的。难怪百姓古来自称草民!其命如草,割了又长!庆幸中国百姓命贱,不然早被英雄们砍光了。 成功了的英雄,哪怕成就了霸业,仍然还要杀人的。秦始皇活埋儒士三百多人,这不是简单的杀人,而是搞文化事业。历代开国皇帝,登基后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大杀功臣。不管是否帝制,只要是专制,概莫能外。哪怕治平之世,杀人仍是家常便饭。比方要开疆劈土,比方要削藩平乱,比方要搞文字狱。君王们需有这些文治武功,才配得上英主尊号。此等成者英雄,被正史、野史和民间传说渲染千百年之后,神武直追天人,叫野心家效法,让老百姓敬畏。也许最敬畏这类英雄的,反倒是皇帝们最爱杀的文化人。康熙、雍正、乾隆很重视文化建设,他们的重大举措首推砍文化人脑袋,杀戮之酷更甚于秦始皇。但是现在的文化人或许同当年被杀的文化人没有血缘关系,才把这三位皇帝捧为千古难寻的圣明之君,单说他们是英雄还嫌大不敬。我们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看见康雍乾们龙行虎步,威风凛凛,爱戴之情,油然而生。 败了的英雄,远古如蚩尤、夏桀、商纣,晚近如李闯王、洪天王。远者古渺难考,近者如洪天王,史料汗牛充栋。洪秀全本想认真考个功名,做做官的。可惜他资质太差,多次科考都名落孙山之后。最终精神失常,幻想自己是上帝之子,理应君临天下。于是装神弄鬼,纠合些愚顽无赖之徒,横行天下,打家劫舍。但凡洪秀全的所谓义军到过的地方,无不流血漂橹,哀鸿遍野。洪天王和他的太平天国英雄了十四年,而死于英雄伟业的百姓当以百万计算。仅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就有十万喽罗灰飞烟灭。不管死掉的是“天兵”或是“清妖”,无非是张大娘的儿子杀死了隔壁李大娘的儿子。此类同抢龙椅有关的战争,成与败,正与邪,都只是所谓英雄们的事,百姓们只有流血的份儿。 汤因比眼中,英雄无异于野蛮。他说:蛮族驰骋在前一个文明的破碎山河之间,享受了一个短暂的“英雄时代”,但是这种时代没有开辟文明史的新篇章;尽管蛮族的神话和诗歌热情赞颂这种英雄业绩,几乎使后人无法弄清历史真相。汤因比作为历史学家,他的目光是冷峻的。他承认蛮族从历史舞台上清扫了僵死文明的碎片,但它作为英雄存在的任务仅仅是破坏。困扰中国历代王朝的五胡乱华,匈奴人席卷罗马帝国,蒙古人马踏欧亚大陆,等等,都让野蛮人拥有过昙花一现的“英雄时代”。而野蛮的“英雄时代”,则是文明社会拱手奉上的。倘若文明社会自己没出问题,蛮族是不大有可能趁势而入的。倭寇之患,明清为盛,就因为古老帝国自己渐渐露出了可欺负的地方。这里似乎走了题。我不管哪种文明优劣与否,只是排斥涂炭生灵的英雄们。 或许拉登们也正在创造着英雄时代?不管汤因比是否将英雄时代打上引号,我关心的只是流血。我怀疑一切嗜血如狂的所谓英雄。某种意义上讲,二十一世纪是以邪恶的方式开辟纪元的。战争作为人类最残酷的游戏,原本仍是有规则的。而拉登和他的“9.11”事件把这种罪恶游戏之中残存的一点点人性的东西都破坏了。本该神圣的宗教被亵渎,虔诚的教民被蛊惑,不论老人、妇女和儿童,都被送到了枪口之下。充当人肉炸弹残害无辜的宗教狂徒们,竟被拉登和萨达姆们赞赏为英雄。 老百姓不需要英雄,他们只想过太平日子。文明理性的社会,只有芸芸众生,只有安静平和,只有爱和自由,只有对勤勉无私的国家管理者的尊重,没有英雄和对英雄的崇拜。天地与圣人 从九寨沟归来,汽车沿岷江顺流而下。路过叠溪海子,下车凭吊地震遗址。遗址园里立有石碑,详述六十多年前的灭顶天灾。1933年8月某日,此处突发七级地震,两岸十一个羌寨顿时沉入冥府,六千八百多人顷刻间魂赴九泉。山崩之后必有水泄。不出二月,滔天洪水呼啸而来,浪激二十余丈,可怜沿岸又有两千五百多人亡命龙潭。眼前这汪叫做叠溪海子的山间湖泊,便是那次地震的杰作。这里的水蓝得有如美人秋波,我却看到阴森的煞气。我想起老子的两句话: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作别叠溪海子,老子的话总在我耳边回荡。想那天地不仁,我们是没办法的。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地震,几十万人沦作冤鬼,谁又奈得何?人类栖居的这个星球,哪一刻不在山动地摇?现代传媒每天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天地不仁的讯息。望着茫茫苍穹,我们除了祈祷,没法埋怨。假如哪天忽有陨石天外飞来,正好葬我于山野,我愿听命于造化,与天地同在。 但是,我不能容忍所谓圣人不仁。这世上是否诞生过圣人,我是怀疑的。我们所知道的圣人,都是后人封的。而那封前人为圣人的人,只怕自己就想做圣人。谁有能耐封前人为圣人?无非是所谓圣明的君王。君王的圣明,自是身边的马屁大臣们奉承的。君王们听着“圣明”二字,或默认,或半推半就,总之是受之坦然。君王们如果真以为自己圣明了,天下必不太平,老百姓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大凡自命圣明的君王,必以百姓为刍狗,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 在位时间与康熙几乎同时的彼得大帝,雄才大略,被俄国人推崇为圣明之君。他穷兵黩武,开疆劈土,并把皇都从莫斯科迁往圣彼得堡。而俄罗斯这座最具欧洲风格的典雅城市,正是彼得大帝用成千上万苦役犯、农奴和士兵的尸骨垒成的。彼得大帝甚至剥夺民众的生活自由,包括禁止男人蓄胡须、强迫男人穿西装。彼得大帝奠定了俄罗斯作为近代国家的基础,却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马克思说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罗斯的野蛮,不知是赞赏还是遗憾。 清朝的皇帝不但自命圣明,且以佛爷自居,而万民则是猪脑子。全国臣民学习皇帝的著作,大概就是清朝发明的。即便天高皇帝远,朝廷有鹰犬盯着,你就不敢不听皇帝的旨意。皇帝说自己奉天承运,即代表天意,替天牧民,百姓只好相信。谁敢不信,那是要杀头的。现在有人大肆吹嘘什么康雍乾盛世,殊不知清代是中国帝制史上思想最受钳制、民族最缺乏创造力的时代。固然,清朝门户让外国列强用枪炮轰开之前,自己关起门来,闭着眼睛想想,还真算是天朝大国,财丰物阜,人丁兴旺。可是,世界已经科技昌明,开始朝现代化迈进了。中国文人的传统本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但到了清代,读书人只好把老祖宗叮嘱的这一套收起来,钻进故纸堆里弄朴学去了。什么事都有圣明的皇帝老子替你想着,谁要你们读书人凑热闹?!于是到了晚清,便是“万马齐喑究可哀”了。 天地不仁,百姓犹可诅咒苍天无眼;圣人不仁,百姓却须感恩戴德,山呼万岁。天地不仁,作恶只是一时一地;圣人不仁,则是祸及万民,遗害千秋。相信自己为万世之始皇的嬴政,焚书坑儒,不是让上古很多精神财富成了后人无法继承的绝学了吗?第七辑 想念一所房子 我的乡间小屋,就叫做忍冬居吧。在家乡小住的那些日子,我像琢磨小说,虚构着自己的乡居梦。听说夏日的田野又有白鹭栖落了,我很是高兴。白鹭翔集是我儿时常见的风景,后来竟然不复有了。这些年,白鹭又回来了。待我退居乡村,白鹭必定在田野里等着我的。春日还有啾啾翻飞的燕子,就像自家养的鸡鸭,筑巢檐下。不想出门 我总是蛰伏书斋,多半面壁枯坐,想些大而无当或鸡毛蒜皮的事。偶尔看看书,写几行字。没人相邀,大致不出门。可每周还是得外出一次,为的是去曾经谋生的所在取取邮件。进那深宅大院,都被威武的军人盘问。我从前在这里进进出出,从未受过如此礼遇。大概至少从衣着上看,我越来越不那么道貌岸然了。 我躲在家里,便是怎么着舒适怎么着好。衣着极不讲究,尽可能宽松随意。有回朋友突 然敲门,我更衣不及,彼此尴尬。到底不如晋人刘伶那么洒脱,我忙自嘲说,子曰居不容。看书的时候,也没个坐相,脚喜欢跷得高高的,或干脆搭在书桌上。我的书桌很大,几乎可以当乒乓球台,却总是乱糟糟的。桌上放着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砚台、笔筒、盆景,还有夫人特意送我的木雕老虎。夫人若不隔三岔五帮我清理书桌,绝无搁脚之处。想当初蹲办公室,朝八晚六,昏昏然然。一日读报,见有好事者介绍办公室提神方法几则,有一条就是让你把脚搭在桌子上。我看着好笑,这不是存心要端掉人家饭碗吗?高居庙堂者,瞌睡来了,哪怕暗地里把大腿掐紫了,也不敢将脚往办公桌上搭啊。 我的书桌上总有闲书几本,如印谱、古本小说图谱、古碑拓本、笑书等。写作之余,随意翻阅片刻,或可解困,或可消闲,或可怡情,或可有别样收获。我很喜欢那只木雕老虎。我是属虎的。夫人有回戏曰:你要是想起个斋号,就叫“有啸堂”吧。我闭目沉吟,直道好个“啸”字,正是我的脾气! 我更愿意去的地方是家里的茶厅或露台。茶厅在二楼,置有两张椅子,一方矮几。南宫帽椅,仿明的假古董,不甚值钱,只是自己喜欢。我同夫人总好坐在这里喝茶,说些同家务无关的话。我本是嗜茶如命的,只因近年受失眠之困,茶喝得节制些了。夫人却是宁可三朝不食,无可一日少茶。我俩便不避酸腐,凑得一联,悬于壁上:煮茶清谈,听雨高卧。我有个坏毛病:大白天且下大雨,酣睡终日。这茶厅却又是我看书写作的好地方。尤其是夏日,清风穿堂,凉生两腋;盘腿而坐,气定神闲,或胡乱翻书,或敲键如飞。 倘若夏秋晚上,拟或冬令日暖,我多是呆在露台上。露台被房产商奢侈地叫做屋顶花园,其实不到四十平方米。自己不懒,倒是可以种些花草。我不算勤快,只是有闲,便种了很多花花草草。我每天就有个把小时当农民,浇园施肥,修修剪剪。有回夫人替我新买了把张小泉园艺剪,煞是好使。剪尽缛枝,仍不解瘾,搓手四顾,只恨再无下剪处。夫人笑我终究是个顽童。户外写作或读书,眼皮不会重,头也不会昏。只是怕负了这满庭青翠,忍不住会抛书搁笔,袖手而起。 某个秋夜,我同夫人在露台上看书。忽听虫声唧唧,有如银铃。夫人倾耳扪胸,半日无语。我却想起故乡了。闹市里一声虫鸣,竟能让人心旌飘摇。不如早日还乡,卜山脚水滨,结陋室几间;采野石围院,任青藤攀沿;桐雨蕉风,四时不绝;鸟鸣虫声,夜夜入耳。我说出自己的心思,夫人欣然道:等孩子大了些,我们就回去吧。吃饭太快 我家很多吃饭的规矩,都是奶奶掌管着。盛饭时,饭勺要平着均匀地铲,不得在饭篓里挖下个深深的坑。不然,家里会越吃越穷。碗里的饭得扒得光光的,不然会遭雷打。饭不小心掉在地上,千万不得去踩,脚板心会长恶疮的。不知这些规矩是奶奶想当然现编的,还是世代相传的。反正我从小就如此谨慎地遵守着,几乎是种宗教情结。我的家规其实大多都是奶奶的唠叨。又比方吃饭吧,吃得太慢了,奶奶就会风凉道:把那饭啦,一颗一颗,好好儿扒顺了,要不就咽着了!我就学着大口吃饭。可我那会儿毕竟太小,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 只是碗筷响得热闹。奶奶又会说:前辈子没吃过饭,就像饿牢!凭我小小年纪的智慧,猜着奶奶讲的饿牢,就是蹲监狱的犯人。 有位饿牢真的就向我传授过吃饭秘诀:头碗饭少盛些,二碗饭再梆硬地筑一碗!饿牢说这话时,正在筑墙。他才从牢房放出来,帮我家筑菜园子的土墙。我觉得他使劲儿筑墙的样子,就像筑着碗里的饭。饿牢是个地主儿子,因为同另一个地主儿子的老婆偷偷睡觉,被人抓住,就坐了牢。我隐约记得,出事那天,那地主媳妇挨了男人的打,被我妈妈救下,就躺在我妈妈床上。那女人嘤嘤而泣,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我家门口围了许多人,低声说着什么。我已记不清那女人长得什么样儿,只记得她不久就改嫁走了。乡村典故就产生在日常生活里。从此,那女人的名字就是偷人的意思。女人们相骂,就指着对方直呼那位地主媳妇的名字:你这个谁谁谁!听说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 坐牢好像也不是件太坏的事。村里人说起坐牢,是说去吃钵子饭。乡亲们有时调侃:你敢!我叫你去吃钵子饭!别人就会笑道:好啊,有钵子饭吃好啊!那年月,牢里还有碗饭吃,守在家里却总揭不开锅。 我莫名其妙地喜欢那位饿牢,似乎他是位英雄。待他回村,我已长成了吃饭狼吞虎咽的少年。他说起自己狱中吃饭绝招,我已心领神会:头碗盛得太多,等吃完了,想再添碗,饭桶早空了。 我少年时必须飞快地吃饭。每天凌晨,我得自己热好隔夜剩饭,稀里哗啦地扒两碗,背上书包去很远的中学读书。吃饭慢了,准会迟到。中餐是没得吃的,饿着肚皮在校园里闲逛。当时倘若知道原始人有采食山果、鼓腹而游的福气,肯定羡慕得要命。放学路上,只要看见沿途农舍的炊烟,胃里就翻江倒海。跑回家,晚饭往往还没做好。爸爸妈妈多半还在田里干活。只有等到大人收工回家,饭菜才上桌。我早已饿得口水直流,却还不敢抢着去盛饭。我要是动手太快,奶奶准会嚷道:喉咙里长手了?做事的都没端碗!最后饭终于端在手里了,我就埋头大嚼,嘴里吧叽吧叽地响。感觉就像潜泳,闷在水里不换气。 中年渐近,我很多脾性都改了。可吃饭太快的毛病,就是变不了。人们慢慢都优雅斯文起来,我吃饭却依然把碗筷弄得哐当响。也不管是同朋友们在排档里吆五喝六,还是在高级酒店里应酬。饭菜合口,风卷残云,此属情不自禁。胃口不好,硬塞两碗,为的是要活命。我信奉人是铁饭是钢,若是不想吃饭,更怕咀嚼太久、难以下咽,干脆囫囵而吞,反而吃得更快。前年我在北京修改小说,呆了二十几天。出版社的朋友隔三岔五陪我吃饭,他们见识了我的饕餮之相,大概只是嘴上不好说。过了不久,这些朋友来到长沙,我请他们吃顿便饭。我尽量克制着,但三碗饭还是很快就落了肚。依我老家规矩,陪客吃饭,主人得最后放下碗筷。所以,我只得歉意说:不好意思,我吃饭就是太快。有位朋友笑道:我在北京就发现了,你饭量好,吃得又快。我便自嘲:我长期失眠,还真搭帮胃口好,不然小命早没了。 爱吃的人,多半喜欢自己炒菜。我兴趣来了,也好操勺。说不上厨艺,合着自己口味就行。好多次,我刚炒好几碟自己爱吃的菜,朋友电话来了,说有饭局,车已在楼下等着。此种无奈,嘴上说不出。我便说,行啊行啊,稍等两分钟!顷刻之间,我居然可以吞下两三碗饭。然后嘴巴一抹,一脸鲜光地下楼去。待上了桌,我就少有的斯文,只拈些蔬菜尝尝,慢慢地喝点儿酸奶。席上再多的山珍海味,我不遗憾。 很多人得意自己的高贵血统,会唱几句东北二人转就硬说他原本姓爱新觉罗。我家世代务农,祖上出过秀才却终未及第。我骨子里永远是个农民。只要听谁贬损别人农民,我就觉得可笑。中国城里人上溯两三代,哪个不是农民?有些人刚把草鞋换皮鞋,脚趾甲上的泥锈尚未褪尽,立即就觉得自己高贵了。一听说谁要求公平、公正或平等,就嘘声道:农民意识!似乎让少数人大发横财,别的人衣食无着,就是其他什么高级意识了。 今年清明,我回乡扫墓,围着奶奶坟茔绕行数匝。记得当年我还很小,奶奶已经很老,牙齿早脱落了,嘴唇总是不停地动着。我老问:奶奶,你吃什么?奶奶回道:吃亏!奶奶说这话时,正迈着三寸金莲,摇摇晃晃,满屋子忙碌。老家说的吃亏,就是吃苦。奶奶这辈子只吃过苦,好日子没挨过边。焚香过后,爸爸说,奶奶的坟正朝着长沙方向,她老人家天天望着你哩!我缄默无语,但闻松风过耳,乌雀乱啼。如今奶奶的儿孙们总算可以细嚼慢咽了,可我大口吃饭的习惯总改不了。野食 小时候,在乡下,什么东西都好吃。西瓜、柑橘、梨子、桃子就不用说了,就连篱笆边的刺蕻子、山上的野草莓、屋前屋后的桑椹,吃起来都那么有滋有味。春上,从田垅里走过,见四处无人,随手掐根油菜蕻子,剥了皮,往嘴里一塞,嚼着吱嘎吱嘎响,清甜清甜。生蚕豆的味道也不错,得摘嫩的,吃起来满嘴清香。 这些吃食,多半靠偷。我们像群饥饿的野兽,成天在村前村后闲荡,见着能进口的就馋 。秋冬之际偷甘蔗吃,很有些浪漫。溆水河绕村而过,临河的沙地里,甘蔗田连绵不绝。似乎每天早晨都降霜,或是严雾锁天。越是经霜,甘蔗越甜。往往要等到午后,太阳晒干了甘蔗叶上的水珠,小野兽们就出窠了。我们一路还唱着歌,吹着口哨,打着啊嗬,朝甘蔗地呼啸而去。甘蔗都有人看守的,我们总有办法骗过那些大人。正是朔风天,风声是最好的掩护。我们在甘蔗林里钻一会儿,就停下来,听听动静,再往前潜行。到了甘蔗林最深处,我们才会坐下来。扳甘蔗也有技巧,得尽量躬下腰,用脚踩着甘蔗根部,闷在土里用劲儿,不然就会发出脆脆的响声。看甘蔗的人总是尖着耳朵听响声的。扳下甘蔗,也不削皮,就嚼将起来。甘蔗甜得简直叫人脑门子发晕。不一会儿,我们嘴角和双颊就都黑乎乎了。忽然听得脚步声,有人来了。张惶四顾,原来是风。动作快的,已逃了几步,只得回来,仍旧坐下,很不好意思。谁都想证明自己是勇敢的。我们根本没有把自己当小偷,完全似电影里见到的那些英勇的抗日战士,潜伏在漫漫无边的青纱帐里。但是,真的有人来了,我们还是要逃。甘蔗地里逃跑,也有决窍。双手往袖筒里笼着,抱着头,护住耳朵和脸,低头躬腰,飞跑。不然,甘蔗叶会把脸割得稀巴烂。 晚上,我们哪怕玩迷藏、打仗,意兴未了,又会想到去偷点儿什么吃。有个秋夜,我们商量去偷谁家的梨。家乡有种梨,个儿大,麻皮,熟得晚。村里人叫它半斤梨,是说它大。霜后的半斤梨,皮儿透着暗红,好吃得很。家里种着半斤梨的,都争着说去偷自家的。蔡伢儿是个结巴,他家是城里下放来的。蔡伢儿说话,须得使劲跺脚,跺一下,嘴里嘣出一个字。他若是靠墙站着,就把屁股往墙上使劲儿扳,扳一下,一个字。蔡伢儿又是跺脚,又是拍屁股,硬说他姑妈家的半斤梨最好吃,树长在围墙边,好偷!我们便同意去偷蔡伢儿姑妈家的梨。我们从小就知道那棵大梨树,似乎它比我们所有人的岁数都大。那梨树倚墙而栽,树下是个茅坑,顶上盖的是稻草。这茅坑门朝墙外,供过路人用的。蔡伢儿说他最熟悉那棵梨树,年年爬着的,硬要自己上树。我们就在下面望风。眼看着蔡伢儿爬上树了,刚要伸手摘梨,忽听得墙内有人喊:有人偷梨!蔡伢儿慌了,砰地一声,摔了下来。望风的野小子们哪顾得了蔡伢儿死活,立即作鸟兽散。次日清晨,我还赖在床上,就听大人们高声说笑,才知道昨夜蔡伢儿可惨了。他摔下时穿透了茅坑的稻草屋顶,跌进了粪池里。可怜他连鞋都顾不上要了,往路边的小溪里蹲了几下,跑回了家。 毛婆的爷爷是个鸭倌。晚上,我们都喜欢去鸭棚睡。床太小,五六个小孩儿就横着睡。清早捡鸭蛋,就偷它一两个。我们用个小陶罐,把这些鸭蛋埋在一个同伴家的菜地里。等聚满了一罐鸭蛋,我们就去打牙祭。又是蔡伢儿跺脚拍手地说,到我家去,明天我爸爸妈妈会去赶场。蔡伢儿家最僻静,靠着山。我们每人从家里偷了把米,神神秘秘地去了蔡伢儿家。正是夏天,山上长着很多野葱,那是炒鸭蛋的上好佐料。我们动作飞快,很快就做好了饭菜。但是没有器皿盛饭,蔡伢儿家的饭篓让剩饭占着。有人就说,把饭装在饭篓里没事的,我们只吃热饭,吃到凉处,就不吃了。蔡伢儿本来不想答应,歪着头想想,只得点了头。再没别的菜,就只一脸盆野葱炒鸭蛋,吃得我们满头大汗。眼看着篓里的饭矮下去,蔡伢儿就不停地拿手去摸,结结巴巴地说,还还还热,还还可可以吃。一个个小肚子都撑得像青蛙了,蔡伢儿又去摸摸篓里的饭,忙舞手说,好好了,到凉凉凉处了。坏小子们便打着饱嗝,涮锅洗碗,很是利索。谁也不敢偷懒,生怕蔡伢儿爸爸妈妈回来撞见了。厨房收拾干净了,我们就使劲儿擦嘴巴,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怕嘴角留下油星子。刚忙乎完,蔡伢儿的爸爸妈妈回来了。蔡伢儿妈妈望了眼满屋子的野小子,立即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她径直去了厨房,高声喊道,饭怎么只剩这么一点儿了?蔡伢儿顿时一脸铁青。我们一哄而出,逃之夭夭。我们的聚餐再次成为大人们的笑谈。蔡伢儿妈妈哭笑不得,说,我那儿子,就是傻!六月天,上面热饭一盖,下面饭不也热了?他还说让大家吃到凉饭就不吃了! 只怕二十多年没见过蔡伢儿了。听说他不再像小时候那么傻乎乎了,做点儿小生意,很精明,但仍结巴,同人家谈生意,别人比他自己还着急。油糊辣子葱姜蒜 葱姜蒜世人都是识得的,油糊辣子却是敝乡独有的风味。干红辣子,切成小段,伴以素油,文火焙炒。眼见得辣子香脆了,倒入擂钵捣碎。擂钵需是土陶的,擂棰得用硬木的。陈年老擂钵擂出的油糊辣子,口感更好。做油糊辣子很有讲究,须焙炒得法,脆而不焦。擂时得使暗劲儿,捣得越碎越好。上好的油糊辣子,多淋些素油,黏稠红亮,见着就馋人。敝乡口味重,不论小炒凉拌,少不了放油糊辣子。逢年过节,十几个碗碟上桌,满堂红光。单放辣子还不够,葱姜蒜也是少不得的。 敝乡好吃狗肉,我做的小炒狗肉,很得朋友赞许。这朋友应是南方人,不是湖南蛮子,也离不得云贵川鄂。我炒菜没跟过师傅,全凭自己悟性。欲具此等悟性,首先是得好吃。喜欢操勺下厨的,多半属饕餮之徒。小炒狗肉,最好选带皮肉,切成小丁,先滚水过了,去血除腥。再将素油烧老,入锅爆炒。炒至七成熟,淋白酒少许,佐以香桂,盖了锅子,拿文火去焖。火候到了,放入葱段、姜丝、油糊辣子,飞快起锅。若有花椒嫩叶放些进去,香味更浓。花椒叶难得碰上,摘老柑橘叶切丝亦可充之。 我别样得意之作是炒水鸭,手法大抵同上,只是不放椒叶或橘叶,生蒜籽却断不可少。倘若拿黄豆炒水鸭,这道菜就更绝了。先将黄豆炒得酥脆喷香备用,待鸭子火候刚好,混入拌匀,稍稍一焖,加上油糊辣子葱姜蒜,即可盛盘。我在北京吃全聚德烤鸭,总喜欢把甜面酱换成辣椒油,叫人大惑不解。胃是自己的水土养成的,真没办法。 因为口味重,敝乡父老吃饭,少有不大汗淋漓的。乡村文化有些凝滞,大家遇着同样场景,都会说同样的话,代代如此。比方下了太阳雨,总有人会说:边出日头边落雨,皇帝老儿嫁满女。遇着别人吃饭流汗,有人就会说:牛变的,辛苦命。因为牛鼻尖上的汗总是不干的。乡下谁又不是辛苦人呢?我做了几十年的城里人,如今吃饭弄不好就汗流浃背,自然是个辛苦命。 夫人虽是湖南人,却自小生长在粤桂,口味清淡。她老是笑话我,说我炒菜的绝招就是油糊辣子葱姜蒜,但凡辛辣刺激的佐料,尽数放齐。她居然还无限上纲,说我的写作亦是如此,辛辣得要命,还不怕刺激人。我却自嘲道:在下勺中几味,祛邪驱毒,通气醒脑,好比医家猛药。几个真实故事 北方农民想像毛主席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毛主席天天坐在天安门城楼上晒太阳,江青就在城楼上架了纺车纺棉花。毛主席抽屉里的麻花糖一年四季不断,江青每天纺的棉花比农村妇女多远了。人家手艺好,不然毛主席看得上?我这是从别人书里看到的。 我自小长在南方乡下,耳闻目睹很多好玩的故事。都是真实的,都有南方特色。稍加梳理,忍俊不禁;静而思之,大义存焉。 土改时,驻村工作队都是北方人。北方话南方人听不明白,很多话又是从没听说过的官话,故而误会多多。敝乡称北方干部讲的话为解放话,而这解放话又被引伸为空话、大话、套话。这都是后话。单说土改时,有回开会,工作队长操着北方话,字正腔圆:大家回去都要找差距,明天准备发言。“差距”和“发言”,老百姓就是闻所未闻的。只知那纺车上纺缍中间那根生铁做的轴,叫车株,南方话读作“差距”。这就不明白了,明天开会带车株去干什么?“发言”大家都听成了“发盐”,那会儿盐正紧缺。共产党说自己是来帮穷人闹翻身的,一点儿不假,开会还要发盐。次日,去开会的农民手里都拿着两样东西,一根车株,一个钵子。 抗美援朝,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渌江。志愿军,老百姓大多以为是支援军。顾名思义,去支援朝鲜人民嘛。粗通文字的,理解力自然强些,就说“志愿”与“支援”是同义词。有人还作了考证: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里面“的”字,就是“得”的意思。他老人家学问好,就喜欢用同义词。干部作抗美援朝动员,大讲美国总统杜鲁门之坏。有回会上提问,谁知道杜鲁门是什么东西吗?贫下中农大眼瞪小眼,半天没人接腔。有人终于壮了胆,答道:我知道,杜鲁门是个乌脑壳鸭公。干部哭笑不得,问:怎么说呢?这人回答说:我儿子是初中生,他知道的东西多。我家养了十几只鸭,只有那只乌脑壳鸭公讨厌些,喜欢乱跑。我儿子老是拿土坨打它,边打边骂,你这个杜鲁门!你这个杜鲁门! 老百姓的政治觉悟越来越高。有年,县里一位干部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我村劳动改造。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只知道他是坏人,就仇恨他。某日,大队开会,集体开餐。不知什么原因,直等到大家饭都吃完了,那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才去食堂。一食堂打饭村妇,义愤填膺,破口大骂:你这个鸡窝鸡窝分子,这个时候才来,哪有饭你吃?这鸡窝鸡窝分子笑笑,只好夹着饭钵子往回走。 有些年月,老是忆苦思甜。生产队晚上开会,人未到齐,大家就一遍一遍唱“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受苦人把冤伸。”拿现在的话说,这歌很是煽情,有人真的就唱得眼泪汪汪。大队支部书记正好是我们生产队的,我们队的政治活动自然丰富多彩些,群众觉悟当然也高些。支部书记有个女儿,喜欢唱歌,很有觉悟。有回,她同别人发生了争论。人家说那句歌词是“止不住的辛酸泪”,她硬说是“支部书记分三类”。有人问她:你爸爸是哪一类呢?她说:我爸爸当然是最好的一类。 言必称语录,亦有好玩的故事。一日生产队分谷,某户分得很少,同队长吵了起来。队长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那人回道,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我家不能没有饭吃。队长说,毛主席说,要克服懒汉懦夫思想。按工分计算,你家只有那多谷。那人说,毛主席讲,你要吃饭,我也要吃饭。队长说,毛主席讲,你愉懒,就饿死你。争来争去,两人吵架的话全成了毛主席语录。又有某日,大队护林员抓了个偷砍树木的,要处罚他。两人争执起来。正好公社书记来了,严厉喝道:毛主席说的,不准乱砍滥伐。不料那护林员听了,脸色通红,支吾半天说:书记,他先乱砍,我才乱罚。我是最听毛主席话的。 “批林批孔”期间,有个经典段子,家喻户晓:林彪披着马克思的大衣,带着一群臭老婆,偷了毛主席三只鸡,跑到蒙古吃早饭。怕年久失考,解释如下:林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带着叶群臭老婆,偷乘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个段子明显是群众口头创作的,太过精致。我亲自见识一个故事,异曲同工。某日晚,大队召开群众大会,主题说是要剥开林彪的三张画皮。哪三张画皮,我当时年纪虽小,却记得十分清楚;时过境迁,现在一张都记不得了。但有位村妇的发言,我字字铭记在心。那村妇因家务太忙,饭都没来得及吃,怕扣工分,端着饭就跑到会场来了。台上坐的是县里来的干部,正讲得起劲,忽见下面有人居然端着碗饭听他讲话,大为感动。立即指着这位村妇说:像这位社员同志,觉悟很高,我们请她发个言,批驳林彪的三张画皮!那村妇哪敢上台?大队干部硬是把她推了上去。她凑到话筒前,忽然愤慨起来:我没文化,话讲得丑。我说林彪,人心不得足,卵毛不得直。他就一儿一女,要那么多被子干什么?还偷了毛主席三床花被。我家去年大儿子结婚,才置了一床花被,红缎子的。 正是“批林批孔”那几年,公社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去韶山瞻仰。一个老党员,土改根子,作风很过硬,党性特别强。他在火车上小解,不会开厕所门,把自己关在厕所里老半天。列车员发现了,才把他放了出来。一路上,党员们都拿这事开玩笑。这位老党员总是憨厚地笑。回村后,党员们就忘了这事儿。有天,一位党员忽然想了起来,就说了这个笑话。不料那老党员勃然大怒:党内的事情,到外面乱说! 我能记住的年代最近的此类故事,是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生产队长去公社开了一天会议,当晚就召集全体社员传达。事情重大,过不得夜。队长脸色铁青,说起话来嘴皮子不停地颤。可见他气坏了:社员同志们,那个邓小平,掀起了右倾翻案风,胡说什么金不如锡。这不是把我贫下中农当个卵在弄吗?金子和锡哪个好些,未必我们都不知道了吗?他硬要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日头讲成月亮,把黄牛讲成驴子,说金不如锡。社员同志们,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不知当时有没有人清楚,“金不如锡”其实是“今不如昔”。反正当时会场气氛严肃,没人吭声。 多年没在乡下呆了,不知有新的故事诞生吗?这些年城里倒是不断有新段子问世,荤素兼备,雅俗皆俱。这些段子尽管很具原创性,但斧凿痕迹太重。不如那些乡下故事,就发生在生活里,不是现编的。想念一所房子 我是否过早地暮气了,总想回老家去。不敢说归隐。未曾有显,隐从何来?何况,潇洒或自命潇洒的人都说大隐隐于市,而我偏想回到故乡。那是一方再平常不过的山水,一望无际的稻稼、桔园、甘蔗、油菜花,低低的山峦,浅浅的河水。 自出乡关二十年,便同故乡日渐隔膜起来。我涂鸦过不少文字,居然没有写到乡村。乡村留给我的,只有顽固的乡音。偶尔回到故乡,同乡亲们打招呼,竭力用最纯正的方言。村 里人便直夸我没有忘本,不像谁谁谁,回到乡下来,讲一口京腔,酸不溜秋。其实,我内心的窘迫,乡亲们是没法知晓的。 可是,中年渐近,故乡的风物人事没来由地直逼到梦中来。我做过这样一个后现代的梦:似乎两个生活场景同时呈现,一边是我的黄嘴孩提,一边是我的垂垂暮年。孩提的我捡起一块石头,朝暮年的我猛砸而来。夜半醒来,怔然良久。孩时早已离我远去,暮年于我尚欠时日。我伫立于中年,前后顾盼,颇感惶惑与落寞。这梦是上苍的启示吗?想告诉我什么? 今年四月,我悄然回乡。雨没日没夜地下,我大多独坐在老宅窗下。鸡唱犬吠,不绝于耳。我这么长时间呆在老家,乡亲们颇感诧异。我说,在城里老睡不着,回来好好睡几天。我说的是实话,乡亲们却越发觉得奇怪。他们硬是不明白,城里人吃得好穿得好,怎么就不会安心睡觉。 老父亲带我去看他的橘园。三亩多地,围墙圈着,几十棵橘树森森然。 我说,爹,我想过几年回家盖几间房子。 爹说,这橘园给你留着吧。 我是个容易成痴的人,说想盖房子,那房子就在脑子里挥之不去了。先想盖两层的,后来觉得不如盖平房;本来想好了盖砖木结构,结果又感觉纯木屋更有味道;最后想,还是盖砖混平房,再用木头里外装修,看上去还是木屋子。屋子四周得有宽宽的檐廊,可以徜徉,可以闲坐。木材就用当地杉松原木,窗户需是木格子。反正不要洋楼样式,就盖那种乡下随处可见的汉屋。 原本有条古老官道穿村而过,路上尽铺着水亮水亮的青石板。小时候,一俟夏天,我就缠着大哥做双木屐,踢在石板路上橐橐地响。古官道早已废弃了,只剩下一个破败的亭子。这亭子是我儿时最觉神秘的地方,砖墙上长着青苔,爬满了厚厚的长青藤。我白天喜欢去那里玩,晚上却怕从那里走过,总觉得到了晚上,那里该是狐仙出没的地方。这次回去,我同弟弟去了亭子。这亭子曾是高高的风火墙围着个木屋四合院,而眼前只余下几堵残墙和条石砌成的墙脚了。 我嘱咐弟弟,要是哪天拆这亭子,就替我把这些旧砖同条石全部买下来。 弟弟笑笑,说,这些东西没人要的,我找人拉回去就是了。 我想用这些砖石砌成围墙,我想在这围墙内的小木屋里喝茶、看旧书、想四散天涯的朋友。围墙上应爬满金银花,那是我家乡常见的物种。金银花原来有个很雅的名字,忍冬花。“忍冬”二字很有意趣。冬是需要忍的。世间万事,很多都需要忍。不忍,又能怎样呢?我想,忍,其实是我们苟活于世的理由。周作人引用别人的一句诗说,忍过事堪喜。此言信矣! 我的乡间小屋,就叫做忍冬居吧。在家乡小住的那些日子,我像琢磨小说,虚构着自己的乡居梦。听说夏日的田野又有白鹭栖落了,我很是高兴。白鹭翔集是我儿时常见的风景,后来竟然不复有了。这些年,白鹭又回来了。待我退居乡村,白鹭必定在田野里等着我的。春日还有啾啾翻飞的燕子,就像自家养的鸡鸭,筑巢檐下。神往之余,四句打油诗脱口而出:深居临水复傍花,淡淡春光到我家;燕子斜飞穿旧牖,老妻又唤试新茶。涂水入梦 老家村子的西边是汤汤而逝的溆水河,沿河有一弯柔软的沙滩。小时候,我总在隆冬的火塘边盼望夏天,为的就是那河,那沙滩。 小孩子的夏天比大人们来得早。暮春时节,我总瞒着大人,同小朋友们偷偷跑去河边,脱得精光,抖抖索索,嘻嘻哈哈,推推搡搡,钻到水里去。小男孩都是不服输的,一个个冻得牙根绑绑响,谁也不愿说冷。突然,有谁看见远处有大人的身影,分明是老三或二毛的爸 爸。小伙伴们都吓得不敢吱声,躬着腰爬上岸。我们慌慌张张穿好衣服,刚准备逃散,却发现虚惊一场。原来走过来的只是一位陌生的路人。 可是我们也不敢马上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玩皮,一个个眼睛红红的,嘴唇紫紫的,拿指甲往皮肉上一划,一道白色的痕。大人们见了,准知道我们刚从河里上来,肯定就是一顿死揍。 我们只好赖在沙滩上玩,磨时间。最爱玩的是垒鸟窝。将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轻轻抽出脚掌来。一个鸟窝就垒好了。说是到了夜里,就会有沙鸟钻进这窝里来,明天一早,里面就是满满一窝沙鸟蛋! 我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沙鸟蛋,可我们每次从河里爬上来,仍会蹲在沙滩上垒鸟窝。今年夏天这样,明年夏天我们还会这样。 油菜花开了,站在沙滩上回头一望,无边无际的金黄。夏天这才慢慢来了。我们在河里疯过了,垒鸟窝也垒得没兴趣了,就穿过漫无边际的油菜田回家去。我们这些小男子汉个头儿不及油菜高,立马就黄花满头了。 我们还会顺手采些油菜花回去,想捉了蜂儿酿蜜。 村里到处是土墙,土墙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蜂洞。小鬼们耳朵紧贴着墙,听得里面有嗡嗡声,就用小木棍轻轻往里探,一会儿就挑出一只蜂来了。蜂儿通常被我们放进玻璃瓶里,瓶里早放了油菜花。蜂儿捉够了,就把钻了孔的盖子盖上,眼睁睁看着蜂儿酿蜜。 我们谁也没见这些蜂儿酿出一滴蜜来,可是一到夏天,我们又会玩捉蜂酿蜜的老把戏。 夜也是夏天的好。乡村的夏夜,萤火虫漫天飞舞。我总以为天上的星星掉下来了就是萤火虫,地上的萤火虫飞到天上去了就是星星。因为星星和萤火虫都眨眼睛。我喜欢捉好多好多的萤火虫,用棉花团包着,挂在蚊帐角上,就像神话里的夜明珠。夜明珠在我的头顶闪闪发光,我的梦境也总是明晃晃的。 多年以后,一个夏日的黄昏,我带着孩子在远离家乡的一条河边散步。孩子突然脱掉鞋子,跑去玩沙子。只见他把脚掌伸进沙里去,往脚背上垒沙,用力拍紧,然后慢慢抽出脚掌来。我问,您这是干什么?孩子说,垒鸟窝,到了晚上,会有鸟儿飞进去下蛋!我很是吃惊:我可从来没有教他这么玩过啊!他一直生活在城里,只怕也没有玩这游戏的伙伴儿。 我也脱了鞋,陪孩子一块儿垒鸟窝。我垒得很投入,就像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我不打算告诉孩子这仅仅只是游戏,爸爸玩过,爷爷玩过,爷爷的爷爷也玩过,就是从来没有见过鸟蛋。亲情四章 爸 爸 小时候,我很害怕爸爸。爸爸脸色很黑,眉毛很浓,眼睛里似乎总是充着血,又不太说话。我本来在外面蹦蹦跳跳,只要回到家里,立即就缩头缩脑,大气也不敢出了。我用不着多看,马上就知道爸爸坐在哪里。因为全家老小的目光和神情,都让我感觉到有股冷气正从某个地方吹过来。我怯生生地回头望去,爸爸果然就坐在那里,低头抽烟。爸爸谁也不看, 目光一片茫然。家里偶尔来了客,爸爸脸上会有些笑容。我知道那是做给客人看的。我见来了客人,不免有些放肆,爸爸会避着客人横我一眼,我顿时浑身发毛,知道爸爸那眼神是在骂我“人来疯”。尽管这样,我还是很盼着家里能够来客,可普通农家一年四季哪有那么多客来?日子就这么昏天黑地地 那时我们家最害怕开会,但那年月的会实在太多。若是斗争大会,爸爸就得上台低头认罪,弄不好还会被吊被打。若是社员大会,爸爸没有资格参加,就得独自守在家里。爸爸好像宁愿站在台上去被人批斗,也不愿一个人关在家里抽闷烟。不知有多少个深夜,我随妈妈开完群众大会回来,都会发现爸爸的屋子里满是烟雾,他的脚边总是一堆尖尖的烟屁股。爸爸抽的是现卷的喇叭筒烟。 爸爸被批斗,从来不需要太多的理由。不论碰上什么政治运动,都先拿我爸爸开刀。爸爸他本来同村里所有人一样,都是盘泥巴的农民,凭什么就出去当了干部?当了干部偏偏又成了右派分子,被揪了回来,这就该斗争他。爸爸是每次政治会餐的头道菜。抓革命得先斗争我爸爸,促生产也得先斗争我爸爸。什么春耕动员大会、“双抢”动员大会、水利冬修动员大会,都得揪几个人往台上站站,说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而我爸爸每次都跑不过去。 抓了革命,偏偏又促不了生产。那时候,队里的庄稼怎么也长不好,水稻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爸爸聪明,又勤快,我家自留地里的辣椒、茄子、豆角,都比别人家的结得多,这却给爸爸惹来了麻烦,有人说他干资本主义起劲,干社会主义没劲。好吧,又上台挨批斗。 别人奈不何的是爸爸的才智。当时全生产队找不出一个会算账的人,没办法,只好让我爸爸当了会计。可是,当会计是个轻松活,人又显得贵气,有人硬是不舒服。于是爸爸当会计那些年,不知被人查了多少次账,虽说从来没有查出我爸爸有任何贪污问题,可是按照他们的逻辑,右派分子肯定很坏,没有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查账。既然查账,我爸爸就得陪着,用不着下田干活。有回他们猛然间发现,社员们正在田里流汗,而我爸爸却呆在家里打算盘。他们似乎觉得上了当,又不想查下去了。只是他们怎么也不相信,一个右派分子会那么干净。 记不得从哪年开始,爸爸成了养蜂人,放养着大队的几十箱蜜蜂。养蜂要技术,大队没有别的人干得了,不然,这种美差轮不到爸爸头上。有人眼红爸爸,想抢了他的差事,无奈他们拿着蜇人的蜜蜂没办法。其实,爸爸也从来没养过蜂,可他一学就会,别人只好心里恨恨的。 放蜂得赶花期,爸爸一年总有好几个月在四川、贵州那边转,像个游牧人。我长大以后才知道,让爸爸养蜂,是妈妈的主意。爸爸尽量少呆在家里,可以躲掉许多风雨。我那时还小,哪能体谅大人们的苦难每次爸爸要出远门了,我反而格外高兴,心想用不着天天看他的黑脸了。 爸爸不在家的日子,妈妈总是把他挂在嘴边。吃饭了,妈妈端上碗,总忍不住会说,您爸爸这会儿吃饭了吗?下雨了,妈妈会望着天,自言自语道,您爸爸那里晴天还是雨天?那时妈妈最喜欢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她每天都在注意四川或者贵州的天气。因为妈妈的念叨,我感觉爸爸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远门,似乎他就在不远的地里干活,马上就会回家来。妈妈天天说着爸爸,我也会想念起爸爸来。哪天听说爸爸要回来了,我又特别高兴了。 我上高中时,有天一位同学悄悄告诉我,说是右派分子马上要平反了。因为他的外祖父也是右派分子,而他姨父在北京工作,早先一步听到了消息。我当时在学校寄宿,连忙偷偷写了封信,托低年级的同学带回家去。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给爸爸写信,好像说了些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之类的话。 周末我回家,远远的就见爸爸依门而立,望着我微笑。等我走到爸爸身边,他也没对我多说,只是摸着我的头顶,满面笑容。 从那以后,爸爸给我的印象不再是那张黑脸。爸爸很快恢复了工作。可是,爸爸也很快老了,毕竟他白白地耗费了二十一年的生命! 不久前,一位朋友见了我爸爸,很是惊讶,说他老人家那双耳朵,大得出奇,就像如来佛,平生只在南岳见过。爸爸听说自己有佛缘,爽朗大笑起来。 妈 妈 我记不得那是什么季节,炎热还是寒冷。其实那年月,今天同昨天一样,明天同今天一样,过一天同过一年没什么区别。那天,妈妈扛了一条高高的长凳,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去大队部开会。大队部就是王家宗祠,有戏台、看台和天井。妈妈把凳子摆在天井最前面,我们娘儿几个并排坐着,很显眼。一会儿,二十几个男男女女低着头,被人吆喝着,从祠堂外面进来,站在我们面前。我一眼就看见了我的爸爸,头埋得很低,双手笔直地垂着。我怯生生地望望妈妈,却见妈妈并不看爸爸,似乎漠然地昂着头,望着戏台。戏台是大会的主席台,好些人在上面来来回回跑,忙得不可开交。 戏台上面的人来回跑得差不多了,就见几个人在台后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祠堂立即鸦雀无声。突然,有人走到台前,厉声叫道:把右派分子带上台来!只见台下两个男子冲向我爸爸,抓住我爸爸的双手,往后使劲儿一扭。我爸爸的头被压得更低了,腰弯成了虾米。两个男子扭着我爸爸,飞快地往戏台上推。木板楼梯很陡,我很担心爸爸的脚没那么快,会被折断。转眼间,爸爸就被揪到了戏台中间站着。人未站稳,爸爸又被他们踢了一脚,应声跪在地上。这时又有人飞跑着递了棕绳子来,爸爸便被五花大绑起来。这边两个人在忙着捆绑我爸爸,另一个人就在一旁高呼打倒右派分子。台下的人便齐声响应。妈妈也同人们一道振臂高呼。我们兄妹几个也举手高呼口号,这是妈妈早就交待过的。我后来一直记得,捆绑我爸爸的是一根新棕绳,僵硬而粗糙,能将手腕捆出深深的血痕。批斗会正式开始。有人拿着一叠稿子,历数我爸爸的累累罪行。批斗间会儿又让愤怒的打倒声冲断。却见戏台后面坐着的一个男子,戴着眼镜,总是站起来,指着我爸爸叫喊,说右派分子,您要老老实实向群众认罪。突然,妈妈站了起来,冲着那戴眼镜的人喊道:您是右派分子的老同事,最清楚他的罪行。您干脆等别人批斗完了,再上来揭发,别影响了会议秩序!那人望了我妈妈一眼,悻悻然坐下来,再也不叫喊了。妈妈说完,悄悄离开了会场。 过会儿,妈妈提着个竹篓子回来了,径直上了戏台。全场人目瞪口呆,不知我妈妈要干什么。妈妈往爸爸身边一站,指着爸爸厉声斥道:右派分子你听着!毛主席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你饭也不肯吃,想自决于人民?你先老老实实吃了饭,再来老老实实认罪!妈妈说着,就揭开竹篓,端了一碗饭出来。 谁敢违背毛主席指示?马上有人上来替爸爸松了绑。于是台上台下几百号人眼睁睁望着我爸爸吃饭。我猜想这种场面哪里也看不到,尽管当时的中国如此荒唐。台上有人不高兴,但也无可奈何。妈妈明明听见有人在一旁叽哩咕噜,却有意高声喊道:你慢点吃,别噎死了!碗底还埋着两个荷包蛋哩! 爸爸吃完了饭,嘴巴一揩,双手往后一背,任人绑了。批斗会继续开始。 我们长大以后,听妈妈说起,才知道那是爸爸第一次上台挨批斗。头天晚上,爸爸通宵没睡。爸爸是个倔汉子,受不了这种气,只想一死了之。妈妈劝爸爸,你只大胆往台上站,我带着你的儿女们就坐在台下,看哪个敢吃了你! 那些苦难的日子,如今都成了妈妈的笑谈。妈妈说,我为什么要专门搬一张高凳子坐在前面?除了让你爸爸看见我们,还要让两种人看见。有人关心我们,担心我今天不知躲到哪里哭去了。我要让这些好心人放心,我在这里坐着,没事!也有人眼亮了,我就想让他们知道,我没那么容易就垮了。妈妈还说,你爸爸那碗底哪里埋着两个荷包蛋,我是有意气气他们的。那年月,鸡蛋金贵啊! 我们村地主富农倒是不少,右派分子只有我爸爸一个,就显得特稀罕似的,于是,只要开群众大会,爸爸必然得上台挨斗。后来妈妈再也没有带我们兄弟姐妹一道去参加过批斗会,她自己却每次都坐在最显眼的地方,望着我爸爸。等批斗会一完,妈妈就上台扶着爸爸回家。边走还边说,快跟我回去吃餐饱饭,你千万莫饿死,要留着好身体,要不下次开会,群众就没有右派斗了。 往日的辛酸,现在妈妈说起来总是充满了幽默。有回大队开会,统一开餐。有一席早就坐下几个人了,见我妈妈去了,他们连忙起身走开,说是不同右派家属一起吃。我妈妈哈哈大笑起来,说今天我真有福气,一个人吃一席。说完端起碗就开吃。那些人见我妈妈反而捡了便宜,又不甘心,马上跑了回来,气鼓鼓地吃了起来。妈妈慢条斯理地吃完饭,然后又说,我今天本来可以一个人吃一席的!那些人气得脸色发青,我妈妈却没事似的,一抹嘴巴 ,走了。 还有一次,大队安排贫下中农子弟学雷锋,黑五类子弟摘油桐籽。妈妈就找到县里驻队工作组的干部问我们兄弟姐妹算什么子弟。干部说是算黑五类子弟。妈妈便同那干部论理,说我子女爸爸是右派,妈妈可是贫下中农呀,他们在共产党领导下是黑五类,如果国民党来了他们又是贫下中农子弟,他们不就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了?!干部就说,那你让子女一边去一个吧。于是,妈妈就让大姐去做黑五类,让哥哥去做红苗子。大姐不肯去,妈妈就说,你是老大,去做黑五类没人敢欺负。说不定,你今天还会当官儿哩。果然,晚上姐姐回来说,他们让她当小组长。妈妈笑道,我说你要当官嘛,那会儿我和二姐、弟弟都还小,红也好黑也好都轮不到我们去。 这样的日子,妈妈撑过了二十一个春秋。人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一年? 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妈妈的书。写我妈妈,用不着半点儿虚构。 奶 奶 小时候,奶奶带着我和二姐睡。我睡奶奶这一头,二姐睡另一头。每次上床后,我同二姐总闷在被窝里蹬来蹬去。本来都是我先惹事,可每次挨骂的却是二姐。那是架睡过几代人的老床,垫着厚厚的稻草,柔软而暖和。蚊帐满是补丁,早被黑烟熏成了甘草色。记得有个冬天的早晨,我起床后,抖了抖棉衣,听得叮当一响,像是硬币的声音。我再一抖棉衣,又听到了叮当声。原来,蚊帐上有个破了的大补丁,里面装满了硬币。我猜那些钱是二姐平时慢慢储起来的,便偷了她的。二姐过后发现钱没有了,呜呜哭了起来,我却死不认账。那天奶奶任二姐怎么哭,也不骂她,只是抿着嘴儿笑。 我一直很怀念奶奶的笑容,可她老人家离开我已整整二十五个寒暑了。那个盛夏的黄昏,很闷热。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了噩耗,脑子轰地一热,往家里飞跑。奶奶已经躺在棺木里了,还没有合上盖子。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冰凉冰凉的。我这才哇地哭了起来。 如今我谋生在外,很少回老家去。一旦回去,妈妈说得最多的便是奶奶。但凡儿孙们稍稍有些出息,妈妈都说是奶奶保佑得好。我愿意相信奶奶的灵验。奶奶不过是俚乡村妪,终生劳碌,穷苦到老。她一辈子跪天跪地跪父母,却从来没有在别人面前低过头。我们穷人家孩子,能够从先人那里继承的,就只有他们身上的骨气了。我想这便是所谓祖德流芳吧。 爷爷奶奶手上,只有两亩薄田,养不起家小。那时妈妈已到我家来了。只是十三四岁的童养媳;我父亲比妈妈还小几岁;我还有位姑妈,年龄同我妈妈差不多;爷爷是个老实人,整个家都由奶奶撑着。起初,爷爷帮有钱人家干些活,挣些口粮。有回爷爷病了,不能去干活。奶奶上那户人家报信,却让人家说了几句难听的话。奶奶一扭头就回来了,再也不让爷爷帮人家干活。奶奶设法凑了些小本钱,叫爷爷做小生意。从此,爷爷就在老家收些土货,走两百多里山路,挑往武冈贩卖。货脱手后,就地进些特产挑回溆浦,再赚些差价。七八天打个来回,赚下的钱刚够家里粜七八天的口粮。奶奶便带着我妈妈和姑妈在家织麻纺线,我父亲就放牛砍柴。每次爷爷跨进家门,头一件事就是摸摸米缸,看看他出去这几天,家里人是不是饿着了。一家人就这么觅生度日,相依为命。日子虽说清寒,倒也乐得不求人。 又是一个集日,爷爷早挑着货担上武冈去了,奶奶背上背篓,揣着爷爷留下的一块钱,去集上粜米。米铺老板接过钱,摇头说,您这哪是一块钱,是一串钱啊,只够粜一升米。奶奶听了,两眼直发黑。她顿时明白,爷爷准是让人骗了。奶奶捏着那一串钱,在集市上转了半天,只好买了一背篓芋头蔸子。可怜奶奶三寸金莲,背着一篓芋头蔸子,颤颤崴崴地往家赶。一路上,想着娘儿几个要吃五天的芋头蔸子,奶奶禁不住泪眼涟涟。 还算老天有眼,正好有户殷实人家要请人纺鞋底绳,奶奶便接了人家的活计,带着我妈妈和姑妈纺了几天几夜。结果,娘儿三个赚的米比爷爷跑一趟生意赚的还多。爷爷准时回家了,照例先摸摸米缸。他见缸里还有大半缸米,不知是惊是喜,问道:“你们娘儿几个这几天没有吃饭?”奶奶闻声,冲着爷爷嚷道:“吃你个死!” 听奶奶嚷完,爷爷一屁股瘫坐在凳上,长叹着:“养儿不读书,等于养头猪啊!”奶奶同爷爷商量,再怎么苦,也要送我父亲去念书,不然长大了钱都认不得。我父亲因此因祸得福,当年就进学堂读书去了。 奶奶若是生在有钱人家,只怕是个识文断字的才女。老人家目不识丁,可我记得小时候听她说话,嘴边居然时常冒出些之乎者也来。她同人辩理,或是帮人劝架,满口四六八句,都能押上韵,总是说得人家心服口服。当年为了争水,我们王姓同邻村覃姓年年打架。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很是惨烈。有年,打完架后,官司打到县衙门。我们王姓却没有一个男丁敢当头上县里说理。想来想去,全族人公推我的奶奶。那是我奶奶这辈子最风光的一回,让男人们用轿子抬着去了县里,同覃姓头人对簿公堂。我奶奶巧舌如簧,谈锋如剑,驳得覃姓人张不开口,睁不开眼。一个女人家,真还把官司打赢了。自此,我奶奶有了“乡约老爷”的雅号,半是玩笑,半是敬重。 奶奶的掌故很多,都是妈妈和爸爸告诉我的。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奶奶似乎一直就是位瞎了眼睛的老太太,成天迈着双小脚,在老屋里转来转去,嘴巴总是动个不停,好像老在吃什么。我少不更事,总喜欢问奶奶您吃什么?奶奶便会笑着说,我在吃亏!我们家乡,大凡人生种种苦楚,都可归之为吃亏。现在想来,奶奶那一辈人,除了吃亏,还能有什么呢? 奶奶临终的情景,妈妈后来时常说起。奶奶已病得不行了。医生每天都说老人家熬不过今天了。可奶奶浑浊的眼睛老是睁着,就是不肯闭上。我妈妈说,你奶奶在盼她儿子。我爸爸外出几个月了,他不知道老母已经病重。这天,突然收到爸爸的一封信。果然,听妈妈念完爸爸的信,奶奶眼睛一闭喉头咕噜一声,就落气了。那年月,我爸爸戴罪在身,独自飘零天涯,奶奶怎么放心得下。 我的妈妈也早就做了奶奶,可她总是把老奶奶挂在嘴边。看着儿孙们都大了,妈妈总说,要是你奶奶还在,多好。妈妈说,你奶奶那坟眼啊,是五色土,村里人都说奇,到了冬天,别的坟头上草都黄了,只有你奶奶坟上的芭茅青油油的。 爷 爷 爷爷这辈子,不知总在思考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除非做事,他总是蜷在堂屋的长凳上抽旱烟。旱烟袋老长老长,戳在地上。爷爷不太说话,他有些结巴,嘴里就干脆衔着烟袋。他的眼睛总是望着某个地方出神。呛人的旱烟袅袅娜娜。爷爷到死都是这个样子,在浪漫的读书人看去,像位深邃的哲人。若是夏天,黄昏将近,爷爷早早地就在屋前的场院里烧上一堆浓烟,熏蚊子。天一断黑,吃了晚饭,爷爷就蹲在烟堆旁,旱烟袋伸进暗红的火灰里,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小孩子们嬉闹也罢,大人们拉家常也罢,都不管他的事。他 其实,爷爷一辈子只做过三桩事:种田、种西瓜、当小贩。爷爷的西瓜种在离村子三里以外的河滩上。那河滩没主的,谁家愿意种,就去开垦一片。爸爸说起过小时候帮爷爷守西瓜的事。爷爷在河中间的沙洲上开了一片地,爷爷和爸爸每次都得涉过浅浅的河水,才能去瓜地里。爸爸说那时的西瓜很大很大,一个足有二三十斤。爸爸嘴馋了想偷吃,一个又吃不完,只有干着急。我说那么好的西瓜,是不是很赚钱爸爸说,哪里赚钱?亩产也不高,又不好卖,挑着两个西瓜四邻八乡的转上一天都卖不完。田里只种稻子,那时候禾栽得稀,田里还养鱼。要吃鱼了,拿个竹罩子去罩,一罩一个。猪吃叫,鱼吃跳啊。爸爸说得我都神往起来,可他马上又说,田少了,产量又低,爷爷还得在农闲的时候跑武冈,做些小本生意。那生意做得苦啊,来去都得走两百多里山路,还挑着百把斤担子。有回路上遇上强盗,把货担抢了,还里里外外搜身。爷爷有块光洋,幸好事先缝在腋下的衣缝里,才没有被搜走。可怜爷爷双腿叉开,双手举着,任人上上下下搜个遍,身上的汗就像黄豆样地滚下来。据说,奶奶后来只要说起这事,就怪爷爷不该把光洋藏着,老老实实送给强盗好了,让他们花了这钱绝子绝孙去。万一要是搜到那块光洋,散财还是小事,那强盗还会把你耳朵割掉。奶奶一辈子都在后怕这事。 爷爷闷着头抽烟,他能想些什么大事呢?他在想西瓜怎么不好卖?怎么就不能多置几亩田?能做些什么更赚钱的生意?遭强盗抢劫的事他兴许只是偶尔想起,他在那条路上跑过无数回,毕竟只碰过一回强盗。可就是这些问题,爷爷也许到死也想不明白。这其实是关于他这一生命运的大问题,爷爷注定是想不清楚的。 也许爷爷这辈子什么大事都没想过。他只是一声不响地劳作。饿了,就得吃饭;要吃,就得做事。哪样事情该做,也都是不需要思考的,手和脚就是他的脑袋。有年冬天,爷爷从地里做事回来,见一个乞丐裤子破得像渔网,人冻得全身发紫,缩在稻草堆里嗷嗷叫。爷爷回来,跟奶奶说了声,就给那乞丐送了条裤子去。其实,爷爷奶奶老两口儿总共才三条裤子,轮着换洗。不知爷爷奶奶又要节衣缩食多少日子,才能重新缝上一条裤子。 终于,爷爷身体渐渐虚弱了。先是腿弯儿发酸,后来脚发肿。于是一病不起,撒手西去了。他老人家只活了六十三岁。妈妈说,爷爷是累死的,穷死的。爷爷去世的时候,是否已穿上一条新裤子? 爷爷去得早,那会儿我还没有来到这个世上。爷爷在我脑子里的那些模糊印象,都是我根据爸爸妈妈断断续续的讲述,虚构出来的。爷爷的那些故事,我理不清时间先后,也弄不准到底发生在什么地方,但却是真实的。不像那些线装书里记载的历史,看上去言之凿凿,实则大多是谎话。其实,不管二十四史何其洋洋,老百姓是另有一部史书的。他们更相信口碑相传的祖宗故事,时间长了,祖宗也许就在传说中封神登仙了。民间传说不理会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为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便往往同正史相悖。 爷爷就葬在老屋对门的太平垴。上山的路很陡,顶上却平得像跑马场。满山千奇百怪的枞树,夜半风起,林涛凄厉,很吓人的。风清月朗的秋夜,山里的杜鹃叫得人们鼻腔儿忍不住发酸。那是我们王家祖祖辈辈的坟场。有年清明,爸爸带着全家老小上山扫墓。我们在枞树林里钻了好久,才找到爷爷的坟。坟不大,只是一个扁平的土堆,也没有墓碑。爸爸是凭着坟前的一块石头认准的。我顿时眼睛有些发涩。这就是我爷爷啊他老人家也算过了一辈子啊!我甚至怀疑爸爸是否真的认准了爷爷的坟墓,说不定我们祭奠的只是一堆没了后人的荒冢。 爆竹噼噼吧吧地响起来,我想爷爷是听不见这喧闹声的,他再也不会闷着头想什么大事情。老人家已经安安静静四十多个春秋了。我的云南朋友 那年盛夏,昆明新知图书城邀请我签名售书,我立马想到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便欣然应允了。我很喜欢三联书店出版的书。再说昆明我还没去过,走走也好。长沙正热得要命。 下了飞机,远远地见位敦实的汉子,捧着束鲜花,小跑着过来了。寒喧间,知道他叫李勇,新知图书城的老总。我印象中的云南人正是这个样子,个子不高,能爬山,能吃苦。据 说当年身怀绝技,威震武林的龙云先生也是这种身材。 我平生头一次接受朋友的鲜花,居然有些拘谨。那是些百合花和黄玫瑰,清凉而芳香。上了车,听李勇一说,方知昆明新知并非三联新知,而是家规模颇大的民营书店。我向来对民营企业家多怀几分敬意,他们创业太不容易了。 我俩没聊上几句,就像是老朋友了。李勇说了个掌故,很好玩的。有次在飞机上,他巧遇一位著名笑星。这位笑星望见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我演小品,就是您这套行头。原来,李勇穿着皱巴巴的西装,脚上居然还是波鞋。 李勇身上惟一显得豪华的,大概是他的肚子,腆得老高。我同他开玩笑,说中国人的皮带大抵上有三种系法:系在肚脐眼以上的是领导干部;系在肚脐眼以下的是企业家;正对着肚脐眼系着的是老百姓。李勇听罢,拊掌大笑。 那次我签售的是本旧作,小说集《没这回事》,不可能有火爆场面。李勇却总是说,昆明读者很喜欢您的小说,会排着长队的。我心里有底,笑而不语。 没想到签名售书那天,倒也来了不少人。一位老者说他步行几十里山路,大清早就等在书店外面了。老人想同我多聊几句,可后面还排着长长的队,我只好匆匆同他道了再见。心里歉歉的。 李勇一直站在我身后。我好几次回头,请他坐下,他总憨憨地笑,就是不坐下来。我正飞快地签着名,李勇低头轻声招呼道,王老师,您慢点儿签,喝口水吧,别太辛苦了。过会儿,他又低头说,王老师,人太多了,您就签个名字吧。后来我又见书店的营业员抱着大撂的书,站在读者队伍里。 其实,我早看明白了。李勇先是怕我很快就签完了,干坐着冷场,弄得我没面子。后来见排队的读者太多了,又怕真的辛苦了我,只让我签个名字了事。等我手脚快起来了,他又怕排队的人渐渐少了,场面不好看,就让营业员自己来排队签名。这个李勇,可真是个好人。 当时,我还有公职在身,签名活动完了,立即得返回长沙。李勇却太热情了,我只好在昆明勾留几日。他陪我去了抚仙湖。那湖里有种很好吃的鱼,可惜我记不得名儿了。抚仙湖正如它的名字,果然是沾着仙气的。比方说,抚仙湖同另一个湖毗连,由一河沟通着。可两个湖里的鱼不相往来,总是游到河中有个叫猫鱼石的地方,各自掉头回去。我不曾去猫鱼石看过,可我相信李勇是不会哄人的。后来从电视里知道,抚仙湖底居然还有座神秘的古城。 那次同行的还有贾平凹先生。平凹先生很有意思,哪里只要有他在,似乎就有了神秘的气场,况味就格外不同。抚仙湖边有座笔架山,平凹说,既然叫笔架山,我辈是要上去的。众人应和,拾级而上。快上极顶了,平凹从路旁树丛里捡起个瓦当,瞧了瞧,仍放回原处。我问,算个文物吗?平凹说,有些年代了。 下了山,平凹突然驻足,回望古寺,道,拿着就好了。原来,他还惦记着那个瓦当。我说,再上去一趟?平凹说,都是缘份,算了吧。 次日,我不能再耽搁,匆匆返回长沙。李勇又陪着平凹往大理去了。大理也是我神往已久的地方,好生遗憾。 从那以后,李勇会常打电话给我,邀我有空就去昆明玩玩。可我身不由已,总是走不开。我想念他了,就打电话过去聊几句。今年正月初,突然接到李勇电话,邀我去云南走走。我不好再推辞了,马上买了机票,飞抵昆明。李勇见面就说,这次没有活动安排,只是玩,一定要尽兴。 我已是自由写作者了,了无牵挂,正可担风袖月,云游天下。我们一道去了大理、丽江、建水。可我到底有些过意不去,怕误了李勇的正事。他却说,您来了,陪您就是正事。 大理的风花雪月,丽江的纳西风情,我是卧游已久的。没想到我从未听说过的建水,竟也别有情致。那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民居朱家花园、张家花园,有雄镇西南的古城楼,有土司衙门,有亚洲第一大溶洞燕子洞。最叫我难忘的是建水的哈尼族。李勇和建水的朋友陪我在哈尼山寨过了一天。正逢哈尼族最隆重的节日铓鼓节。家家户户都把酒席端出来,沿巷子摆成长龙,叫长街宴。头人举杯祭祀,祷告如仪,宣布宴会开始,全寨人齐声高喊阿毛坳姆!意思是过年好。席间,土坪里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欢快地跳着铓鼓舞。男女老少兴致来了,随时站起来,抢过话筒唱山歌。可惜我不会记谱,那歌真好听。 我不善饮,平时在兄弟民族家做客,都不敢端酒杯。哈尼族人却是最善解人意的,你不喝可以,只是不要拒绝他们给你斟酒。你的碗本是满满的,仍不断有人过来斟酒,一轮又一轮。白酒、红酒、啤酒、饮料全往你碗里倒。我开玩笑说,这是哈尼鸡尾酒。多喝少喝随你,他们甚至可以替你喝掉大半碗,再同你碰杯,决不为难你。 我们要走了,全村人都放下碗筷,载歌载舞,夹道相送,一直送到村外的公路上。我们上了车,哈尼人扶老携幼,还在那里唱着祝福的歌。我眼窝子浅,忍不住潸然泪下。 可我没能登上玉龙雪山,终究是个遗事。去丽江那天,正好大风,上雪山的索道停开了。我们只好站在云杉坪,遥盼雪山云雾呼啸。那是座神山,想必是人们生来死去灵魂必经的通道吧。 有天,李勇专门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登上玉龙雪山了。他知道我一直惦记着那座神圣的雪山,就说下次您来,我再陪您上去。朋友和啤酒 那时,我还在湘西某市做小公务员。一日,《湖南文学》编辑黄斌先生突然去了我那里。于是呼朋唤友,举杯豪饮。敝乡酒风甚悍,非醉不能解瘾。自然要喝白酒。通常先是连喝三杯,热热肚子。酒桌上总要说些好话的,并无规矩,随意道来。就说这三杯酒,有人会说三生万物,有人会说三生有幸。那回相聚的都是些文人,就说文章总得三段才是回事儿,无三不成文,先干了三杯罢。接着就是各自举杯,囫囵敬一圈。一一碰过,这叫见面酒。再就是各自找人喝了。酒桌上没有道理,却尽是道理。比方我小你三岁,敬兄长三杯;比方你我 两年没见面了,至少要同饮两杯。席间不是七八人,就是上十人。喝到这会儿,每人多少也是十来杯酒下肚了。吓人的却是那酒杯,不是那种剔透玲珑的高脚玻璃杯,而是白瓷茶缸。酒量小些的,没干几杯,就天转地转眼珠子不转了。 我们都喝得差不多了,又嘻嘻哈哈,朝歌厅呼啸而去。侍应生过来,问喝什么茶。有朋友大手一摇:喝什么茶?啤酒!喝什么啤酒呢?我问黄斌,他是客人。黄斌说,金威吧。侍应生愣了愣说,金威?没有。我也没听说过金威啤酒,调侃道,我们这里是山区,好啤酒进不来。黄斌说,金威是新品牌,上市不久,估计你们这里还没见过。 我们只好喝青岛。我酒量本不大,只是年轻,什么酒都能喝上几杯。黄斌却说我海量,事后还写了篇印象记,说我喝酒是三不主义:酒杯不论大小,度数不论高低,颜色不论深浅。此文流毒甚广,贻害无穷,可把我整苦了。每逢酒席,我都推辞不喝。可不管是否见过面的朋友,都会引经据典,黄斌如何如何说,指认我本有喝酒前科,而且酒量不小。 当时我写小说只是业余爱好,并不知道自己将走怎样的路。多喝了几杯白酒,又来喝啤酒,我很快就醉眼朦胧了。包厢装修得有些像湘西吊脚楼,极有情致。我坐在吊脚楼里,望着朋友们在舞池里飘飘欲仙。我没下去,只是枯坐发呆。黄斌陪着我聊天,啤酒杯没有离开过我们手。迪士科舞曲响起来,黄斌招呼我下去蹦几下。我仍是不动身,黄斌自个儿出去了。舞曲激烈,震耳欲聋,灯光明灭很是眩目。一种幻灭感没来由地流过心头。我鼻腔有些发酸,便猛喝一口啤酒,把什么都咽下去了。 两年之后,我调到长沙。那是盛夏,热得难受。黄斌替我接风。我俩在临街的一家酒吧靠窗对坐着。酒吧里倒是清凉。这回喝的就是金威啤酒了。黄斌是个认牌子的人,抽烟多半抽三五,啤酒就认准了金威。我先闷了一大口,感觉真不错。黄斌话不多,总是低头喝酒,一副沉思状。我同黄斌交往很深,有话就说,没话就沉默着。我俩整个下午就呆在酒吧里,东扯西扯,不知说了些什么。只是身旁的空啤酒瓶慢慢多起来,足有十几个。黄斌突然笑道,好好干吧,看哪天混辆车子,混部大哥大。那会儿手机还很奢侈。我摇头笑笑,心里很茫然。 黄斌后来去了北京,仍是做编辑。有回我去北京签名售书,黄斌请我领略京城夜生活。我们去了家据说很有名的酒吧,可惜我记不得它叫什么了。我早已戒酒了,而且因为失眠连茶都不敢喝,只要了杯酸奶。黄斌并不勉强我,他自己要了啤酒。居然又是金威啤酒。我莞尔一笑。黄斌看出我的意思,便说,我是个恋旧的人。他无意间说的这句借题发挥的话,竟让我很是感慨。这十多年,很多朋友离我而去。我走了同他们不同的路,而他们也忙着自己的前程去了。我并不觉得沮丧,因为总有真正的朋友陪伴着我。每到春节,都有很多从未谋面的朋友,发来贺卡,为我祝福。有段时间,外界流传着很多关于我的谣言,有些话还很吓人。一位朋友居然匿名发来电报,对我表示声援。我有太多这种也许终身不可能见面的朋友,我感谢他们。酒吧昏暗的灯光掩饰着我的走神,而黄斌正沉醉在啤酒里。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去了金威啤酒公司做客。我原是应深圳国基地产公司邀请,参加漾日湾畔笔会。金威啤酒公司副总经理陈鹏飞先生半路间杀出,生拉硬拽把我掳了去。原来我们是湖南老乡,见面就没有生分。鹏飞先生读过我所有小说,玩笑说谈谈读后感。一聊开,方知他也是从官场上走出来的,难怪他的感慨那么深刻。他抱来收罗到的我所有作品,请我签名。其中有本《王跃文作品》集,原是非法出版的黑书。鹏飞很不好意思,抓耳挠腮的。我笑道,读者并不知道真假,怪不得你。鹏飞便把这本黑书送给了我,也算是特殊的纪念。我随鹏飞参观了啤酒生产流程,喝了杯刚出锅的生杯。我禁口多年,这回因为鹏飞先生,又破戒了。孩子,你快乐吗? 儿子上初三了,眼看着就要考高中。他每天清早七点出门,晚上七点才能归家。匆匆吃过晚饭,又得做作业。总要忙到深夜,才能上床。见孩子如此辛苦,我干着急。我只能嘱咐孩子他妈,多给孩子弄些好吃的,别让他身体垮下去。 有次,我同孩子讲我的童年和少年,他很是神往。我小时候很苦,但是快乐。我没好吃的,没好穿的,但是有好玩的。我有很多小伙伴,我们爬树抓鸟,下河游泳,上山采蘑菇; 我们夜里同邻村孩子两军对垒打仗,或是悄悄钻进甘蔗地里大饱口福;我们正月十三晚上摸黑偷别人家蔬菜煮年粑吃,那是我们老家最古怪最浪漫的乡俗。据说那是贼的节日。大人小孩都兴冲冲地当回贼,图个好玩。那天晚上谁家蔬菜被偷了,不会生气。 我小时候连贼都是有节日的,可我的孩子没有。他只有永远做不完的作业!只有没完没了的考试! 我们没有耐心等待孩子慢慢长大,我们不允许孩子自由成长,我们不给孩子失败的机会,我们不切实际地希望孩子总是最好的,我们用自己的梦想取代孩子的理想,我们甚至不让孩子有自己的向往。 我们没想过孩子还是童年或少年,急切地把很多大而无当的成人智慧塞给孩子。我们忘记了自己也有过童真和玩劣,过早地要孩子为未来预支烦恼。我们把未来描述成地狱,告诫孩子练就十八般武艺应付劫难。我们也许因为自己卑微而饱受冷遇,便想把孩子培养成高贵的种类又去轻贱别人的卑微。 我们对孩子的爱心不容怀疑,但也许我们只是把孩子当作资本在经营,希望获取高额回报。有人对中日儿童作过对比调查。很多日本儿童说长大后想当名出色的工程师、教师、会计师甚至服装师、理发师;而我们中国孩子志向大得很,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市长、总经理或科学家。但毕竟更多的人会成为普通劳动者,当市长和总经理的永远只能是少数。那么,我们在向孩子灌输美好希望的时候,其实早就为他们预备好了失望。于是更多的孩子便只能带着失望走向社会,他们也许终生都摆脱不了盘旋在头顶的劣等公民的阴影。 可是我们又不得不这样教育孩子。没有好的学业,就上不了好的大学,就不可能出人头地。我们担心孩子面临的依旧是个势利的社会,我们担心孩子遭遇的将是更激烈的生存竞争。我真希望自己的儿子像野草一样自己去长,却又怕他真的成了野草,被人踩在脚下。 我真想问问儿子:你快乐吗?可是我不敢问。我不知道怎样做父亲!不敢看孩子的作文 我不太敢看孩子的作文,不知孩子对作文的感受如何。我的中学时代,好像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写作。那时候,重复别人说过的话,说别人想听的话,似乎是作文的第一要义。作文里看不到我们真实的生活,也听不到我们内心的声音。我们的舌头像石头一样沉重和麻木。我热爱写作,却厌倦课堂作文。 写作应该是睁开自己的眼睛去看,竖起自己的耳朵去听,赤裸着心灵在星空下去感受。 因此,写作就是自由,就是真诚,就是生命的神圣。或者说,写作就是一种真实的生活态度。 那么,学生的作文同真正的写作有什么区别呢?我想惟一不同的只是:真正的写作是一种成熟的表达,而作文则还需要学习着表达。但成熟写作同作文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说自己想说的话。 我如今大体上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心灵去观察、感受、思考和表达,不再看别人的眼色。我不会在自己的作品里说任何违心的话。做到这一点,我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包括时间、得失和无以言说的种种。但是,坦率地说,中学时代的作文方式,只教给我一种虚假的生活态度。它要求我闭上自己的眼睛,放弃自己的心灵,在一种麻木和惰性中说话和生活。这实在太可怕了。这也是我至今不太敢看孩子作文的原因。我想,一个人如果在不知不觉中将那种作文方式变成了一种生活态度,甚至觉得天经地义,这个人的一生算是毁了。如果整整一代人都是这样呢?一代又一代人都是这样呢?我真不敢再往下想了。 孩子马上要上高中了,他得很快学会高考作文的游戏规则。这很可怕。我问他:你怎么看待你的作文? 他说:作文中写的那些事大多是真的,可是那些想法和感受是假的。 我又问:为什么你非要写那些假的想法和感受呢? 他说:这样才会立意深远,以小见大。 我无言以对。难怪在成人社会里,天天都用真实的细节虚构着谎言,人人都习以为常了。耳听韩寒的嘘声 这个时代,大人们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可他们仍在自以为是,指指点点。韩寒向他们发出了尖锐的嘘声。这嘘声让人惊悚。韩寒敏锐的观察力就像一头荒野上奔跑的猛兽,瞬间就能捕捉住猎物。可是,他不兴奋,不大叫。他目光冷冷,嘴角边带着看透了一切的嘲讽的笑。韩寒说,一切都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就让很多像他那么大的孩子甚至大人们都觉得他了不起。韩寒的天赋异禀成了批判现 行教育体制的最好例证。 可是,韩寒的嘘声让我害怕。尽管伯格曼说,人的尊严就在于能够对我们看似矛盾的命运逻辑反复地质疑。可是一旦这种质疑仅仅剩下嘲讽和冷笑,只剩下对生活的一种疏离,我真害怕它掩盖的只是虚妄和虚弱的底色。 我很赞同罗素的话。罗素说,有三种激情支撑了他的一生,这就是对知识的渴望,对爱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悲悯。正是这三种激情使他热爱生活。我也承认,现在少年们确实有更多的理由悲哀和愤怒,他们必须面对更多的孤独和竞争。可是,热爱生活吧,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吧。如果孩子们发出的笑声只剩下了冷笑,那么让人类哭泣的日子就真的来了。第八辑 宝贝时代 鲁迅时代,北京当局禁止妇女养公狗,据说有伤风化,极不健康,应坚决取缔之。可见女人之祸水,不仅荼毒男人,还会殃及公狗。先生闻之,大为恶心,著文讥讽。不知北京当局是否就允许女人养公狗了,未可详考。十分准确的证据是:现在中国妇女养狗早没有雄雌限制了。可见历史真是进步了。但是,想起十几年前,有关方面曾经颁发文件,禁止男性领导干部配备女秘书、女司机,有些滑稽。此份好玩的文件,考虑的仍是公母问题,却不见有母性据此状告有关方面剥夺了她们的就业权,而且侮辱了她们的集体人格。我自愧不如先生,闻之只敢莞尔。禁止女人养公狗 男人坏了,总赖女人。贾宝玉明明自己是个花痴,从小落下个爱吃胭脂的毛病,尤其爱吃妹妹们嘴上的。可他老娘偏要怪他身边的女孩子:好好儿一个宝玉,就叫你们给调唆坏了!金钏儿白白地死了,就因宝玉舔了她嘴上的胭脂。女人被男人调戏了,便是有罪,自然该死。真是天经地义。道理很简单:金钏儿嘴上要是没涂着胭脂,宝玉怎么会去舔呢?该死的当然是金钏儿。 我不知道杨贵妃到底做过多少恶,但单单她是女人,偏偏长得倾国倾城,恰恰独霸“三千宠爱”,她就活该缢死马嵬坡。就因“六军不发无奈何”,只好“宛转蛾眉马前死”了。我想纵然是现代信息社会,很多神秘女人同神秘男人的故事都是云遮雾罩,古人对宫禁之内闺阁之事何以知晓得那么详细呢?其实古人不用知道太多,他们只要听说一个皇帝宠着一个女人,这个皇帝几类商纣,美人无非妲己。别的道理都不用多说,历史绝对如此写了。 中国毕竟进步了,女人不再是祸水。新闻秀才们从来都很具语言天才的,他们曾经创造过“铁姑娘”之类极具后现代美感的名词,近年又创造了个“廉内助”,由此派生的便有“廉嫂”、“廉母”之类。但凡雌性,前面加个廉字,便能薰陶出大批廉洁的雄性物种。前几年,华夏大地,廉嫂辈出,母性伟大,足可见证。可是,母性们还来不及飘飘然,逻辑毛病就出来了:未必男人变贪了,便是女人调唆的?原来,绕了个美丽的弯子,仍是把女人当祸水! 女人抱怨人类至今没有走出男权社会,好心的男人也帮着女人如此吆喝。既然仍是男权社会,天下大事,首当其冲,便是男人。何以出了麻烦,就拿女人抵罪呢?恰如一棵树,叶子黄了,或因水涝,或因干旱,或因病虫,此类真实原因不找,偏拿叶子出气。如此,这棵树只有死路一条。幸好没人糊涂到“廉嫂治国”的地步,不然廉嫂也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说到天下大事,自是痼疾甚多,病根当然不在男女之辩。 鲁迅时代,北京当局禁止妇女养公狗,据说有伤风化,极不健康,应坚决取缔之。可见,女人之祸水,不仅荼毒男人,还会殃及公狗。先生闻之,大为恶心,著文讥讽。不知北京当局是否就允许女人养公狗了,未可详考。十分准确的证据是:现在中国妇女养狗早没有雄雌限制了。可见历史真是进步了。但是,想起十几年前,有关方面曾经颁发文件,禁止男性领导干部配备女秘书、女司机,有些滑稽。此份好玩的文件,考虑的仍是公母问题,却不见有母性据此状告有关方面剥夺了她们的就业权,而且侮辱了她们的集体人格。我自愧不如先生,闻之只敢莞尔。假装无耻 我一听别人骂朱熹心里就特别高兴。对于这个终生倡导“存天理而灭人欲”,实际却是“存自己的天理而灭他人人欲”的人,我心里是颇有些不恭的。所谓“是儒生也,是道学也。儒生道学,是伪者也”。朱老先生名气太大,他的伪君子风范,自古叫人赞好。 朱熹的事,除了他是理学大师,主张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之外,隐约还知道些其它。比如,当年他在提举浙东刑狱任上,眼馋那位美貌有才的营妓严蕊。可是人家严蕊名花有主, 爱的却是老先生的同事、台州知州唐仲友。严蕊虽是个妓女,却颇忠实自己的感情,坚决不从。朱老先生一怒之下,向皇帝赵扩递上奏章,弹劾唐仲友。又以有伤风化罪将严蕊关进大牢,严刑拷打。大有“我摸不得,谁敢去摸”之气概。又比如,他要别人屏弃一切私欲,自己却照样寻欢作乐游戏人生。他那“须酩酊,莫相违,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晖”之句,真是直抒胸臆。又比如,他六十多岁时还娶了个小妾,心中不胜得意受用,大写“不淫不艳”的香艳词。你老头子只要身子骨受得住,再多娶几房小妾别人都没话说,可你别满口天理人欲之论呀! 我喜欢看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的岳不群,我以为写得很好。岳不群这个人是伪君子里登峰造极版,其伪善本领令人叹为观止。他不像朱熹那样多少有好有坏。以我私下之见,朱熹实在是坏多于好。但他多少还做了一点儿文化学术工作。岳不群却是恶到极致的大坏蛋。他除了伪善,还集邪恶、阴险、冷酷、凶残于一身。可他又无时无刻不以百分之百的大好人面目出现,就连他使的剑法都叫“君子剑”。我因为痛恨岳不群,连带张纪中版的电视剧《笑傲江湖》里演岳不君的那个演员都不喜欢,看见他就讨厌。真是殃及池鱼。 我常识里,大多无耻的人都要费尽心机假装出不无耻。假装不无耻还不够,还得费尽心机假装高尚。因为无耻毕竟被人类的正面情感排斥,引为非类。昭白自己无耻,无异自绝于正人君子者流,也不方便继续无耻下去。这些人无耻,但至少知道无耻是耻,所以要“伪”成君子。因为是君子才好混下去,才更容易升官发财。 一日朋友来访,我俩不免清风明月之下,煮水烹茶。朋友是世中高人,属于“大隐隐于市”之类。茶兴好,谈兴亦好,于是说起时下新闻。说到新派武侠小说大师、七十七岁的金庸老先生,不日将上南岳,发起一个真正的“五岳联盟”。我与朋友年轻时曾围炉夜话,拿金庸笔下的武功比武过招。后来知道金庸并不懂武功,小说里那些招数纯属杜撰,不胜伤心之至。我们于是乘兴乱谈,说让这个人当盟主,那个人当盟主。我说,不管谁当盟主,只要不是伪君子岳不群就行。说起往日少年心性,我同朋友大笑不已。 从前所以人人争当君子或伪君子,只因为头上顶着块君子招牌,不但人模人样,而且荣华富贵。你不要荣华富贵都不行,躲都躲不掉。你逃到深山老林里,皇帝老子还要放火烧山逼你出来,硬要把高官厚禄给你。朱熹这位大君子,历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最高的官做到焕章阁待制兼侍读。老先生死后还被追为太师,谥信国公。他如果不当君子,何来这些好事?朱熹者流刺激得人人争当君子,当不了真君子就当伪君子。一旦有了君子名,坏事做绝都没有关系了。 世上是否有真君子,或者君子是否真的可爱,我不想多说。我看到的事实是,现在连伪君子都找不到了。何也?君子这块招牌不吃香了!现在要成大事,不无耻还真不行!所谓“真小人,大丈夫”是也。做什么伪君子?多累呀,还得装。我就是小人,我就是无耻,少来那些扭扭捏捏、装腔作势。我本色,我真率,我直截了当,一发中的。我以我之无耻横扫世界,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无耻着来了。你看,多酷啊!我想金庸老先生这回上南岳搞“五岳联盟”,盟主应是任我行。任我行承认自己是坏人、混蛋,谁奈他何? 侯宝林先生有句话很实在:这世上毕竟坏人占少数,好人也不多,不好不坏的占多数。 尴尬的正是这不好不坏的多数,君子做不了,伪君子不想做,全然无耻更没那勇气,怎么办呢?只好假装无耻。 君子曾经吃香,伪君子便大行其道;无耻成了品牌,假装无耻风行天下。假装无耻也有各式各类,不能一概而论。有的想靠假装无耻出名发财,比方有的作家,硬要把自己说成妓女或嫖客,他们赌咒发誓,证明他们写的就是自己的生活,那才是真人性,才是文学的本质。他们真敢这么无耻吗?我不相信!不是他们不会无耻,不想无耻,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胆量这般无耻。真让他们无耻看看,说不定就是个银样蜡枪头。可是多数人的假装无耻,却是迫于无奈。他们内心其实非常敏感和自尊,却处处碰壁,处处被嘲笑。只好也一脸漠然,假装无耻起来。宝贝时代 我们多幸福,这个时代替我们准备好了一切!我们需要爱情,好莱坞替我们准备好了《坦泰尼克号》;如果我们青春不再,还有《廊桥遗梦》侍候着;我们放不下英雄情结,《骇客帝国》无比神勇地来了;我们童心未泯,看看《哈利?波特》就可以神出鬼没;我们不知该不该看没精打采的中国足球,我们不知在五花八门的啤酒品牌中取其所好,我们不知哪个网站最酷,统统不用劳神费力,各种“宝贝”朝我们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何时流行了宝贝?大抵记得某部宝贝小说沸沸扬扬,才猛然发现当下无处不宝贝。足球宝贝、啤酒宝贝、网络 宝贝等等,让我们应接不暇。 我有个重大发现:不论哪类宝贝,都是女的!都是年轻的,都是漂亮的,包括作家宝贝。 可是,大概受了长沙方言的影响,我脑子里宝贝的宝,总有傻的意思。她们也许把结巴当时髦,说话太多的“然后……然后……这样子”;她们太容易受惊,没来由就朝你“哇!”地叫起来;她们只在乎身上那点儿皮和皮上面那点儿布,而皮下不允许储藏脂肪也不允许储藏涵养;她们永远长不大,古人也就万万岁,有位唱歌的宝贝就说了,岳飞是谁?能请他替我写歌词吗? 时代总有自己的流行色彩。记得从前读十八、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贵族沙龙里,男人总是中风,女人总是晕倒。男人中风是真的,因为中风之后不是呜呼哀哉,就是偏瘫或呆痴,谁也装不出;而女人晕倒多半是装出来的。当时上流社会的时髦,女人必须束胸束腰,束得越紧越好;因为束得太紧,心脏受压,血脉不畅,贵族女人便是脸色苍白,喘喘嘘嘘;于是,女人越是病态娇弱,越是高贵美丽。因为娇弱,受惊自然是要晕倒的。谁不晕倒,就不娇弱,就不高贵,就不美丽。无限上纲大概是国际法准则,女人受惊不晕倒,便上升为没教养,进入道德范畴了。于是,灯红酒绿的贵族沙龙里,只要有女人晕倒,准会像玩多米诺骨牌,晕倒一片。男人很风度,明知某位侯爵小姐是假装晕倒,也会上前抢救。他温柔地呼喊着侯爵小姐的名字,情意绵绵。而假装晕倒的侯爵小姐听得明白,却仍要闭着眼睛再睡一会儿。最占便宜的是贵族的家庭医生,他说不准还会有机会给侯爵小姐做人工呼吸。 其实,女人流行的变化,只是男人脾胃的变化。十八、十九世纪法国贵族妇人束胸,无非是为了把双乳高高地托起。没别的,这样很合法国贵族男人的胃口。遗风延及现在,西式晚会上,女人晚礼服至少背部必须袒露着,据说这是起码的修养。让女人冒着感冒的危险露着背,还硬要往修养之类道德概念上去扯,霸道不霸道?我敢打赌,立下这条道德规范的肯定是男人。男人们自己却西装革履,一幅道貌岸然的样子。我有回参加此类聚会,故意幽默道:真是阴盛阳衰呀,女人们袒胸露背的还热情似火,男人全身裹得严严实实还直打喷嚏。 男人们的脾胃是最不忠诚的。大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时风勃勃向上,很多女人自主创业,干下些事业。于是,“女强人”一词应运而生。她们令人敬重。可是冷不防,不知哪里发起了关于女强人的讨论。于是,手头有番事业的女人谁也不愿顶着女强人的帽子了。我敢再次打赌,肯定是因为男人们不喜欢女强人了。猛然想起菲律宾现任总统阿罗约,这是位令我怀着些温情去敬重的女人。她简直太可爱了。看看她与同事模仿骇客帝国造型拍照的样子,看看她玩帆板吓得直哭的样子,看看她挫败军事政变之后几乎有些天真的样子,你不得不被她的亲和力折服。我如果是她的选民,肯定会投她一票的。可是谁敢说她不是女强人呢? 可是中国正值宝贝时代,很多女人搔首弄姿作宝贝状。我正写着这篇文章,忽听锣鼓喧天。伏窗而望,见很多老大爷老太太红衣红裤红绸带,扭着秧歌来了。准是上头又组织什么重大活动了。我猜明天报纸上必定会有条新闻:群众自发地组织在一起,热热闹闹地扭起了秧歌。魔鬼词典里应加上个词条:自发,指有关方面采取行政命令手段组织群众开展某种活动。秧歌队渐渐远去。我忽然觉得这些老人也被人当成宝贝了。他们该叫什么宝贝呢?真不好命名。宝贝原来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宝贝无处不在。贬义小资 如果你有大学文凭,中产收入,正当青春,观念前卫或伪前卫,爱吃比萨而且言必称减肥,穿名牌休闲服,看欧洲艺术电影影碟,“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那么,你可以称自己为小资了。 如今,小资以睥睨一切的眼神在城市的繁华街头招摇过市,一不留神就被他们撞着了。有一回,我好不容易也小资一回,陪朋友在真锅喝炭烧咖啡。里面自然是香风习习,灯光柔 暗。同朋友一起来的有一位尖嘴猴腮之男人,自称是拍艺术广告的,脸上长不出胡须便把些黄色绒毛宝贝似的蓄着。他翘着一根食指顶着脸颊很认真地宣告:我是很小资的。在中国我只适宜于上海。 我嘴里的咖啡一口喷出,险些儿在这位小资的脸上画了一幅后现代的即兴画。 小资们首先在于小。那些都市小男女们追求的不过是那么一种小情调,小氛围,小打小闹。玩真格的吗?玩不起,也不敢玩。说到生活享受,你开得起宝马奔驰吗?敢放下工作去加勒比阳光海岸度假吗?也许喝咖啡穿名牌休闲服你都得精打细算着。向往浪漫和冒险吗?虽然言必称切?格瓦拉,可是见到街头有人抢劫,你兴许比谁都跑得要快。追求个性特立独行吗?你偶尔有一回用的香水牌子不那么地道,自卑得恨不能就立即小兔快跑,人间蒸发。观念时尚前卫吗?你除了分得清从香水、衣帽到卫生洁具的品牌,宣称二十岁已经老矣,“结婚或不结婚这是个问题”,好像也没有更多吓人之处。观念时刻更新着,你好不容易让保龄球打到了两百分,猛然听说此种玩儿原来很不格调了,只怕羞得要往地底下钻。 我的印象中,小资一直是一个贬义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代表一种似是而非的伪激情。在游戏的范围内玩一把浪漫与心跳,冷不丁也许就功成名就、风头出尽。一旦性命攸关,立即悬崖勒马、改头换面。这其间并无多少真正的理想崇高可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它被批得体无完肤、声名狼藉,却因为被强行嵌上了人性、美好、温情这几颗钻石,小资这个词反而获得了遮蔽不住的耀眼光芒,被人们偷偷赞美与向往。在那个人性与美缺失的年代,小资毕竟代表着一种低等动物之上的东西,轻轻地念出声来,多么轻柔温暖,仿佛心灵的抚慰,让人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人。 可是如今的小资又恢复了它那轻飘飘的质地,它以浮萍的姿态飘浮在都市的空间。在中国,它没有历史,没有宗教,没有来龙,也没有去脉,甚至已经褪尽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貌似的浪漫与激情。至少那时的小资们还能冲动。虽然他们不彻底,软弱,但他们至少是真诚的,或者真心实意以为自己是真诚的。有的时候,他们也能为自己追求的东西流出几滴血。可是现在的小资们呢?恐怕大多只是在吃力地扮演着一种小资姿态而已。他们是绝对自我中心的一代,没有社会责任,摆脱了历史阴影,人生的目地就只剩下了消费。他们不去思考哲学,那会使他们变老。他们躲避着激情,因为那样又累又容易受伤害。他们追求着优雅和情调,可并没有多少真正的诗性所在。有时我替他们急,他们好像更多的只是为了扮演着小资来给别人看。这本身就是个表演与做秀的时代,你方唱罢我登场,小资们怎甘寂寞! 小资们的思维方式好像是先抽象,再具象。比方说,他们莫名其妙地崇拜红色偶像切?格瓦拉,却把这个铁血男人抽象了。切?格瓦拉是什么?是某种狂热的主义,是战争和流血,是绝对要朝小资们开枪的革命者。小资们却单相思地把切?格瓦拉抽象成革命和做爱。如果说作为观念的革命和做爱,只是象征着青春激情,那么这种激情最后让小资们具象开来,就只剩下了血脉喷张的性器官。抽象和具象是小资们手头的两架果汁机,而他们要的往往不是果汁,而是榨干精华之后的糟粕。 当然,这样也并没有什么不好。小资们会说,你撑着了?小资招谁惹谁了?搞那么沉重干什么?我们的生命要的就是那份轻松和真实,用不着对谁负责。生活的轻松就是简简单单的轻松,我们不要所谓的无法承受之轻。你说小资可笑,你还小资不起来呢。你会小资吗?你有资格小资吗?小资可是一种品味、一种格调、一种人生的境界就你,养家糊口去吧! 十几年前小资们可还没这么猖狂。那时流行的一个词叫“愤青”。相比于现在的小资们,我真愿意对当年的愤青们脱帽致敬。因为愤青至少还是热血青年啊。可如今的小资,生命里到底有多少真实的东西?他们的根扎在哪里?在人生的过程中,他们又能以小资的姿态存在几年?我无法想像一个六十岁的老头或老太,白发萧疏,用一根满是老人斑的手指戳着皱巴巴的腮帮子一本正经地说:我是很小资的哦!感情动物 鄙人外表纯良,貌似忠厚,不传是非,颇得一些女士的信任。有时也做做她们的“安慰天使”,其实就是摆出副忠实的大瓷缸样子,让她们往里面尽情倾倒泪水。我素来敬重这些女士,她们的聪明智慧绝对在我之上。可是,一遇到感情问题,她们好像就糊涂了。旁人看来一目了然的事,她们却执迷不悟,难于取舍,终于弄到爱断情伤,令人叹腕,也令人不解。 可是,女士们总能很快地原谅自己,摇一摇头,擤一擤鼻子,抹干眼泪,一句话就为自己解脱了:唉,女人嘛,感情动物,没有办法。 我老婆自然也是此类感情动物。她平时好像并不傻,但只要遇计算问题、技术问题、逻辑问题,总之,但凡是她不感兴趣或者想偷懒的问题,她总把头摇得拔浪鼓似的:不行不行,女人是感情动物,弄不了这个。在她的语言里,使用频率最高的句式是:我最喜欢什么什么,我最恨什么什么。总之,评价事物的标准大多出乎于感情。 女人确实是感情动物。自古以来,感情驱使下的女人们不知做出过多少惊天动地的事。感情有爱恨两极,女人们似乎总喜欢在两极间风风火火地奔跑。强烈的爱可以使女人舍生忘死,强烈的恨亦然。古希腊神话里的美狄亚,因为爱情,她背叛慈爱的父亲,帮助爱人盗出金羊毛,跟着他背井离乡。又因为失去爱情,仇恨让她亲手杀死两个亲生的儿女,施毒计害死丈夫的情人。似乎一切行为都无需理智,只因为感情。中国的孟姜女哭倒长城、花木兰代父从军,由爱而生出的勇敢和力量足以使天地变色。 感情确实是女人勇气和智慧的源泉,也是她们无私无悔的惟一理由。可是,感情是什么?一支断箭!中国古代有这么个故事:一对父子双双从军,父亲英勇善战,已贵为将军,儿子却是无名小卒。父亲便交给儿子一个精美的箭袋,告诉儿子说,这里面装了一支祖传宝箭,神力无比,它会保佑你冲锋陷阵、所向披靡。只一条,万万不可将箭抽出来看。从此,儿子日夜将箭袋带在身上,果然神勇无比、战功频频,终于也成了将军。一次战斗中,儿子实在忍耐不住好奇,将那支祖传宝箭从箭袋中抽出一看,大吃一惊。原来,那不过是一支锈迹斑斑的断箭。儿子再没有了往日的自信和神勇,一刹那的犹疑就死在了敌人的箭下。父亲万分悲痛,摇头而叹:儿子啊,没有自信,谁也保佑不了你! 窃以为自诩为感情动物的女人,一旦陷入她们的所爱所恨,就像佩上了那个祖传的箭袋,无怨无悔、神勇无比。可是,一旦感情变质,又如同终于发现箭袋中不过是一支断箭,刹时乱了方寸,然后怨忿、泪眼,甚至轻生。遇着难事,好不容易熬过来了,却不去想想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仍是摇头感叹:女人嘛,感情动物。如此,下次不免又要哭哭啼啼了。 没有感情,只懂算计的女人是可怕的。可是,懂得感情,只认自己是感情动物的女人,固然也可敬可爱可叹可惜,却太容易受到伤害,有时也使她们变得自欺欺人。其实,不论男人女人,都需要拿感情做生命的底色,然而在这底色之上,多少还应该有一些超脱爱恨本能之上的东西,有一些理智和意志。娱乐乎?预言乎 ? 前几日看了一场电影,《黑客帝国3》。这一看,竟吓出一身冷汗来。我的上帝,你原来真是有的,而且你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一台极端高智能的机器,一台能不断自动升级、自我完善的计算机。人类存在的惟一意义,就是共同充当这台计算机的肉体电池。人类意识里所具有的七情六欲,千姿百态的生活——上班、购物、吃喝、恋爱,所有的悲喜与疯狂,全是一种幻觉,一种网络中虚拟的世界。轻松的娱乐快感中让人体会着某种深层次的恐怖,正如一位哲人疑问过的:谁知道这世界不是被一个魔鬼控制着呢? 只有极少数人了解真相。可了解真相的人幸耶?不幸耶?有人承受不了面对真相的痛苦,逃回到虚拟的网络里,心甘情愿再去做一个如同肉蛹一样把能量供给机器的电池。真实的残酷被遮蔽,只剩下虚幻的幸福,这幸福在意识中却又是真实的。真耶?幻耶?假作真来真亦假,辨别真伪究竟还有没有意义呢? 哈姆莱特有一句台词已成了经典: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人们总喜欢在各种不同语境中套用这个句型,不过,大多时候是追求一种荒诞的效果,为了反讽和解构。可是,如果我们在此处也套用一回这个句式:真实的痛苦还是虚幻的幸福,这是个问题。这个套用未免太过沉重,让人无法选择而又无法回避。墨菲斯怎么选择呢?他倾毕生之力找到了拯救人类的“救世主”尼奥,可这尼奥原来也不过是电脑为了让自己进一步升级的一个程序。一切尽在程序的掌握中。孙悟空一个筋斗翻了十万八千里,却还在如来佛的手掌心。那种明了真相后的痛苦和绝望,实乃凡人无法直面。 很多以幻想为前提才可能存在的东西往往会使人忘了它是幻想。比如童话《小王子》,比如科幻片《黑客帝国》。《黑客帝国》里有些道理颇耐人琢磨。尼奥确实只是电脑为自己升级而设置的一道程序。可尼奥最终还是成了击败电脑、拯救人类的救主。为什么?因为每一次他都违反了趋利避害、自我保护的原则,主动选择了死亡。正是死亡,才使他获得了更高一级的生命,摆脱了作为一个电脑程序的命运。而电脑为什么要给自己设计一个如此危险的病毒呢?它是为了让自己有一道更厉害的防火墙。这个世界似乎共同实践着这样一条真理:置于死地而后生。只不过,一个是在并不知道自己死后有生的情况下选择了死,另一个是自以为自己一定不会死而选择死。两者相形,高下立判,胜负定局。于是,尼奥赢了,人类获救了。 曾看过一篇小文章,好像说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想像力,理由是中国没有科幻片,有人不服,于是举《封神榜》、《西游记》之类佐证之。其实,外国人说我们缺乏的是预言式的科幻片。这确实是中国的弱项。中国人的幻想力似乎仅限于过去和局部,盘古开天地、孙猴子取经,如此这般,还能有些许幻想,但若想像未来人类生活的模样、想像未来人类社会的完整形态,似乎比较费力。是不屑去想那些离现实太远之事?还是现实负累过重没有余力去想?或者干脆就是想不出?总之,中国人真不会像外国人那样,哲学的、宗教的,甚至人类终极命运的、宇宙起源第一推动力等等,都煞有介事地给你描绘出来、演绎出来,你不得不提前思考,惊悚,警惕。人类要往何处去?只能往何处去?尽管永远没有答案。中国爱情通俗版 大概不同民族的爱情,有不同的经典版本。西方爱情的经典版本似乎都是王子和公主历经磨难、最终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中国爱情的经典版本则好像都是公子落难之际,小姐以身相许,最后公子中状元,洞房花烛夜。这同西方爱情异曲同工。 受朋友之托,作应景文章,我曾硬着头皮看了电视连续剧《青河绝恋》。只看了几集,便领略到了中国爱情经典版之外的通俗版。据说这部电视剧很热,也许因为通俗版的爱情更 贴近大众。爱情的经典版同通俗版其实骨子里没区别,只是后者纠缠了更多的爱恨情仇,而演义的无非都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爱情。 那么,这种爱情是什么?我以为是自虐,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那是爱情的话。 这种爱情就好比一只味道鲜美的兔子,渴望被老虎吃掉而且必须被吃掉。有时候,这只老虎的名字叫义。这是中国人价值观念中至高无上的东西。杀生取义都理所当然,何况杀爱情取义乎?!老虎坚信生来就有吃兔子的特权,不吃掉兔子,就显不出老虎的高贵;不吃掉兔子,老虎就不可能有真实的血肉,也就不可能显示出老虎残暴的力量。如果一只老虎不残暴,它还能叫老虎吗?所以它必须吃兔子,吃的过程还必须越血淋淋越好。越血淋淋,那只叫做义的老虎的形象就越神圣。 最让中国人动情地抹眼泪的爱情,似乎就是这么一只可爱的兔子。它的幸福就体现在被老虎吃掉上。一只能被老虎当作食物的兔子是幸运的。它趴在虎爪边颤抖,泪水涟涟,等待着被吃掉。那种颤抖是幸福的颤抖,那种泪水是幸福的泪水。兔子生命的意义就在此。如果不能被老虎吃掉,那还能算一只高尚的兔子吗?如此,作为兔子,最悲惨的命运似乎成了不是被吃掉,而是没有被老虎来吃! 爱情兔子还有男女之分,贵贱高下又有不同。 男兔子高贵,因为取义成仁的使命往往非他莫属。为了显示义的神圣,义的祭品必须高贵。为了成就男兔子的高贵,又必须有女兔子为他牺牲。所以女兔子还不配享有为义牺牲的高贵命运。她的最高幸福便只能是心甘情愿地为男兔子牺牲。 如果几只女兔子争着要为一只男兔子牺牲,怎么办呢? 古人老早就有训在先了:后妃之德嘛! 我从不相信共为一个男人而争宠的女人之间会有真正的宽容与爱。我甚至认为这不过是女人为了蠃得男人欢心的另一种手段,是一种更残忍的自虐。这种后妃之德把女人逼向了更深的奴性,如今却成了电视机前无数人为之唏嘘感动的理由。因为男人们要缅怀那逝去了的尊贵和实惠,女人们则可以笼罩在自我牺牲的高尚的虚幻光影里。 我总觉得,女性的善良宽容只有在摆脱了男人的阴影后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当女人们不再共为一个男人而争宠,她们才有可能真正找到自己,坦然面对被层层压抑在内心最深处的自我真面目,才有可能最自然地将女人天性中的善良美好释放和升华,展现出健康的人性。 所以,我们瞪大眼睛,努力在《青河绝恋》中寻找让爱情真正升华的理由和力量。 我们也许根本不可能从任何电视剧里看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但可我们仍天天在看。也许生活太沉重,太枯燥,太乏味,正像卡尔维诺说的,我们需要减轻些重量。野蛮女友来也 大凡读过沈复《浮生六记》的人都会忘不了芸娘。芸娘是沈复的妻子,娴淑聪慧,擅风情又解人意,与夫君感情深厚缠绵,不幸早死。沈复把他们夫妻的哀艳故事写得幽芳凄绝,读之令人心醉。以至林语堂都说,芸娘是中国最理想的女人,得妇如此,三生有幸。 我却不怎么喜欢。我总以为在中国,生活最黑暗的便是妇女儿童,因为历史上从没把他们当人看过。西方学者坦陈“中世纪以前没有儿童”,说西方中世纪以前从没把儿童当成具 有特殊情感要求的人来看待。中国什么时候发现了儿童,把儿童当做有独立人格和特殊情感需求的人来看的?消极一点儿说,好像现在都没有。现在的儿童,吃得好,穿得好,物质生活有求必应,但在精神情感上,相当程度儿童还是父母意志的服从者。中国的妇女就更惨了。古人有训,女人在家从父,出家从夫,夫死从子。中国的儿童如果是个男孩,好歹有长大的一天,那就总算熬出头了,做一个大男人威风威风。他们在外面做不做奴才不知道,在家里总可以做绝对主子的。可怜只有妇女,永无翻身之日。更可悲的,妇女从小身受传统文化的奴性教育,以当好丈夫的奴隶为己任、为光荣,美其名曰“妇德”、“妻性”,实在这里头更多的是奴性。现在的妇女,制度性解放可算是实现了,但未必就获得了深层文化意义上的解放。 向来为中国男人们津津乐道的芸娘就是一个美好的奴隶。固然她算有幸,丈夫爱她疼她,也懂得欣赏她的灵心慧性,可根本原因还在于她本身的“可爱”。为了做到如此“可爱”,说穿了,就是她的一切喜怒好恶都以丈夫的脾胃为准绳,百依百顺。她的善解夫意之“可爱”,竟能主动为丈夫选妾,周密筹划,亲自把看中的女孩憨园诱入闺房,百般哄劝,直到终于将一只玉镯戴上憨园手腕,然后奔出闺房向丈夫邀功:此事成矣。后来憨园被一富商夺去,芸娘因之自责到吐血落病,再三为丈夫无福消受憨园而叹惋,直至郁郁而死。此种妇德,中国的男人当然要大加赞颂的。 曾有种论点说,太平天国妇女的解放是人类史上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论据是太平天国的妇女走出了家庭,广泛参与到战斗和生产中来,而且“天足”。可是,洪天王洪秀全亲自撰写的《妻道》却规定: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还规定了一个“十该打”的条规:服事不虔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人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我真不知道历史上还有哪个奴隶主、邪教主能比洪天王更残酷地对待妇女。那些固守教条的太平天国研究专家仍在为如此残暴腐朽的天王叫好,实在是没了良心。 鲁迅先生有言: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愚民的专制使人们变成死相。大家渐渐死下去,而自己反以为卫道有效。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我真情愿妇女们首先能做到如先生所说的“六敢”,哪怕她们因此变得不那么可爱。虽则如此,她们至少能以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以自己的心灵去感受,是一个有真生命真情感的独立的人,能自己把自己当人看。须知道,女人不择手段牺牲自己的一切,只为了把一个男人紧紧抓在手里,这并不美好。 据说现在挺流行“野蛮女友”,是不是对传统妇德的反动呢?奢侈的失恋 歌曰:爱情是场感冒,烧退了就好了。年轻人哼着这首歌,有些油腔滑调,有些心不在焉,有些顽世不恭,有些下意识或无意识。他们好像不再用脑子思维,只用五官和手足;或者干脆就蔑视思维,感官刺激比思维更加撇脱和实惠。时下行为艺术多是笑料,他们便都是前卫的行为艺术家。这个种群好像有个时髦的称谓:哈韩族。他们通体韩服,肥大得恐怖,双肩包当单肩包斜挎着,在大街上摇头晃脑,簇拥而过。我望之头皮发麻,侧身避让。我明白,自己真的老了。 有旅日学者回国,同我说到村上春树。她说日本仍有很多严肃作家,认真从事着纯文学写作。他们靠出版文学作品根本没法生存,但他们令人敬重。而那些通俗文学作家,往往被人看成低俗者流。村上春树例外,他既是位通俗文学作家,又是位颇负声望的思想家。他的书好销,人也不掉格。我闻之神往:效法村上春树多好,腰包弄得鼓鼓的,羽毛又梳得光光的。村上春树的青春小说,少男少女少妇和少爷气的成年男人都爱看。据说他的每本书在日本都要印到几百万册以上,在中国也要印几十万册。中国作家同每位同胞一样,实在穷怕了,顶顶重要的是先把肚子塞饱。谁以为中国作家计较稿费就有辱斯文,我便恨不得煽他个斯文的嘴巴。他们自己捞起钱来可以六亲不认,却要老子去斯文,呸!这个呸字是跟鲁迅先生学的,还嫌斯文了些。依老子脾气,就得用上国骂。 想学村上春树,却苦于自己青春不再;贩卖往日青春,又怕没有市场。夫人在高校从教,便求助于她。她说,青春嘛,无非是爱情和忧愁。可是现在的大学生,没有爱情,也没有忧愁。 怎么可能呢?记得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报道:俄罗斯有个成年男子让一位十一岁的女孩怀孕了,警察当局要追究那男子的法律责任。不料小丫头挺身而出,说,不!这一切都是爱情的结果!我看罢忍俊不禁。可眼下说中国大学生已没有爱情了,我不敢相信。人家俄罗斯乳臭未干的小女孩都懂爱情,中国人怎么了?难道男女之事都有个中国国情?夫人笑曰:现在年轻人,谁说失恋了,会被讥为老土。他们没有失恋,无非是换个人做爱而已。失恋,已经是种很奢侈的事情了。 可我仍是懵懂。没法躲避的激素、转基因食品及带激素特质的影视文化,催得孩子们早熟。幼儿园的小朋友已学会了争风吃醋,小学的调皮男生背地里给男女同学配对儿,大学校园的情侣们按日韩电视剧的经典姿势热烈拥抱,如此如此,怎么就没了爱情呢? 不过,说起早熟,年轻人又有意见了。祖先们不更加早熟?往远了不说,单说光绪皇帝大婚,册立一后二妃,他最宠爱的珍妃才十三岁。依现行法律,这位皇帝要以强奸罪论处。再说那皇后,小小年纪,就得母仪天下,真神人也。那么,中学生、大学生就不可以拉拉手,搭搭肩,做做爱?怎么就是早熟了? 看来,他们仍是有爱情的。然而,他们的爱情只是感冒。感冒本来有多种体征,有的咳嗽,有的头痛,有的喷嚏,有的畏寒,有的发烧。而据说他们这种感冒,通通只是发烧。有种特效药,患者自备,注射几次,烧就退了,病就好了。这让我想起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我们村有个女知青,长了满脸青春痘,问怎样才能消掉。生产队长说,往脖子下面三卡的地方,打针西林油,就好了。有两处需做训诂:卡是当地方言,大拇指和食指用力岔开为一卡;西林油是上世纪七十年代通用的注射液,白色,黏稠如牛奶,患爱情感冒症的这代人没见过。没想那女知青是个傻大姐,真的就收腹挺胸,卡将起来。才卡到两卡,发现上当了,哇地红了脸,大骂队长流氓。如此说来,那位生产队长原来很前卫的。 爱情本来就是种稀有元素,人类开采了几千年,早已所剩无几了。据说,在中年男女那里,还有些许储存,但也不是富矿,就像乱开滥采的小煤窑,百孔千疮。中年女人的爱情会遭何种境遇,我没法臆测;中年男人,冷不防就会碰上尴尬。有回在饭桌上听某女说,她向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发了个暧昧的手机短信,本是玩笑,他却当真了,弄得很不好意思。她的结论是,别同四十多岁的男人开感情玩笑,他们会信以为真的。我听罢自嘲:男到中年,就得让小丫头片子当猴耍了。 正写着这篇文章,听说一位朋友最近又失恋了。我这朋友,说他风流倜傥,义薄云天,并不溢美。因为事业成功,自然老是恋爱。我曾经同他开玩笑:一个人谈点儿恋爱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谈恋爱。他听罢诡谲而笑。他最近这次恋爱,始末我都见证了。他爱得像模像样,并不只是年轻人的感冒,简直是病入膏肓。所以,他就真真实实地失恋了。真是奢侈,他居然抛开朋友,独自去了个遥远僻静的所在,面对崇山瘦水,玩他的失恋去了。这时节,那朋友去的地方,应该开满了杜鹃花。他若知道杜鹃啼血的典故,真该换个地方去凭吊爱情。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年男人就最讲认真。我的又一位兄弟,说他前几年读《廊桥遗梦》,居然嚎啕大哭,状同京剧票友吊嗓子。我听着虽是大笑不止,心里却淡淡的酸楚。谁让我们都进入了中年呢?却又想起某女奚落她的男友:你就看什么《廊桥遗梦》了,早着呢!看看那对男女,我竟有些不屑:你们中年之后,只怕什么梦也遗不了! 有人编了本书,好像叫《正在消失的词语》,很有意思。我想若干若干年后,汉语如果还有幸存活着,也许会收录这么一个词条:失恋,不常用词,指古人类具有的一种特殊心理现象,即男女交媾一段后不再往来,一方或双方感觉头昏、失眠、厌食、精神萎靡,少数人伴有自杀反映(见不常用词殉情)。人类这种心理现象同爱情、友谊、真诚等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期逐渐消亡。第九辑 仁勇与忧惧 孔子说,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鲁迅便是这样的仁勇之人吧。虽然他对国人世事一样的绝望。但他始终能有韧性的战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菩萨的大哭笑 我总有一些很可笑的念头放在心里缠来绕去,不得其解。比如菩萨会大哭大笑吗?他们大哭大笑时是什么样子?我真想写一部让菩萨也大哭大笑的小说。我知道佛是不会大哭笑的,他们已洞彻一切、了无因果、法力无边。可菩萨毕竟比佛还是低一级。我案头就有一尊木雕的菩萨,低眉垂目,嘴角现出一丝淡淡的笑容,一派智慧安祥。 这菩萨曾很使我惭愧,也让我无比羡慕。他姓甚名谁,来历怎样,有何法力我都不知道 。他衣裳破旧,漆迹斑驳,连足下踩着的莲花宝座都裂了坼,真不知在尘世已流转了多少轮回。可他依然波澜不惊,似喜似悲,安祥尊贵,连眼角儿都不曾抬一下。 我曾想,做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菩萨。人不可能做成佛,因为佛已不是人。可如果真有了大智慧,像菩萨那样笑看人生也许并无不可能。比如以前,我心目中的杨绛钱钟书夫妇,如果让我给他们画一幅画,我会把杨绛先生画成一棵绿意丰盈的树,把钱钟书先生和他们的爱女画成栖在这绿树上的两只鸟。树永远在,也永远绿,所以两只鸟就放心地啁啾淘气,尽着自己的痴情痴气生活。这树和鸟虽也在红尘闹市中,眼睛把俗世悲喜看个清清楚楚,心里却并不受一点儿沾染。血雨腥风何尝没有,可树把风雨挡着,把鸟儿护着。风雨过去,树直起腰来,抖一抖雨水,眉目间依然淡淡的,舒展的。鸟儿依然啁啾淘气着。我想,这种境界,就是菩萨了。 今夏,我读了杨绛先生以她九十三岁高龄写下的回忆录《我们仨》,我读到她写的“我们稍微有一点快乐,就会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不觉一下悲从心来。我突然明白,菩萨也会大哭的,这就是菩萨的大哭了。 原来菩萨早已明白,人生的真正快乐多么稀罕难得,多么值得珍惜。而懂得珍惜这稀罕难得之人生快乐的人能聚合在一起,更是“不寻常的遇合”。为着这人生快乐的稀有难得,值得大哭。为着这懂得的人能聚合在一起,生生死死、相依为命几十年的不寻常,更值得大哭。 这大哭亦是大喜。懂得了人生快乐难得,找到了一点点儿快乐,又能将之变成非常的快乐,这是大喜。与懂得的人相聚,一起享受这稀有的大快乐,更是大喜。这大喜的得来,需要有多少灵心慧眼、多少对人生苦难透彻的体味和承担、多少理性和坚强才能得到。然而,缘起缘灭,一切虽然都了然在心,铭心刻骨,念兹在兹,可一切最终又都得放下、交出去,眼睁睁看着它离散、逝去、灰飞烟灭。这大喜之中又是蕴含着怎样的大悲! 这就是菩萨现在的样子了。大喜过,大悲过,最后低眉垂眼,留一丝嘴角淡淡的微笑,是一种曾经沧海过的大彻大悟,一种幻灭后似喜还悲。 “我们稍微有一点快乐,就会非常快乐,所以我们是不寻常的遇合”。仔细琢磨着这话里的彻骨悲哀,我双泪纵横。 炎炎夏日,热浪舔噬着一切。想着人生种种,我的心却有了如许的悲凉。陌生的广东人 某报索稿,命题作文:写写广东人。这可难煞我了。 我家乡的方言里,“广”字带有傻的意思。比方,“广鸡”意思是马大哈;“广里广气”就是傻里傻气;谁说话口齿不清,就说他像个广东佬。精明的广东人,在我家乡老辈人的眼里,似乎个个都有些弱智。我想这种隔膜的缘由,大概因为语言不通,就像百多年前的中国人看外国人,红毛绿眼像个野人,就连他们的膝盖都不会打弯的。 我同广东人没有太多交往,很多关于广东人的识见,不是书上读来的,就是道听途说的。 广东自古物华天宝。唐人段成路的《北户录》,记载岭南风土物产,种种奇异,令人神往。高潘有一种无核荔枝,五六月熟,莹白如水晶,汁液甘甜,真乃奇果。此果是否就是苏东坡馋的那种?不然他怎会“日啖荔枝三百颗”呢?《北户录》里更记有一种睡菜,五六月生田塘中,长得像莲藕根梢,食之好睡。我长期受失眠之苦,不知现在能否找到这种睡菜? 广东古时有好多稀奇事。比如用鸡蛋占卜,巫师把鸡蛋扔出去,有蛋黄的是凶兆,没有蛋黄则万事大吉。鹦鹉的背不能触摸,摸了会患“鹦鹉瘴”,浑身颤抖着死去。鹤子草是媚药,女人食之,风情万种。树叶能化蝶,竹子可化蛇。广东人还相信孔雀是不交配的,雌孔雀只要听到雄孔雀的声音,或看到它的影子,就会怀孕。我想幸好人类不像孔雀,不然这个世界岂不大乱。 衣食住行,广东人特别注意“食”。原本排在头位的“衣”,广东人倒不讲究。男人们穿着大短裤,踢着拖鞋,手挥蒲扇,招摇过市,不是去喝茶,就是奔别的什么美食而去。广东人舍得在吃上面费脑子下功夫,这正是他们的聪明实在处。民以食为天,吃高兴了比什么都重要。广东奇异的出产多,他们吃得也特别复杂怪异,简直匪夷所思。雕豆腐、灌汤黄鱼、齐天大圣会虎鲨、龙虎斗且不说,居然还有踏雪寻熊、滚油烫猴脑。据说有一种菜叫做“三叫”,吃刚出生的老鼠,粉嫩粉嫩,咬到嘴里还要吱吱吱叫三声,颇令人毛骨耸然。最近听到一个笑话,说如果广东人抓到一个外星人,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东西怎么吃?清蒸还是红烧? 古时候穷官最愿意到广东任职。《晋书?吴隐之传》里说,广州环山临海,富产珠宝,一箱子珠宝几世都用不完。虽然那里有瘴气,却是发财的好地方。所以,古时那里的刺史多有贪官污吏。离番禺二十里的石门,有一处泉,饮者怀无厌之欲,变得贪婪无比,谓之“贪泉”。我想,实则是此地自古贪官太多,民怨塞巷,迁怒风水。人心自贪,关泉水何? 广东人却是实实在在看重发财,理直气壮地奉行拜金主义。他们见了面打招呼,不是“您吃了没有”,而是“最近在哪里发财啦”。这“啦”字拖得长长的,调子往上翘,显得自信自在。俗世生活,发财比仅求吃饱饭的档次当然要高得多,所以,广东人最先富了起来。《圣经》里有个故事,马太让他的几个儿子各自拿钱去做生意,谁赚得最多,下次给他做生意的本钱就越多。广东人就属于赚得多拿得多的那种。人再怎么扮斯文,再怎么扮高尚,总得承认钱毕竟是好东西。说钱是王八蛋的是两类人,一是赚得太多的虚伪之辈,一是想赚而赚不到的寒酸之徒。北京人原是称粤语为“鸟语”的,颇为不屑,但自从广东人发财了,北京人有段时间说话听上去也有些油腔滑调了,原是加了些广味,只是后来最最有钱的到底还是呆在北京,北京人才恢复了讲普通话的信心。 有人说广东人教育孩子:你要好好读书,不然长大了没本事,只好去当干部。这话干部们听着哭笑不得,却实在值得额手称快。中国几千年官本位,学而优则仕,仕而后不优,确确不是好事。广东人不再以为当干部是件很风光的事,不经意间颠覆了官本位,岂不痛哉!仁勇与忧惧 近日突然特别想读周作人的诗。以前是读过的,读过便忘了。那时还年轻,对他那一套“人生一饱原难事”、“且到寒斋吃苦茶”的话并不懂,也不耐烦去想,觉得滋味寡淡得很。近来,这两句诗倒时常浮现在脑海里。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周作人颇不屑。我崇拜鲁迅。鲁迅对他的两个弟弟,尤其对周作人的爱护近于妇人心肠。周作人对鲁迅却很不够意思。兄弟失和是鲁迅心里的隐痛,而伤害鲁迅是我所不能容忍的事。何况他写的那些谈茶喝酒的文章在当时的我看来都是失了血性,更何况他后来还当了汉奸。我全然忘了周作人在“五四” 前后也曾经是“凌厉浮躁”的一员猛将。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共有两首。其二曰: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功夫吃讲茶。 谈狐说鬼,坐道论佛总应该是老年人的事。老年对世事已经看透、看破,已经放弃、绝望,故而只对非人世的东西感兴趣,借以消遣时日,以度残年。周作人却在四十岁时就写出以“清”、“冷”为底色的《雨天的书》,走到“冲淡平和”的路上去。他写五十自寿诗时,正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再过三年,抗日战争就要爆发。国难当头民族丧乱,他置于眼前而不顾,却滋滋有味地羡慕咬大蒜拍芝麻,难怪一时责难鹊起,成为众矢之的。只有林语堂出来为他辩护,说他是“寄沉痛于悠闲”。林语堂此说并非虚妄。周作人自己就说过,忧惧的分子在他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所谓“忧生悯乱”是也。知弟莫如兄。鲁迅也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的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词,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于是成为众矢之的。 文人美女,历来负有亡国之责。美女亡国已是共识,且为人神所共愤。妲己褒姒杨玉环是也。文人因为一首诗、一首词、一部小说而成为乱世罪羊的,不光古时如此,现在也未见得不是这样。区区几个文人美女,就得担当起救国或者亡国的重任,我等泱泱大国里的十几亿子民,自然只须袖手以观。无怪中国自古以来有那么多麻木的看客。 周作人所说的忧惧,我颇有同感。人生诸种情感中,我觉得忧惧是最为深沉真切的两种,与生俱来,挥之不去。对人生爱之愈深,忧惧之心愈切。而且,不仅是为过去己经发生过的历史忧惧,更为现在与未来而忧惧。说句危言耸听的话,我真后悔有了孩子,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我们,不但不能给他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甚至将世界保持现状都不能。我们的孩子们,也许将不得不在一个没有清新空气、没有绿色森林、没有纯洁水源的地球上生活,更不说生存竞争的惨烈、战争和未知的疾病。我们既不能为孩子们的未来负责,只有眼睁睁地看他们挣扎,而我们的心里除了忧惧以外,还能有什么?! 孔子说,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鲁迅便是这样的仁勇之人吧。虽然他对国人世事一样的绝望。但他始终能有韧性的战斗,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周作人的绝望就只有逃避和自嘲了。这自然是弱者之为,但也算是一种人之常情吧。在路上 这几日,我无端地对自己惯常的生活状态产生了怀疑。每日忙忙碌碌,不是在键盘上飞快打字,就是在餐桌上觥筹交错。很多时候,朋友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多数的回答是:在路上。 我总在路上。去开会,去赴宴,去赶飞机,去赶火车。风尘仆仆,步履匆匆。我在尽最大努力想做好每一件事。 可是,我这几天突然问自己:我如此如此,最终目的在哪里?这种忙碌和疲惫难道就是我真正需要的生活? 不知道别人怎么看堂吉诃德,我其实很佩服他。一个瘦骨嶙峋的半老头子,穿一副破烂盔甲,拿一根生锈长矛,骑一匹劣马“驽辛难得”,带一个又矮又胖饶舌愚笨的仆人桑丘,凭着几本中世纪骑士小说作精神养料,便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广阔的原野,与风车巨人作战,与酒囊魔鬼搏斗,抢囚犯、上魔船,还真心实意沉浸在一段浪漫热烈的爱情中,为那位想像中的公主杜尔西内娅小姐相思得“肝肠撑断”。堂吉诃德毫不犹豫地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充满冒险和传奇的世界。旁观者看来,他的世界虚幻可笑。可是,对于堂吉诃德,他的世界却实实在在。如此理解堂吉诃德,这位自以为神勇无比却十分荒唐可笑的浪漫骑士就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主宰了自己的命运,他以最荒诞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赋予了意义。 堂吉诃德以一种虚构的方式创造了自己的现实世界,实现了他的梦想。他不仅知道自己内心真正需要什么,而且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世俗的价值观对他毫不起作用。一次又一次的头破血流恰好成了骑士精神的有力证明,成了这条冒险经历的必由之路。正是荒诞和失败造就了这位英雄,造成就了他的光荣和骄傲。 博尔赫斯说过,如果虚构作品中的人物能成为读者或观众,反过来说,作为读者和观众的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虚构的人物。这种假设一旦成立,那么,现实世界和虚构世界就完全可以互换,犹如一个人能在镜子的两面随意出入。堂吉诃德轻而易举进入到了镜子的另一面。他清楚地知道镜子的另一面意味着什么。他果决地进去了,勇敢而又浪漫地拯救了自己,于是成为堂吉诃德。当然,他本可以有另一种命运: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呆在家里,陪神父和理发师聊天,挠自己脚板心的痒痒,安安心心地做他的“善心人”阿隆索吉哈诺。然而如此,他不过是一个百无聊赖、坐等老死的糟老头而已。 我早已从镜子的一面走到另一面了。我再也不是原先的自己,因而有人说我有些堂吉诃德的意思。我不在意这是赞赏还是揶揄。尽管有时迷茫,但我知道自己只能走在自己的路上。我没想过重新回到镜子的另一面,再去虚构一次别样人生。我不看球 我本是个不管天高地厚的人,可有时候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却带着弱势特征。比如,我就一直不看足球赛,尽管它被称之为男子汉的游戏。 我本能地讨厌一切一定要分出个输蠃胜负的游戏。游戏的本质是快乐。可是,只要有输蠃胜负,必然会有人不快乐。我们在参与游戏时总说着“重在参与”、“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之类的话,这不过是为了让自己输了之后有个退路,多少给自己留点儿面子,或者在别 人输了之后假惺惺地给一点儿安慰,以掩饰自己得胜后的张狂。谁要是能真正看清是非胜败转头空,就不会去投入这种残酷竞争,就不会热衷有胜败输蠃的游戏。我们有谁真正见过在足球场上一败涂地、只能带走满身伤痕一背骂名的运动员是一脸欢笑下场的?我的想法真有点儿蠢:既然是游戏,何妨不发明一种大家都蠃、谁也不输的游戏来玩呢?人无可奈何要走完一生,有时候真是想以游戏视之而不能,够沉重严峻的了。何必还要变本加厉、雪上加霜? 我道听途说,多少知道一点儿足球赛的技巧术语、战略战术,而有术就有诈、有诡。球场如战场,跑不出孙子兵法,跑不出三十六计,无非怎样布阵、怎样攻守、怎样兵不厌诈、怎样制造战机,老子“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报怨以德”、“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等等教训是用不上了。足球场上金戈铁马,用尽机心,甚至不择手段。一得一失,犹如生死搏杀,真的与用兵无异。还是老子说的,夫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以而用之,恬淡为上。可是足球赛却把这种不祥之器发挥到极致。我总不免想到,这说到底还是人性恶的一种放纵,但却以一种最美最没有善恶是非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足球赛是人生的残酷寓言。人被动地降生于世,可一旦活着,又不免眷恋生命。不怕死的人不少,怕死的人更多。比之足球赛,开赛的哨子一响,人就开始了他生命旅程的奔跑。每一个人前方都有一个足球。你必须去抢那个球,抢到了还得盘带过人,张皇四顾,左冲右突;你得留意门的方向,却经常站错了位置;你身边晃过一道阴影,还没反应过来,球已没了。一切又得重新开始。你累了,伤了,跑不动了,可你不敢停下来,你爬都要朝那球爬过去。比之累和伤,你更害怕被罚下场。人生尽管惨淡,毕竟只有死神才有权罚你下场;虽然死神常被我们忘记。可足球场上的死神,高举着令牌,时刻瞪着你,紧随着你奔跑。你宁愿死皮白赖留在场上,多一分钟是一分钟,多一秒钟是一秒钟。但你还是恐惧,因为结束的哨音总会吹响。到那时,大幕已谢,人生收场。进了球的,没进球的,一切的汗、泪、血、光荣与屈辱,都只成了下一代人的笑谈。足球赛的残酷就在于此。它将人生的过程缩短到九十分钟演给你看。说到底,人生比足球赛更为残酷。在足球赛九十分钟里,你耽误了的时间还可以补时。可是在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刻,谁有这个权力和能力能对着上帝大喊:请给我补时两分钟? 可又正如人生,不是先想清楚了之后再活下去的。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我竟然也成了一个热心的看客,居然还从中体验到了沉醉和激情。此种沉醉与激情虽然虚幻和短暂,但已经是现世生活的奢侈了。偶像开始坍塌 黑与白总是被颠来倒去的,可还没听说东方可以变成西方;将鹿叫做马也是常有的事,却没听说大阔佬因为多了几个钱就可以尊比国王。但在现代国际社会里,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日本一个东方岛国,就因为其经济实力雄厚,便入列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成员国,有资格同西方老大美国围坐在同一张圆桌上纵论天下大事;比尔?盖茨就因他富可敌国,一个企业总栽居然享受着国家元首的待遇,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忘不了邀请他到场发表高见。 如果认为这是世界变得市侩和势利了,那就迂阔了。其实世界从来如此,只是我们自己在伪道德理想国里沉睡得太久了,不能适应现实的游戏规则。任何游戏规则都是冷酷的,即便涂上道德釉彩也是徒然的。西方七国不敢排斥日本,不可能是西方大国出于人道主义关怀,当然也不会因为某位日本首相同里根或克林顿是同学,更不可能是日本国库出钱向谁行了贿赂。日本本身就举足轻重,成为国际经济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极,缺了日本,西方国家的许多把戏可能玩不下去。比尔?盖茨的份量也是明摆着的,他的经济技术实力和市场成功足以使他获得在任何高级国际经济论坛发言的权力。他的实力几乎构成了对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安全的威胁,以至美国政府千方百计想肢解他的微软。可微软不软,硬挺得很哩。 日本几乎集所有尖端科技于一身,其经济的高科技含量堪与美国媲美,成了知识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比尔?盖茨的微软就更不用说了,本身就是知识经济最成功的楷模。可以说,日本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之所以能坐上西方七国的牌局,有权要求重新洗牌或换种玩法,都得益于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无疑将是人类新的福音,但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越经济领域,必然影响到文化、政治、军事乃至宗教等等。单说文化吧,有论者把农业经济下的文化称之为前喻文化,即前人教育后人;工业经济下的文化谓之同喻文化,即同辈人之间相互学习;知识经济下的文化却是后喻文化,即人们必须向后辈人学习。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再怎么功成名就,再怎么德高望重,都必须承认后辈人比你智慧、能干,你必须放弃自己固有的经验,再也别在后人面前扮演权威。未来社会,将没有公认的权威,没有被神化的偶像。这当然是权威和偶像们的痛苦,却是人类最大的幸福。新世纪的曙光将从偶像的坍塌开始。直面人生 我少年时颇以鲁迅先生的话自许。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我并非锦衣玉食中长大,饥饿和磨难司空见惯,早已默认了这就是人生,除了硬着头皮去直面,又能怎样? 大学时曾和男女同学一起出游。走在闹市街头,常常遇见衣裳褴褛、形状奇异的乞丐,女同学往往大呼小叫,捂眼捶胸,惊吓之余颇有悲伤之情。我负责帮她们把钱币丢进乞丐钵 。这些淑女们有怜悯而无胆量,不敢也不忍走近这些浑身臭哄哄的乞丐。 有一回也在闹市,春和景明的四月天,阳光普照,熙来攘往。我在街头漫步,想着自己一肚皮的心事,忽见一小男孩,五六岁年纪,蓬头垢面,细弱的脖子上顶着个大脑袋。他突然把胳膊伸到我面前,呻吟着说:打发点子咯。我一看,那男孩子黑黄的小手腕上生生插着一把刀,四五寸长,伤口红肿化脓,真是惨不忍睹。我顿时面目青黑,心里只有满腔怒火,恨不得这个世界刹那间轰然毁灭。 四十岁后,少年时自许的直面人生的勇气反倒越来越少。出生牛犊不怕虎。不谙世事的少年凭着一腔血气直面人间苦难也许并不难。可人间的辛酸是醋,时间久了,多硬的心肠也会被泡软。那天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艺术人生》,采访的嘉宾是王姬。谈到她的儿子,王姬几次泪流满面。王姬说,我老了,真的,所以我现在总是爱哭。可是我要像过去一样,把眼泪逼回去。 我佩服王姬的坚强。直面人生外在的苦难需要勇气。直面自己内心深处那一点不可告人的浓黑阴暗,不回避,不讳饰,在静穆与沉默中不调转头去,也许需要更大勇气。普天之下,我真不知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卢梭的《忏悔录》实在坦诚大胆,但还是被揭发有许多劣迹没有交待。我真正佩服的只有鲁迅。他那把解剖刀不仅无情地解剖着古老中国麻木愚昧的灵魂,更是毫不留情地解剖着自己,坦露出内心的绝望、颓败、彷徨、狭激、猜疑和阴暗。涓生的自私冷漠,吕纬甫的沉沦颓唐,《人力车夫》中“我”身上的“小”,哪一个不可以看作鲁迅的自我剖析?人心内在的惨淡和淋漓鲜血更令人触目惊心。坦率地说,我没有鲁迅的勇气。面对自己的内心,总有一些角落我是不敢看、不忍看也不能看的。我有时真的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实在无可逃避,只好闭着眼睛硬着头皮说一声:我没看见,我不是这样的。 我想人生再怎么直面、怎么铁面无私,总有苟且的时候吧,不然怎么活下去呢?有一句话说“英雄到老皆皈佛”,这话就有苟且的意思。已经杀人如麻了,到老皈佛又有什么意义?无非是给自己无可逃避的内心找一条退路罢了。今年9月,曾下令暗杀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恐怖组织创始人祖赫迪被释放了。祖赫迪51岁,已在狱中服刑22年。据说他在狱中大彻大悟,忏悔不已。他神情凝重地说:“萨达特总统是烈士”,“杀害无辜的人是不允许的”。我当然不想怀疑祖赫迪的诚意,可是我并不会因此就忘记了使萨达特成为烈士的就是他,现在仍然令人恐怖的本?拉登就是他的徒孙。说大说小 有种看上去很怪异的现象:某个时期,会有某个字词,神秘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叫人简直没法破译个中究竟。比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后”二字梦魇般纠缠着文学界、艺术界、影视界。当时很多小说、电影、电视甚至绘画,都喜欢冠以“最后”二字。比方《最后的贵族》、《最后的诗人》等。有人哪怕想出新,也逃不脱“末代”之类同“最后”神气暗通的字眼,比方《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等。粗看上去,像是跟风。但我想人们的创造力不至于如此贫乏,我们必定受某种说不清的怪力乱神左右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风行的字眼只怕就是“大”了。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乃至大款、大腕、大老板等等。中国大陆的酒店、饭店,似乎一夜之间都更换门庭,成了大酒店、大饭店。同“大”字一齐流行的,便是“总”、“霸”、“超”等尽量显“大”的字眼。只要是公司,拼命要叫总公司;只要是经理,打肿了脸也要充总经理;但凡商品,必欲使其超凡绝伦,便缀之以“霸”字,浴霸、酒霸、凉霸等等。最叫人费解的是称某些商品为“巨无霸”。倘若“巨”与“霸”都是欲显其大,那么“巨无霸”就是“大无大”,意思就是不大了。“霸”还不够,还要冠之以“超”。于是“超大”、“超霸”之类有逻辑毛病的词就诞生了,“超值享受”、“超值服务”之类有消费陷阱的词汇也出笼了。 那会儿,刚刚在中国大陆现身的手提电话,被叫做大哥大,最耐人寻味。大哥大,一个“大”字还不够,得用上两个“大”字,可见其风光。当时用上大哥大的人,派头也够大。往马路中间一站,扛着大哥大打电话,说话声音必是很大,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中国突然流行起“大”来,实在是因为穷怕了。官方话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换为民间话语就是简简单单“发财”二字;而官方话语“白猫黑猫论”,转换为民间思维却被尽可能复杂化、多样化。手段不管正当与不正当、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只要能发财,都被当时称作“能人”者流悉数采用。这便是某个时期的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催生了许多扛着大哥大招摇过市的大款、大腕、大老板。 “大”了些日子,人们回头看看,心情平淡多了。于是“小”便大行其道。当年暴发起来的老牌富翁,回想自己往日西装革履的模样竟有几分羞愧,便开始穿休闲服和平底布鞋。当然轿车仍是越换越高档,请客必是鲍鱼鱼翅,却总要显出淡泊之相,声称赚那么多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约朋友喝咖啡,尽量不谈钱,还得宣布自己是性情中人。总之,是副作低伏“小”的姿态,尽管有些虚情假意。其实深究起来,先充“大”而后做“小”,自有根由。有的哪怕私下想充“大”或自以为还算“大”的,底气也越来越不足了。谁能“大”得过比尔?盖茨呢?强中更有强中手,明目张胆地充“大”,冷不防会丢了面子。有的是自知自己“大”不到哪里去了,干脆就谦虚起来,反落个冲淡平和的好形象。总之,是“大”不了啦,索性撒娇般地往“小”里做。当然,鉴于这些人的历史记录,斯生斯世他们再怎么往“小”里靠,人们还是会叫他们大款。 “小”字品牌的货色,最得意的当是小资。有大学文凭,中产收入,正当青春,观念前卫或伪前卫,爱吃比萨,穿名牌休闲服,看欧洲艺术电影影碟,“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宣称“结婚或不结婚是个问题”,这类人必称自己是小资。小资身上很多高贵品质我是永世弄不明白的。比方说,他们莫名其妙地崇拜红色偶像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什么人?那是个崇尚某种狂热主义的铁血男人,绝对是要朝小资们开枪的! 有个族群,叫吃奶族。年纪老大不小的,居然用奶瓶喝水,衔着奶嘴当街做秀。他们做“小”倒也极致,只是看着肉麻。不知他们真是拒绝长大,还是恃小称娇,或是假扮另类,或是脑膜炎。 现在已很少听见谁把手机叫做“大哥大”了。那会显得土气。不光是手机再也没当年的那么“大”,而且说“大”本身已经很不时髦。手机似乎越小就越显派,夸张的广告里手机小得像握在手中的甲壳虫。有朋友换了个手机,机子小还不够,连名称都叫“小灵通”。不知改天还有“微灵通”吧?依照过去“超大”之类的思维经验,只怕会有的。 我东拉西扯的这些“大”与“小”的故事,都有其可爱、可叹、可笑的地方,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同“小”有关的物事。我们是“小”民,过着“小”日子,发些“小”牢骚,总有些“小”收获。记得沈从文先生回凤凰,看见家乡的小笼包做得小小的,很是可爱,说了两个字:小,好!第十辑 拒绝游戏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尴尬人戏说尴尬事 我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劳动改造了。我从记事起,就感受着歧视和侮辱。因而,自小母亲对我的家训就是:紧闭言,慢开口。 妈妈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恶梦里。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谨遵母训,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我至 今还记得自己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头,迈在细碎步子,笑嘻嘻的。领导和同事都说我谦虚谨慎,可成大器。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无能为力。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可是,机关越来越大,我作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缩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机关,作家就不算什么了。可我仍屡教不改、执迷不悟地写,而且越写越疯,越写越不像话,越写越俨然像个作家,居然还写了长篇小说《国画》。当有人知道《国画》出版后立即畅销全国,两个月之内印行五次,印数突破了十万册,开始大摇其头。到了这个时候,有人终于认定我是个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此等况味,官场外面的人是无从体会的。官场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当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几? 作家总是这样,在他生活的时空间,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这不稀奇,上帝还有人诅咒哩!有种论调,说我的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是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的,不过也想请教这些方家,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学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红楼梦》没有,《悲惨世界》没有,《战争与和平》也没有。我们看《教父》,谁也没有认为美国只有黑社会;我们看《金瓶梅》,谁都知道宋代或明代除了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肯定还有别的芸芸众生。我等德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对此类批评,除了付之一笑,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更文明的态度。但有的人在骨子里也许并不会对我微笑。有朋友向我传递过一个消息,说是某位很有些身份的人看了我的《国画》,咬着牙根说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可以枪毙他十次。听了这话,我心里倒是凝重了。我在一篇小说里面说过,中国一万年以后都有可能再爆发“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吗?那些想枪毙我十次的人很怀念“文化大革命”哩!“只有丧失良知的人才会仇视良知。”这么一想,我无所畏惧、付之一笑了。没法狡辩 没想到《国画》出版后会有这么多的后遗症:各地报刊约写与《国画》有关的文章,很多读者来信来电提各种我回答不出的问题,还三天两头碰上没法推辞的应酬,吃饭或是喝茶。我本是个安静的人,有时却无法回避热闹了。 不论是一般的读者,还是很专业的文学圈内人士,他们都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国画》里的荆都是哪里?朱怀镜是谁?袁小奇是谁?望着我的一脸无奈,他们还得追问:这些人 是不是就在你的身边?有次在饭桌上闲聊,朋友们又问到这个话题,我哈哈大笑之后,口占几句打油诗:自古文人诗酒花,不才只爱哈哈哈;何必问道谁是谁,无非写的你我他。朋友们面面相觑,然后都笑了起来。 朋友们笑了,我心里很温暖。那天在场的,官商各界都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充任着自己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得意和无奈。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但因为生活的无法选择和种种难以言说的理由,他们有时也许会很猥琐、自私,甚至做小人。但我真的无法拒绝他们做我的朋友。我对人的理解就如同我对生活的理解,都是一言难尽的。我们真的无法因一时一事而武断地说谁是坏人,就像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评判我们的生存空间。 我感到温暖,为的是朋友们的笑声意味着自嘲。自嘲是文明人才具备的可贵品质。朋友们的自嘲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任和理解。但那张小小的饭桌并不是现实的缩影。现实太缺乏自嘲意识了。我们在现实的官场看到的多是那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士。他们成天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做着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自我感觉良好;他们通常用思想不解放为自己的碌碌无为作辩解,可当他们有一天被押上审判台,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干某些勾当的时候思想解放得吓人;他们说话慢条斯理、办事谨小慎微,背地里却很可能在偷天换日。可你无法怀疑他们的智商和能耐,甚至无法低估他们的文明程度,因为他们怀揣着名牌大学的文凭,有的还是硕士或博士。《国画》里张天奇的硕士文凭尽管有水分,可他到底还是绝顶聪明的那类人。你同张天奇们在一起,面对他们的温文雅尔和老成持重,倘若不深入他们的内心,你会感慨他们是多么好的领导!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下会多么幸福!他们在仕途上风头正劲,绝无心思自嘲或自省。望着这类人,你有时真会联想起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 单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可是,精英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他们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尽管朱怀镜在当今官场算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那类人,他遵守着实用的游戏规则,办事老道灵活,左右逢源,让人佩服。可认真说起来,他的灵魂早已经堕落。朱怀镜属于明知自己堕落却偏要堕落的那种人,且为自己的堕落而沾沾自喜。他或许会有片刻的良心发现或自责,而这仅仅只能是他进一步堕落的心理疗药罢了,就像信奉天主教的职业杀手在手刃无辜之后双手划着十字说道,上帝宽恕我吧,阿门!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中国人从来就相信一句话:知书达礼。可现实告诉我们,先人们太过天真了。如果书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知识和文化人应有的种种品格等等,那么,我们会发现,书对人的浸润远远抵不过现实功利对人的迷人诱惑。比尔?盖茨的财富使得“富可敌国”这句话不再是中国式的夸张,而“有钱就有一切”的定理让人们的眼睛都喷射着金黄色的光芒。可在中国赚钱实在不易,人们在遍试种种赚钱招式之后发现,最省事的赚钱办法依然是当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不再是对前朝的声讨。腐败排行榜一天天刷新着,眼看着就过了几千万,说不定哪天就会揪出个贪污过亿的巨贪让你开开眼界。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胆量,已远远超过了老百姓有限的想像能力。尽管不断有社会蛀虫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可明眼人心里有数,这些栽了的人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像朱怀镜和张天奇一样,依然官运亨通。中国不可能过早结束官本位,当官的好处还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何况金钱已经很诱人了。 我凭着自己的良心创作了《国画》,个中况味自己却说不清楚。面对可笑的对号入座和没有高大形象的责难,我觉得我没义务向谁去普及文学常识。其实早在几年前,我的一些中篇小说发表后,有人就说里面的人物看谁像谁。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不是我创作的人物形象如何成功,而是现实太悲哀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居然用上红学家惯用的索隐法考证《国画》,从人物名字破译去,硬说谁是谁。我只好哑口无言。我没法辩解,因为他们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只有微笑 我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不到一个月,盗版就出笼了。目前我见到的盗版《国画》版本不下十种,行家估计,全国各种版本的盗版《国画》不会低于两百万册。另外几本小说集也都被盗版,无一幸免。 我甚至不太敢去书市里逛了,因为说不定那些盗版者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偷偷望着我得意地笑。刚发现盗版时,我还有些少年心性,拿来愤怒地撕掉。我在长沙街头撕了百多 本盗版书之后,猛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原来我撕书时那些书店老板没有一点儿脾气。此后,我见了盗版,就写上“此乃盗版”四字,再签上名字。不料却给卖盗版书的老板帮了忙,有些读者要的就是我的签名,盗版书居然奇货可居了。他们说这就像邮票中的错票,更值钱。真让我哭笑不得。再后来,我连生气的兴趣都没有了。 西方有句谚语:人在无奈的时候只有笑。让我发笑的是一位警察先生。有天,我在一家个体书店见了盗版《国画》,正好有位自称专门负责扫黄打非的警察在那里,说盗版他们也管。我一向是个谦虚的人,请教他怎么追究盗版。他说,有办法,也没办法。办法就是作家自己要舍得花钱。我们的办案经费极其有限,财政不会专门为了你作家的一本书拨笔钱下来,让我们立案侦查。我们专门开过一个研讨会,就是让作家从稿费收入中拿部分钱给我们,成立个基金,用来维护你们自己的权益。可你们作家不同意,这就怪不得我们了。我问这笔钱是多少?他说,也就意味着作家十本书的稿费有六七本书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马上反问,现在有位公民还来不及交钱给你们,就被歹徒杀了,你们管吗? 没等这位警察先生回答我的话,我就微笑着走了。面对如此荒唐的研讨会,我除了笑笑,还能怎样呢?作家是纳税人,法律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天经地义。我知道中国凡事讲国情,太过认真未免迂阔。可是,哪怕作家的利益再不值得保护,也有更值得保护的东西,那就是法律的尊严。在中国诸多法律中,我想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只怕是执行最不力的了,不然知识海盗不会如此猖獗。有法不依,倒不如无法可依。倘若无法可依,人们还不太明了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不可做;哪怕是明知不可做的,或许还受到某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倘若有法不依,也就等于暗示人们违法的事也可大胆地做,进而连道德防线也随之崩溃。盗版者不是越来越理直气壮了吗?什么书走俏,他们就盗什么书,毫无道德歉疚。 近两年,我的微笑越来越难看了。大约有三十来种出版垃圾竟然冒用了我的名字。最初出笼的是本《家画》,有人误以为是我的另一部作品。原来该书的扉页上赫然印有“这是继王跃文《国画》之后又一本反映中国现实的长篇力作”云云。粗心的读者一见我的名字,就以为是我的作品,甚至有读者打电话来指责我,说我的《家画》令他失望。后来我偶然发现一本书叫《围城内外》,封面上印着“踏着钱钟书的足迹,探寻新的婚姻观念”云云。翻开一看,内容就是《家画》,一字不差,只是出版时间稍前。原来是位叫成右的先生,不知哪路仙君,别无法术,专吃名人。倒是他的吃法真的抬举了我,先吃钱钟书先生,再来吃我,真让我飘飘然了一回。此君真是道行深厚,不出一月,又一本《人画》横空出世。没过多久,“成右”干脆就改作“王跃文”了。继而就是“世纪末中国文坛画旋风”了:《心画》、《情画》、《女画》、《村画》、《寨画》、《镇画》等等,都风风光光地上了个体书店的书架或街头地摊;随即,《清官故事》、《清河故事》、《风声越来越紧》、《丢帽的官》、《心理问题》、《家画》、《色画》、《市长故事》、《溆水河畔之烟雨红尘》、《权力中心》、《官场无小事》、《焚火》、《黑色四重奏》、《权欲横流》、《权画》等几十部冒用本人名字的长篇小说赫然面世。有这回事——《没这回事》创作谈 我的小说每次让《中篇小说选刊》选载,都会有些惶恐,因为这篇创作谈实在不好交差。 《没这回事》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小说中有关明逊帝建文皇帝的传奇倒是有史可证,而所谓铜匣子的故事就是那些严肃的学者和正经的君子颇为不屑的小说家言了。 尽管如今做小说很让有些人见笑,我倒是知道自重的,并不想玩些无聊的文字游戏,去让人更加看不起。所以我的小说《没这回事》想表达的其实是“有这回事”。那空空如也的铜匣子在我们民族其实被承传了千百年,并在继续承传。我们的传统、道德、文化,乃至政治,都有形形色色的空铜匣,被我们视如至宝,顶礼膜拜。我们或者并不知道铜匣子里究竟装着什么宝物,或者知道铜匣子里从来就是空的,或者知道铜匣子里的宝物早就被哪位祖先窃取了……不论如何,只因为这铜匣子是先人传下来的,就神圣得不得了。所以,我们经常看见人们一本正经地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极不愿做的事,就并不觉得奇怪了。于是,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宗教世界,遍地是飘浮着虚伪空气的教堂,到处是面慈目善却口是心非的牧师。倒是牧师们只要表演得敬业和虔诚,或许有机会熬成一方红衣主教,而他们是否会给教民们带得福音就真的只有上帝知道了。 在各式各样铜匣子主宰着我们生活的时候,也许最懂得铜匣子百无一用的,就是极力维护铜匣子权威的史老太爷那类人了。不为别的,只因那铜匣子能给史老太爷们绝对的威严。想探究铜匣子秘密的人倒是常有,譬如小说中的史维、史纲和史仪,但他们要么陷入莫名其妙的使命意识的魔圈,要么凿穿了秘密而被神圣的铜匣子抛弃。史维三兄妹最终都知道那个铜匣子原来并不值得奉为神灵,只是不想让老太爷生气,就暂时依了老人家吧。老太爷生气了,家里就不会稳定。家和万事兴啊。他们知道老太爷毕竟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只是心照不宣,免得落下不孝的罪名。哪知老太爷百年之后,老奶奶尚健在。老奶奶虽不是嫡亲的,但老太爷遗教在耳,谁敢违拗?老奶奶想私下打开铜匣子,这也许正是史家列祖列宗瞒着别人都做过的事,只是她运气不好没能打开匣子看个究竟。不过她仍要把这个铜匣子传给史家后人的,她相信这个神秘家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这是个荒诞不经的寓言,演绎的却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既然是历史,就会继续演绎下去。记得当时我写完这个小说,恍惚间有种疑惑:到底是铜匣子错了,还是钥匙错了?您可以不高兴 我从不幻想所有人都喜欢我的小说。上帝还有人诅咒哩,何况我一介书生。小说不被有些人喜欢,并不让我沮丧。有人喜欢的东西,必然有人不喜欢。世事大抵如此,不足为怪。相反,我的小说让一些人不高兴了,倒令我十分高兴。 有意思的是,不喜欢我小说的人并不一定不爱看我的小说。有的人捧着我的书,边看边骂,也还是看完了。有的人因为身价而傲慢,尽管在我的书上划了许多圈圈点点,却只说随 便翻了翻。还有人看了我的小说却硬是不承认自己看过,实在好笑。到底有多少人看我小说的时候是骂骂咧咧?我没法知道。从小听老辈人讲,你若打喷嚏,肯定有人背后讲你坏话。幸好这是迷信,不然我就成天喷嚏不断了。 倒是我真的偶感风寒时,朋友们在电话的另一端听我打个喷嚏,会十分关切,嘱我多多珍重。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从遥远的北方来信,特意关照说,最近气候变化无常,请您保重身体。我的爱人特意买了块玉雕花生,挂在我脖子上。据说北方叫花生长生果,我爱人买的这块玉佩又是两颗连着的花生,寓意双生,也是祝我平安的意思。我突然发现自己被亲人和许多陌生的人关心着,可掠过心田的却是淡淡的忧伤。我真的那么值得别人关心吗?我的健康和平安真的很令人担心吗? 我尽管很少打喷嚏,但我知道自己受到的批评和指责实在太多了。大凡心智健全的人,都是容得下别人批评的。我还从没在任何场合回应过别人的批评,希望朋友们别误会我对什么意见都置若罔闻。别人有批评或不批评的自由,我有回应或不回应的自由。想侃侃一种批评意见,也纯粹是好玩,算不得对批评的正经回答。正经的回答文章,就得按批评文章起承转合的套路写来,而且应该有些学术味,而我前面绕舌了老半天还不知要领,也闻不到半点儿理论气味。 这种很好玩的批评意见是:我的小说有诲淫诲盗之嫌。他们说我把官场套路写得那么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如果别人照着学,不更加助长了官场恶习? 据说过去的皇帝老子很忌讳《水浒传》,怕的就是老百姓跟梁山好汉去学。其实这忌讳好没道理的。我想,显然是先有了梁山好汉,而后才有《水浒传》,宋江们的起事肯定不是从《水浒传》里学来的吧。《水浒传》之后,中国最有声势的农民闹事,好像只有李自成、洪秀全和义和团,而且这些造反的人是不是看过《水浒传》还说不准。有次,某公同我说到诲淫诲盗的事,我故意冒充饱学之士,幽默了一回。我说,据我考证,洪秀全平生从未见过《水浒传》,他天生就是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一门心思要考状元,做大官,所以大半辈子埋头苦读四书五经。只因考场屡屡失意,才一气之下要造反:他妈的,老子大官做不成,干脆就做皇帝去!某公听了,将信将疑,却不好多说什么了。我想,即便《水浒传》之后的农民闹事都是受了施耐庵的挑唆,那么,《水浒传》之前枭雄蜂起、战乱频仍,又是谁之过呢? 我倒是发现,从陈胜吴广开始,凡要率领众人干大事,就必须装神弄鬼。陈胜帛书“陈胜王”三字,藏在鱼肚子里,让人“偶然”得之,传为怪异。吴广从中帮忙,夜学狐鸣,发出“大楚兴,陈胜王”的怪叫。群氓便以为陈胜是上天派来的,都提着脑袋跟着他干了。后来,黄巢、黄巾军、洪秀全、义和团,等等,都干过装神弄鬼的事。现在都二十一世纪了,装神弄鬼在中国仍可大行其道。李洪志闹得太不像话了,终于翻了船。还有不少神乎其神的“大师”们,依然活得很体面,很自在。其实,造反和装神弄鬼,都是无师自通的,并不需要别人教唆。 我倒真希望自己的小说有那么大的魔力,也好让我有个报效国家的好机会。倘若如此,我只需将自己的小说全都销毁掉,并就此封笔,从今往后就政风清平,乾坤朗朗了。可这分明是我的一厢情愿。其实官场上左右逢源的任何一位官员,都比我聪明多了,用得着跟哪位作家的小说去学吗?!他们运用自如的官场套路和游戏规则,没有哪本书上阐述过,可他们天生就会。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的实际操作原则大多是上不得书的,因为无法堂皇。作家们既缺乏为官术的理论功底,又无缘身体力行,他们所能做的只不过是照葫芦画瓢。依样画葫芦是低级劳动,被人看轻也自有道理。我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官员腐败的报道,因为见得太多,渐渐没了愤怒的兴趣,却常常为他们的智慧而自觉汗颜。他们为了多贪多占而玩出的花样,真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那种种手段,肯定没谁教过,而且我敢保证他们不是从哪位作家的书里学来的。任何一位腐败官员都比作家要高明许多,他们若是读了作家们写的揭露官场腐败的书,肯定会暗自发笑,骂作家们真他妈的没过世面,因而也就更有理由瞧不起作家。不仅腐败官员们自己智慧,就连他们的亲朋戚友也在耳濡目染中智慧了。有位官员因腐败问题被抓了起来,可就是搜不出存折。专案组费了天大的力才找出了存折,却发现藏存折的办法十分简单,又十分智慧,任何一位天才的作家都虚构不出来。原来,这位官员的老岳母将女婿的巨额存折用塑料纸包好,塞进一块肥肉里,放在冰箱里冻着。这等智慧,怎不叫人拍案惊起?!拒绝游戏——《国画》代后记 我的小说一直写得轻松,信笔所至,随心所欲。也许这就是我的小说写得不如人意的缘故吧。王蒙先生说我的中篇小说《秋风庭院》很有黄昏气氛,但止于黄昏之叹,又令人不太满足。张韧先生在为我的小说集《官场春秋》所作的序言中,说我的小说有愤激有慨叹有调侃,又止于愤激、慨叹和调侃;官场气氛很浓,又止于官场气氛;叫人几分叹惋,又几分无奈。这两位老师都是我很敬重的,他们的批评令我折服。 这世上自有作家以来他们都在写人,而且是写现实(或说现在)的人。不管作家们自己觉悟与否、承认与否,他们写历史也罢,写神怪也罢,抑或浪漫主义也好,超现实主义也好,他们都在写天天可以看到的人。如果非说题材不可,那么人便永远是惟一的题材。如果把作小说比作化学试验,那么人就是试验品,把他们放进官场、商场、学界、战场或者情场等等不同的试剂里,就会有不同的反应。作家们将这种反应艺术地记录下来,就是小说。雨果说过这样的话: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光明和黑暗交织着、厮杀着,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分无奈的人世间。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写人,而偏要怀着堂吉诃德式的激情,总想着去写某某题材呢?有人说我的小说深入到了社会体制上的批判,这似乎是一种抬举,我不以为然,因为惟有人心江河万古。我想曹雪芹作《红楼梦》时一定没有想到要借此拯救大清天朝的。事实早就证明,自从作家想当医生以来,一直力不从心,也就无从称职了。 我之所以仍把我要写的人物放在我熟悉的环境里行走,也许只是为了驾轻就熟。我是一个想象力极其有限的人,如果涉笔陌生的环境,可能很费神。人们有个印象,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这只能说明如今人们太关注官场了。也许正因为我写了太多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也常有朋友建议:你是否也写写别的题材?这让我难以作答。事实上,我是不承认自己写的是什么官场题材小说的。我几乎不赞同所谓题材一说。我想作家如果总想着自己在写什么重大题材,并总想着某某题材的重大意义,只怕写不出什么好作品来的。 我原本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可现实逐渐让我明白,理想主义是最容易滑向颓废主义的。颓废自然不是好事,但颓废到底还是理想干瘪之后遗下的皮囊。可现在很多人虽不至于颓废,却选择了麻木,而且是连理想的泡沫都从未拥有就直接走向了麻木。我既不想颓废,也不愿麻木。我不准备游戏人间,无论为文,或者为人。现在人们惯于把庄严和崇高当做滑稽可笑的事了,真正的庄严和崇高被漠视和嘲弄,而种种伪庄严、伪崇高却被一部分人很职业地装扮着。这部分人因为粉墨登场,手中便总是持有绩优股票,可以经常收益红利。我不情愿被人嘲弄,也不想戴任何虚假的面具。 作小说是一件暴露自己灵魂的事。任何一位作家,不管他的写作如何晦涩曲折,他的灵魂也会在作品中隐现。我自信我的灵魂见得天日,所以我作小说。如果有一天,我的血管里流淌的已是腐臭的淤血,我的灵魂已被淤血污染,我就不会再写小说了。祝福我的父亲母亲 ——《梅次故事》序(书出版时因故未用) 《国画》出版以后,我经历了许多事情。本可将“经历”二字改作“遭遇”的,却怕招致无聊的议论。我也是快四十岁的人了,做人做事还是平和些吧。 正月初三,我上南岳衡山朝圣,佛前长跪,心念明净。佛我是无所谓信无所谓不信的, 总以为拜佛就是拜自己的灵魂。佛祖恕我!尔后我云游昆明、建水、大理、丽江,念念不忘洗心革面,超度新我。再尔后,我就消失了,同这个世界断绝了联系。在南方某市的某个偏僻角落,我租了一间三楼的民居,埋头写这部小说。 这时,小说才写了一半。写得很艰难,常常放下来就是几个月不去理会。内心太不宁静了。躲了起来,同我为伍的就只有小说中的人物。什么都不去想,只是写作,我就气定神闲。此前万念,与我皆若浮云。不停地写,累了就睡,饿了就吃。我都写了些什么?多说就没有意思了。作家于小说之外,本不该说太多话的。 房间没有暖气,冷得刺骨。本来有家宾馆的老总要给我个房间做工作室的,我婉言谢绝了。我不想欠别人的人情,那里也不是个可以让我匿身的地方。我只好端着华硕手提电脑,坐在被窝里写作。床松松垮垮的,老吱吱地响。也许房东会奇怪我日夜躲在屋里,足不出户。这时候,扫黑风暴席卷全国,他们是否怀疑我是个在逃的黑老大呢?见我到底还算面目慈善,才没有去报案吧。我将手机关了,可传呼机总在我的腰间震动。是那些惦记着我的亲人和朋友。我没有回电话,请求他们宽恕我! 初稿完成了,我突然很想念老父老母了。在北京改稿近一个月,我便把父母从湘西老家接了来,带在身边。父母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吃过太多的苦。我对父母一直心怀歉疚,没时间带他们出去走走。如今我是个自由写作者,了无牵挂,终于如愿了。妈妈说,七十多岁的父母,跟着四十岁的儿子,一出门就是个把月,没听说过。老人这是高兴。妈妈到了北戴河,看见了大海,竟然在沙滩上跑了起来。我见了几乎落泪。很多年没有同父母朝夕相处了,我发现自己脾气竟然越来越好了。我伏案写作,妈妈老在身后唠唠叨叨。她老担心我写出麻烦,教我如何如何写。她老人家居然要我写《我爱我家》之类的东西,逗得大家都高兴。我一点儿也不烦,只是不停地回头朝两位老人笑。我原是个很任性的儿子,老同父母顶嘴。天天听着妈妈的唠叨,我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二稿。 书稿送给编辑去了,我松了口气,父母却很焦虑。后来编辑征求我的意见,能不能写得更饱满些。我也觉得不够尽兴,便答应再改一次。父母却以为出了麻烦。父亲是当年的右派分子,就因为几句话便受了二十多年的罪。这块伤疤终生都让他们的胸口隐隐作痛。妈妈说我的时候,爸爸总是默默地望着我。他们不希望儿子再重复自己的苦难。我反复解释,父母都不相信,总以为我在宽慰他们。我便说,我已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你们就把自己当老小孩,安心跟着我吃,跟着我玩吧。退一万步讲,哪怕就是出了什么事,也得由我自己承担啊。父母就有些无奈,感叹自己毕竟老了,庇护不了儿女了。 回到长沙,我又躲了起来。父母那忧虑的面容老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想法写小说,却又不能让老人家再为我担惊受怕。这时,父母又回老家去了。我便隔几天打个电话回去,老在电话里打哈哈。妈妈总喜欢琢磨我电话里的声音和语气,惴度我是否真的开心。曾经有很多谣言,说我如何如何了。父母便老打电话来,我也是老打哈哈。有天黄昏,父母突然敲开了我的门。白发苍苍的父母从天而降,我又喜又恼,恼的是他们怎么不事先打电话,好让我去车站迎接。父母只是笑,进门后反复打量我。我忽然明白,两位老人就是想让我措手不及,好看看我真实的状态。我不禁鼻腔发酸,关进洗漱间,泪流不止。 小说最后完成了,父母仍会很焦虑的。他们活到七十多岁了,仍把自己的儿子当小孩。他们总不相信儿子会强壮起来,可以从容不迫,可以随心所欲。妈妈总是说,儿子啊,你太善良。我说,妈妈,你儿子善良,但不懦弱。妈妈笑了起来,却又忍不住叹息。 我谨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敬祝他们健康长寿!一个女人的命运——《亡魂鸟》自序 我的老家,溆水河边,早年有个知青农场。我十六岁时,爱上了那里的一位姑娘。她长我两岁,梨花如面。姑娘一天到晚总想着给我买零食吃。当时我不知在哪里看到两句格言:让爱情像太阳一般炽热,像月亮一般纯洁。于是我俩就总是沿着溆水散步,隔得尺把远,生怕手碰到一起去。正是冬季,寒水汤汤,北风吹得我俩的裤管啪啪地响。有个雪夜,姑娘的伙伴们恶作剧,把我俩锁在了房间里。我俩就围炉夜话,直到东方既白。 一位女知青,为了庇护自己的恋人,被迫同农场场长结了婚。她的善良却未能让自己的恋人躲过厄运。那位优秀的年轻人最终被处决了。罪名是莫须有的。女知青的悲苦命运从此开始。这是我从报纸上读到的报道。不足两千字的文章,我读过之后愤懑难已。报纸还配发了这位女知青的照片,那双眼睛美丽而忧伤。 我又知道几位奇女子,都很漂亮,都很能干。只因为她们偶然同官人有了联系,命运就凄惨起来。人们从媒体那里看到的,她们不过是为几位腐败官僚增添了些花边新闻。当不明真相的人们唾骂她们红颜祸水的时候,我却暗自替她们扼腕。 我怀念远逝的初恋,痛惜那些并不相识的女人,感悟着很多的懵懂和清醒。种种破碎的情绪总在我的胸口激荡不已。去年底,我暂时撇开正在写着的一部长篇小说,开始写作这部《亡魂鸟》。隆冬,寒风吹得窗玻璃哐哐响。 七月,为了躲避长沙的酷暑,也省去些应酬,我跑到会同、靖州去了。朋友们偶尔打通了我的电话,想知道我在哪里,我只戏言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这两个县的县城都很漂亮,有山有水,又有山野菜蔬,人就更是古道热肠了。像我这种散淡的人,正好找这样的去处享受清凉。在会同,我落脚的地方,半山上有座亭子,松风鸟语,流泉鸣蝉。我白天坐在亭子里修改小说,黄昏便去县城的小巷子闲逛。到了靖州,我仍是白天工作,傍晚就去河里游泳。那条河叫渠江,并不太大,却清得撩人。 我写的自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知青小说。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没有丝毫高贵的知青情结。我不喜欢有人说到知青生活就苦大仇深。因为我知道,知青们祥林嫂林一样诉说的苦难,不过是亿万农民千百年最日常的生活。 我这部小说叙说的,只是一个女人的命运,曲折、凄美、无常、荒诞。所谓官场小说 ——小说集《官场无故事》自序 我总是辩解:自己写的并不是什么官场小说。官场只是我小说人物活动的场面而已。写人才是我小说的真义。可是人们指着我的《国画》、《官场春秋》和《没这回事》,偏说我是专写官场的作家。我便没法抵赖了。于是索性将新出的这本书名冠以官场二字,就叫《官场无故事》。 且不管辞书上对故事二字的权威注解,我却是很小就从祖母那里知道,故事就是大人编 造出来哄小孩的。而官场万象,白云苍狗,妙不可言,并不需要作家有太多的想像力。这于作家的创作,实在是件讨巧的事。作家纵有天助神佑,也抵不过那么多聪明人的奇思妙想。单以文凭、智商和学问论,如今的官场可谓精英荟萃之所。围绕着权力这根魔杖,官场各色人等都会变得极其智慧,随时可以观赏他们出色的表演。当然,顶顶出色的表演是不留痕迹的,不是有心人还真看不出。海底风暴雷霆万钧,而海面上往往风平浪静、阳光灿烂。 说来惭愧,我平生只会做一件事:写字。白天写庙堂文章,晚上写小说和别的文字。中国从来只有庙堂文章才是文章正宗,别的文章都是旁门左道,只配得上“小”、“散”、“随”等很百姓味的字眼,所以就是“小说”、“散文”、“随笔”。于是中国作家们再怎么自命不凡,在有些人眼里,总是“小”的,是自由“散”漫的,是可以“随”便将他们怎么样的。幸好孔圣人作过中国最早的诗歌编辑,诗才不被加上辱没性的前缀,诗也就不失其高贵。所以,中国从秦始皇开始,从来就没有出过一位写小说的皇帝,他们写诗。 我很惭愧,写不出诗,只喜欢写小说,也写写别的小文章。听说打麻将已经算是体育活动了,再也不用担心麻将销磨国人意志了。但没有人通知我,所有人晚上都得从事这项全民健身运动,所以我白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晚上想写作就写作,想看书就看书,什么也不想干了就独坐窗前凝望天空。书房西窗,群楼如林,天余一角,有时还可以侥幸望见些星星。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朝夕之间》后记 我见识过一种高论,大意是说按照西方的文学定义,只有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才是小说,而中国传统的小说只是故事。我有自知之明,依着这个高论去评判,我的小说就不是玩意儿了。这里面的小说和故事是个什么概念,也许太深奥了,我琢磨再三,不得要领。如果我的小说不再是小说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叹的是人类几千年的文学记录顷刻间化为乌有,只剩了个孤独的卡尔维诺。不知卡尔维诺九泉有灵,他会愿意吗?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中说自己对未来文学是乐观的;既然如此,我相信他对人类文学过去的成就也该不 会如同某些高人那么漠然吧。相反,卡尔维诺对文学先贤的不朽事功恰恰推崇备至。 我本是很不喜欢某些高人言必称希腊的,但既然有人提到了卡尔维诺,那么话题还是从卡尔维诺说起。这位被有些中国高人鼓吹得神乎其神的大师说自己年轻时也想通过写作表现自己的时代,并想“满腔热情地尽力使自己投身到推动本世纪历史前进的艰苦奋斗之中去”,“文笔应该敏捷而锋利”。这个时候,卡尔维诺头脑中的文学是沉重的。但他很快就觉悟了,发现自己年轻时候对文学的理解是错误的。于是,卡尔维诺就成了让某些中国高人推崇的世界级大师了。 也许很多中国作家知道自己注定成不了大师,便不想去剽窃《寒冬夜行人》之类。至少我现在仍愿意像卡尔维诺年轻时那样幼稚着。作家写小说主要是给普通百姓看的(当然也有高明的作家专门替某些高人的研究而写作)。可是我始终不明白,很多连百姓都懂的道理,到了高人那里竟然糊涂了。比方说,普通百姓嫌中国那些关注现实的小说写得太收敛了,而高人们则指责这些小说过多地反应了阴暗面;普通百姓说某些现实题材小说把某类人的嘴脸刻划得维妙维肖,而高人们则担心有人会依样画葫芦;普通百姓认为作家应有社会良知,而高人们却总疑心作家有什么不良居心;普通百姓赞赏作家犀利的笔锋,而高人们却偏说作家在玩味某些消极东西;普通百姓知道小说同社会调查报告是有区别的,而高人们则批评有些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普通百姓同高人的区别还可随便列出很多。普通百姓和高人,该相信谁呢?因为有位伟人有时候说少数服从多数,有时候又说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文学有对与错之分吗?我想没有。但是文学有优劣,分高下。普通百姓看问题,往往只用常识作判断,而不会应用什么高深学理去论证。通常情况下,评判文学,常识就够了。可是某些高人,也许学富五车,却往往无视常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怀疑这些高人的智慧,却怀疑他们的良心,至少怀疑他们的诚实。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百姓欢迎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现在中国更需要什么样的文学?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伪现实主义多么无聊?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中国如果只剩下“准风月谈”和“高科技文学”会是多么有害? “高科技文学”是我刚刚发明的一个名词。我的文学的概念是浅显的而不是深奥的,是可为街谈巷议的而不是放在试管里作研究的,是适合大多数普通人阅读的而不是为了去领某项诺贝尔科技发明奖的。可是,我注意到有人正试图把文学弄成高科技。不是一般的高科技,而是尖端科技。只要有人说,你的大作我看不懂,那些高明得自以为像爱因斯坦的作家就高兴了,脸上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笑容里自然还有对无知群氓的嘲讽。有些文艺理论家通常要标榜自己站在理论最前沿,自然要替“高科技文学”摇旗呐喊。于是,在某些高雅的小圈子里,“高科技文学”就有了欣欣向荣的气象。 玩“高科技文学”的那些人,只要有人同他说现实主义,他就会怪笑。他们眼里,现实主义太老土,太原始,太不尖端。可是,他们其实“念念不忘”的仍是现实主义:他们就像刚孵活的小鸡,拼命想挣脱现实主义的蛋壳;他们就像幻化成人的狐狸精,时时留神自己不要露出现实主义的尾巴;他们就像男人变性做了女人,总担心自己嘴上长出现实主义的胡须。哪怕他们的文学真的“高科技”了,现实主义仍是他们终身与之顽强战斗的假想敌。 我的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是:“高科技文学”拼着老命想要远远地跑到现实生活之外(其实谁也做不到)到底是为什么?难道像卡尔维诺说的,文学仅仅只是为了减轻生活的重量吗?倘若果真如此,用得着作家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吗?我们可以找副扑克玩算命游戏,我们可以猜谜语讲浑段子,我们可以钻进电游室同美国三军鏖战,我们如果口袋充实还可以醉生梦死。 我想,文学本质上是良心,而不是玩具,尽管有时候它看上去很好玩。比方《唐吉诃德》、比方《好兵帅克》、甚至比方《西游记》,它们某种意义上将永远是人类的精神玩具。我随便说到的这几部小说,理论家们也许会将它们归到不同的主义里去,我却认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的。而优秀的实现主义作家,多少都会有些唐吉诃德的的勇武、好兵帅克的天真、齐天大圣的顽皮。正因为他们的勇武、天真和顽皮,文学才永远不至于丧尽天良。 不知装帧尚可的《卡尔维诺文集》销路如何?如果为着这套书热卖而炒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但犯不着那么多人自作多情地装高明,似乎谁再现实主义就丢人,谁不卡尔维诺就寒伧。没法结局——《结局或开始》创作谈 《结局或开始》是我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朝夕之间》的最后一章。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绵密厚重。《朝夕之间》好像自然生成的一种植物:近七年间,我先后写了六个相互关联的中篇小说,《头发白了》、《秋风庭院》、《今夕何夕》、《夜郎西》、《夏秋冬》和《结局或开始》。这些中篇我每写完一部,下一部似乎就在暗自生长了。我必须接着写出下一部,心里才安妥。编辑成《朝夕之间》,我通读一遍,几乎有些吃惊。原来内在气脉、情节铺陈、人物呼应,竟浑然天成。很多读者是看过其中一些篇目的,如今合成长篇出版,读 者仍是喜欢。 我的书近几年好像颇受读者青睐,以至盗版书和盗名书猖獗于市。书有人看,自是作家的快乐。可我心里常觉不安:为什么人们喜欢看我的小说?也许因为很多本该结局的故事不肯结局,而不应开始的故事天天重新开始吧。 《结局或开始》写的正是这种无奈。我们正在飞快地老去,而时间似乎凝固着。今天同昨天没区别,明天同今天差不多。解放鞋换成了牛皮鞋,中山装换成了西服,吉普车换成了奔驰,但上演的还是老把戏。新的语汇层出不穷,而日新月异的语言材料演绎的却是一成不变的古老逻辑。新的语汇粉饰着生活,似乎我们已经改天换地;可透过话语魔障,破译出的仍是千年皇历。 我曾经将千百年流变日新却一脉相承的官场游戏定义为“官场亚文化”,即一种如影随形地潜伏在官场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之下的现实逻辑和实用规则。中国的传统是书必须堂而皇之,而官场亚文化免不了蝇营狗苟之类,于是尚未见有专门的论著研究之。但这却是真正左右官场和官人的秘笈。官场偏又是个重实用而轻理念的场所,尽管有时候有些理念被宣扬得至高无上。我偏执于《结局或开始》之类题材的写作,只因我曾经厕身同样的生活环境,而我天生的习惯就是喜欢寻根究底。有些事情不管被人弄得如何冠冕堂皇,我总禁不住要捅破那层纸看个究竟。我不太安分做个皮影戏的看客,喜欢跑到后台看别人怎么操纵。糟糕的是我每次跑到后台看看,见到的总是那些伎俩,大不了只是换换演员或道具而已。于是现实总是在封闭的圈子里轮回,不见有大的进化。没有叫人欣慰的结局,也没有真正新的开始,这是令人沮丧的。 我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感情极其复杂,有恨、有爱、有悲悯。中国官场毕竟是精英荟萃之所,当然其中也有丑陋的物种,他们构成奇特的社会生态圈,主宰着芸芸众生。生活并没有给我太多的乐观,但生活毕竟需要希望。于是我在关隐达身上寄予颇多。正如一位论者评论的,关隐达这个人物正如他的名字,包含着隐与达的矛盾。作为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才子,他本能地会追求一种隐的生活美感;而血性男儿的功业抱负必然又使他向往着达。达与隐不可兼得。这就使得关隐达在官场中总是陷入一种尴尬。现实智慧终于让关隐达在达与隐之间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然而,无论是隐是达,都不可能是关隐达的自主选择。他的命运沉浮主宰在一只看不见的手里。他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也就能在无可奈何的喟叹中顺应那只手的操纵。他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调整好自己在这只巨掌中的姿势而已。这是一个叫我心头隐隐作痛的人物,就像自己的兄弟,我期盼着他仕途顺畅,然而心里早就知道他的官场命运不会太好。可我最后还是让他有了个看似不错的结局,他意外地被人民代表推上市长位置。我不惜破坏真实逻辑,因为我知道从处级干部是不可能连越两级登上市长宝座的。但我固执地用所谓艺术真实的经典教义安慰自己,硬着头皮如此写了。我祈望这不仅仅只是艺术真实。故事本不用编的——《编个故事》创作谈 王小波有句话,我听了背膛发寒。他说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却不是写小说的地方。比小说更精彩的故事天天都在发生,哪用作家们去编?拙作《编个故事》,本想荒唐地编来,却都不是玩话。 都说电脑的操作知识是“二进制”,“会”或是“不会”。官场更多的却是“一进制”,只能说“是”。比方说在领导面前,你若总是说“不是”,准没好果子吃。我天生就是个 “领导观念”极为淡薄的人,人们司空见惯的所谓“尊重领导”,我就颇为质疑。我没见过哪个文件或法律上规定下级必须尊重上级,而这却似乎是官场铁律。我虽然迂阔,却并不是凡事都去翻书的人。只是耳闻目睹了很多所谓领导,并不值得尊重。就像眼镜不等于知识,秃顶不等于智慧,修养差不等于性子直,肚子大不等于涵养好,官帽子高并不一定就等于德才兼备、令人尊重。近年来倒了很多大贪或大大贪,他们八面威风的时候,一定早有人看透了他们,并不从心眼里尊重他们,只是他们掌握着别人的饭碗,人家奈何不了他们。往深了说,尊重领导,骨子里是封建观念。因为笼统地说尊重领导,往下则逐级奴化,往上的终极点就是个人崇拜。人与人之间,当然是相互尊重的好,但值得尊重的是你的人品和才能,而不是你头上的官帽子。当初我侧身官场,在所谓领导面前,我可以服从他们,却不一定尊重他们。想赢得我的尊重,得看他们自己的德行。 我们平头百姓,只是官场的看客,奈它不得的。官场该如何时便如何,且不去管它。只是这社会的角角落落,如果也越看越像官场,麻烦就大了。举个例子,机关或学校食堂大师傅卖菜,手持菜勺总是抖个不停,你若是他的熟人,手立马不抖了;又比如,公共车的售票员,见了熟人居然非常慷慨,不要他买票。食堂大师傅和公共车售票员手中的权力实在小得可怜,却也能以权谋私。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城市里的所谓“穴居族”(寄身城市地下管道或废井的流浪汉)的报道,发现这群人的内部结构、游戏规则竟同官场惊人地相似:有拉帮结派,有勾心斗角,有吹牛拍马,有请客送礼,甚至还有个人崇拜。 那么,我看到大桥下面修车的师傅,自然会想到官场了。况且师傅又那么像官员,口才出奇地好,戴着眼镜,留着大背头,居然还气宇轩昂。天下很多官员同大桥下面的那位修车师傅,只要换一下行头,保证看不出谁是谁。 我自然知道,这些都只能是我的迂腐之论。生活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行进,没谁有工夫同你讲道理。作家们也不必管有没有人同你讲道理,写自己的小说吧。但如果作家以为自己的创作可以发挥多大的功用,甚至匡时济世,那又迂了。小说就是小说。关于《夜郎西》——《夜郎西》创作谈 每发一篇小说,总有些很好的朋友问我:听到什么反响了吗?朋友们的所谓反响,说得含混,我也只好含混地笑笑。哪能指望一篇小说一定得有什么反响?我从来没这么自恋。不过去年的《今夕何夕》,偶有官场外的人看到了,就说写得太真实,也太骇人了;而官场里面的人看了则不以为然,说现实比我的小说更骇人,我写得有些“小巫见大巫”。其实,不管大巫小巫,我想都有写的必要。 然而《夜郎西》中的关隐达则不是诸如此般的巫类。他算是比较正派、廉洁、敬业的官员,所以群众拥护他。但他并不是完美的,如果不在宣传上作些技术处理,就把他作为先进典型推出去让大家学习,显然是不行的。他的确不含不占,但他多半想到自己正背时倒运,凡事小心些好;他同下级相处融洽,但到底有些笼络人心的意思;他处理个别干部时显得正气凛然,私下却想借此树立自己的威信;他最终向腐败发起了进攻,但却是万不得已的义愤之举,他原本打算大家相安无事,好让自己有个平稳的工作环境。可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许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当官的只要稍微做些好事,或者比别人表现得稍微好些,或者只要不干坏事,百姓就会当你是父母官,就会送顶青天大老爷的帽子给你。再加上近几十年,老百姓早让“高大全”的官员形象倒尽了胃口,他们评价官员的标准早世俗化了,已经十分通达。你有些缺点,他们能够容忍。只要你做得不算太坏,他们并不苛求你。如今在中国做清官,生活上也许清苦些,但百姓从心里拥戴你。关隐达是群众心目中的清官,人民代表就把上级意图抛在一边,选他当了县长。中国人所说的青史留名,我想并不是指载入那发了黄的线装书,而是让百姓代代口碑相传。 关隐达是否就是个成功者呢?人民代表推举他当了县长,但他的当选是不合组织意图的,上面事实上不承认他。他的县长当得太艰难了,就连向地委领导汇报工作的机会都难得轮上。面对官场宠大的动作机器,他束手无策,一筹莫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隐达又不算个成功者,因为官场上评价人成功的标准,就是看你是否官运亨通,是否青云直上。总之,把你一辈子的努力换算成官阶来衡量,这是很叫人无奈的。 这里就有两个标准了:一个是人民的标准,一个官场本身的标准。人民的标准在现世往往显得微不足道,但他属于历史,它的评价是永恒的。官场的标准在现世却是绝对权威,但它的评价总需历史再作审视,不少被官场标准推为极显极贵者,让人民或历史的标准重新评价之后就成了大奸大恶。无奈人民的标准总是滞后的,因此历史便总是在后悔。勿庸置疑,这种后悔的代价是沉重的。 有种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拿她们如何是好 ——读许丽晴小说集《冬雪无忌》 如果手里有一面魔镜,我们可以照见许丽晴小说里的女主角前世都是精灵,衣香鬓影,仙袂飘飘,乘着轻盈的白云直往天上飞升。然而她们不幸误投凡胎,错降尘世。她们的裙裾上牢牢地绑上了沉重的沙袋:谋生与事业,丈夫和孩子,责任及爱情。她们虽然仍保持着那个升天的姿势,但已无法轻盈地羽化成仙。她们有仙女明亮的眼睛和柔软的心灵,却毕竟不 再是仙女,只是人生血肉战场上的女战士。她们手里拿着的不再是馥郁的花篮,而是饭勺和时刻上着膛的枪。 我们看不到她们自怨自艾,顾影自怜。她们仿佛生来就认同了尘世的命运和责任,那样心甘情愿、义无返顾、勇往直前。她们是尘世间的完美主义者,想做最美丽的女人、最温柔的妻子、最慈爱的母亲、最优秀的职员,甚至是最勇敢的警察、最成功的官员。她们难得有须臾的放松,虽然有时候也哭、也抱怨、也失败,但无一都有着不向逆境低头的坚韧和倔犟。哪怕是作家笔下最带漫画色彩的“反面”形象,也表现得那样不屈不挠、有姿有态。 许丽晴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写机关生活,写现实种种。机敏细腻的观察,犀利洞彻的文笔,冷峻智慧的理性色彩,对生存空间的微妙、无奈、黑色甚至残酷毫不避讳,随意间就捕捉到个中的玄机和奥妙。这本不是一个女作家的特长。她睁大着眼睛看人生的惨痛和丑陋,准确有力,直指核心。她的小说里有沉甸甸的人生,有不能回避的血泪,而更多的是勇气和智慧,不是绝望。 许丽晴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却又时时透出浓浓的诗情和暖意。她对大自然有着非常敏感的触角,花朝月夕,春雨秋风,都会在她多情善感的心里引起波澜。她笔下的女主角是跋涉人生的战士,也是最能发现和欣赏自然美的诗人。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有着知识女性的自信和自尊,却不缺乏女姓的温柔细腻、善解人意。所以,许丽晴的小说无论怎样写现实的无奈和人生的沉重,都总让人觉得温馨婉约。 读了许丽晴的小说,男人们或许会有某种想做骑士的冲动。我们真不愿意她们的鞋子再踩在泥泞的雪地里,再为生活的沉重和艰难叹息落泪。我们愿意还原她们仙女的天性和姿态,愿意她们手中只提着花篮。可这也许只是男人们的自作多情,她们自己未必答应。她们哪怕真的曾做天仙,一旦呼吸凡俗之气,再也无法飘逸。肖仁福小说 ——肖仁福小说集《局长红人》序 我最害怕两件事,赴饭局和替人作序。上了饭桌,我不喝酒,却又要说很多废话,真是辛苦;为人家的作品写序,是需要段位的,而我多少还有点儿自知之明,总是避之不及。 可最近好几位朋友,都是官场的,都说要出版小说,嘱我作序。真是难煞我了。我总对 他们说,好好的放着官不当,写什么小说呢?我的这般婉辞未能被朋友理解,他们仍执意要我写几句话。这几位朋友,都是官场上风头正劲的人物,眼看着就要飞黄腾达了,却走火入魔,写起小说来了。我虽是这么说,但并不完全是我的真心话。多一位文学同道,我是高兴的;可能会少一位官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官员靠几个人点头就可以下文件批发,作家得靠千百万读者认同才算数。 肖仁福先生原本同我一样,是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只是业余干些文学勾当。我们偶尔聚在一起,吃饭,喝茶,开玩笑,说段子。只是从来不谈文学。这年头将文学挂在嘴上似乎是件很迂阔的事。肖仁福不太说话,习惯摸着他那浓黑的小胡子倾听,模样有些高深。我以为他是在深宅大院里呆久了,身上免不了谨小慎微的小干部病。 读了肖仁福先生的小说,方知他骨子里面永远只能是个书生。我说他是书生,意思自是褒扬的。而别人听了,肯定以为是揶揄。词典是死的,人世却是活的。比方官场里面,聪明的意思是滑头,成熟的意思是虚伪,严肃认真就是装腔作势。我说肖仁福是个书生,只因读了他的小说,知道他仍然是个认死理的人。很多时候,如果没学会指鹿为马、没学会混淆黑白,就会被人嘲笑为书生。 我喜欢有些书生气的人。肖仁福先生的小说,将当下官场生活原汁原味地搬了过来,真实得有点儿残酷。人生本应有多种可能,而官场是条单行线。在这些小说里,行走官场的人们,憧憬着锦绣前程,而事实上他们更多的希望被阉割了。他们或者春风得意,或者怀才不遇,或者失意消沉,而共同的脸谱就是看上去浑浑噩噩。放浪形骸成了时髦的生活方式,放弃原则取代了所有人生原则。不论成功与否,灵魂总免不了堕落。灵魂的堕落成了特定时空的必然,如同自由落体运动,运行轨迹来自上帝第一脚的恩赐,同灵魂的质量没有关系。这些灵魂在滑行之中的自我救赎纤弱无力,亦如自由落体运动所能凭藉的阻力仅仅是稀薄的空气。我读这些小说,时常透不出气,感觉氧气被抽空了。 有种批评,说是太贴近生活的小说,是新闻式写作,没什么文学价值。我的文学观很陈旧,始终不明白文学为什么要疏远生活。还有一说,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可那些专司新闻的媒体,会为未来的历史学家布下迷魂阵的,那么,小说真能起到新闻的效果,倒也是功德无量。我便以为批评别人小说是新闻式写作,实在也是一种抬举。 生活中的很多故事,本是不知道的好,落得耳根清静。可偏偏有类作家是多事的人,专挑有些人不高兴的事说。谁想装聋作哑,可以不看这部小说集。废言小说 书越是弄得一本正经,我越是生疑;就像做人,那些凡事冠冕堂皇的,往往道貌岸然。废言的小说绝不作态,读他的小说集《城市爱人》,就像在同一位经事颇多的朋友聊天。 废言称自己的小说为方志体。其实关于历史,我倒宁愿相信稗官野史或民间传说,不太相信那些煌煌赫赫的史志。史志看上去言之凿凿,却免不了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中国没那么多史马迁或董狐,秉笔直书只是史家的理想或傻气。史家只要端着官家的饭碗,就别指望 他可信。倒是中国史家的笔法,简约凝炼得好。废言所谓方志体小说,大概就在笔法的神韵上。他那一组《广东房子人》,写一个个人物,总是廖廖数笔,须眉毕见。废言的小说,就像我喜欢的稗官野史和民间传说一样,没有自私的功利,不理会什么叫正统,不讲究为尊者讳,也不替谁隐恶扬善,只认天地良心。有人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秘史,也许就因为文学作品超越着正统的史志。 真说史志笔法,最为可贵的,就是作者并非迫不及待地要从字里行间爬出来。废言的方志体小说,只有小说人物在你面前行走,不会听见作者躲在人物的肚子里叽哩咕噜,也不会让你感觉有一位救世主一样的作家在你头顶飘忽,向你布道传教。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打扮得像圣经一样的小说。中国老百姓好像永远长不大,每天得听各色自命高明者的教诲,回头想看看小说,还得听你作家说教,累不累?作家且莫自命高明,只有读者才有资格琢磨你作家是否高明。废言是位很懂得尊重读者的作家。 废言尽写小人物。关注小人物,得有大情怀。如今我见的较多的是小人物梦想做大人物,大人物梦想做大大人物,大大人物又想做成大大大人物直做到南山松老,最好成佛登仙。而废言这位小人物却悲天悯人,写了多年小说而只写小人物,真的可爱。 说来奇怪,废言小说时间地点都很实,可我读了总觉得时空恍惚。不知是我的感觉不对,还是废言营造了某种魔幻般的艺术氛围?不过依我的读书心得,小说人物若能游离于时空之外,必是传神。确实,废言小说中有些人物,属于过去的岁月,却又像我们成天可见的熟悉面孔;而且,他那些写当下生活的小说,今后再读,也不会觉得陈旧。但对于生活,某些艺术形象魅力不衰,又未见得就是好事。比方说,一百年之后,我们读到阿Q时不再倍觉亲切,就是民族大幸。这却是文学搭救不了的。 废言笔下没有大事件,只有无数平常的日子,一如我们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我是个总为平常人的平常日子而感动的人,所以偏爱废言的小说。平常人的平常日子,是生活的常态,也是历史的常态,诠释着人世间所有的含义。我希望生活中少有些大事件,多些平和与冲淡,因为有些所谓大事件,往往意味着阴谋、掠夺、杀戮,拟或谎言和荒诞。而平常日子是宁静的,老百姓愿意宁静。废言笔下的人物,就像我农村的乡亲、我城里的街坊、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或者就像我自己。我们在承沐阳光,在觅生度日,在生儿育女,在经历苦难,在享受爱情。我们是草民,草一样柔弱,也草一样柔韧。流年碎影 ——刘晓闽散文集《她和他,摇啊摇》序 如果我们沿时光往回走,倒回去三十年,在长江口,一个叫浒浦的小镇。盛夏中午的阳光被老宅子旧得褪尽颜色的木格窗挡在外面。一个女孩,也许七岁,趴在一张“巨重无比”、“有九个抽屉”的大桌子上看照片。这些照片被压在一块玻璃板下,上面有外公、外婆、父母、舅舅,还有更小时候胖乎乎的自己。小女孩像着了魔,一遍又一遍,仿佛永远看不够 。老宅子的墙上有一面古旧的黑色大钟,门外的院子里有天井,有青苔,还有舅舅们种的两棵梨树。 三十年过去,当年趴在桌上看照片的小女孩已经成了一个年轻妇人。她还在着魔般地打量那些照片,目光中却多了许多复杂的东西。她的手指轻轻抚过那些照片。照片上当年英俊儒雅的外公已经过世,抱在穿着旗袍的外婆手里的二舅过继给了别人,母亲两条粗黑的长辫真的只在照片上见过,而照片上手持红宝书、佩着领袖像章的二三岁时的自己今天已有了一个八岁的调皮儿子。 流年中的碎影,留下的当然并不止这些。童年时淡淡的欢乐,好公好婆的慈爱亲情,父亲的抱憾和伤痛,自己的伤痕。作者不仅仅是为了怀旧,更是为了努力在逝去时光的重现中寻找到真正的自己。她在记忆的魔镜中呼唤出亲人的面孔,聆听已经不再的声音,辨认自己来时的细弱脚印。找到自己,确认自己,从昨日夕阳的光线中多攒集些明日的温暖。 刘晓闽是一个心很柔软的人。她的天性也许自然地使她回避了生活中更为阴暗和痛苦的东西。那些东西她心里一定有,但是不说,也说不出。放在心里,自己担着,慢慢久了,沙砾变成了珍珠,就有了一种宽恕、一种悲悯、一种更大更广博的爱,有了更多的智慧与坚强。这是最让人尊重又让人心疼的地方。人到了这时,可以说是真正开始懂得生活、懂得做一个好女人、更懂得做一个好母亲了。 刘晓闽的儿子其实是这本书的真正主角,作者的感情重心都在他身上。生下来多重,多长;一周岁时多重,多长;怎么打针,怎么吃药,怎么发脾气,怎么逞英雄。做母亲的如数家珍,历历道来。这种似曾相识,每家几乎都有的育儿经让人读来忍俊不禁,又颇感亲切。世世代代,人类就是这样繁衍生息下去的。做母亲的拳拳爱心代代相同,甚至并不仅仅只限于人类,真令人有无限感叹。细细想去又有几分悲怆。 刘晓闽散文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她的朴拙简单。这是我读过的一本最不炫耀技巧的书。读多了那些玄奥尖巧让人眼花瞭乱而最终又不知所云的文字,再来读一读这样清浅如水的文章,眼里心里都很舒服。这也一定是刘晓闽做人的风格吧。古梦山水云——观石纲先生画展 石纲是一个画梦的人,画那种浑浑沌沌、苍苍茫茫,只在夜里做的梦。梦见的也是夜,天漆黑漆黑,低得仿佛要拥下来,大地躁动不安地往上拱。天与地之间拥塞着巨大的山川沟壑。那些山川沟壑奇怪地具有一种动物的肉感。它们是一种不知名的体积庞大的软体动物,被囚禁在沉沉天地之间,蜷着身躯,蠕动着,喘息着,摸上去还有暖乎乎的温度。 有一些光亮突然照彻下来,这些神秘的光不知源自何处。只感觉夜梦如水,那些绛红、 宝蓝、青绿、金黄的光一旦穿越了沉沉梦境,就被水晕开,消解掉了原本的凌厉和锋芒,变得柔和轻盈起来,于是蒸腾为缕缕团团飘浮的云气。这些云气起伏,颤动,变幻,瑰丽诡艳,渗透滋生,没来由地照亮着这里那里,像是给黑梦魇的一点儿安慰,然而却多少带着些凄艳鬼魅,愈显出天地的厚重幽渺。 石纲画的是盘古的梦吗?那是一个巨人在浑沌初开、幽古蛮荒时候的梦。天地原本浑然一体,有着同样的密度和质量,沉睡于莽莽宇宙之中,实在是自在圆满。盘古伸拳踢脚,生拉硬拽,开天辟地。这时的天还是不透光的天,与大地依然筋脉相连,难解难分。盘古蜷身其中,面对着自己开辟的这陌生世界惊栗、惶惑、打量、叩问。这就是我们的寄身之处么?这就是我们的来处么?我们为什么就恰好是在这样的天地之间了呢?而天何其重,地何其阔,夜何其黑,人何其渺小孤独。山川寂寥,倾耳无声。石纲的梦境里有着人类最原始最深沉的孤独荒谬的宿命。这种孤独荒谬之感是从盘古开了天地的那一刻起就和我们如影随形、刻骨入髓了的。 我眼里的石纲,实在是位慧眼寻梦人。他的目光超越时光流速,为我们追回了人类远古的初梦。那是人类在亘古鸿蒙时代对宇宙、对自然的最初记忆。时光流转。也许那打量宇宙的第一眼已经被我们淡忘了,包括我们对人类自身命运最本真最彻底的追问。文明的落灰一代一代叠加,我们究竟还会有多大的能力拂去尘埃、找回我们和宇宙最初的面目呢? 梦境其实是现实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往往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使我们顿悟。它显现出的总是人们灵魂最原始、最幽微、最不易察觉或最不愿察觉的那一部分。当它以最真实的形态突然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其实是在向我们兆示或逼问。 石纲的画自然是中国的水墨画,他的画里有庄子独与天地相往来的意境。用中国画的化境,所谓“气韵生动”来评价石纲也许并不为过。但是,我们看惯了中国画的写意和抒情,实在又觉得石纲有些陌生甚至怪诞。那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又是师法了谁借鉴了谁呢?我们其实都不用去管。艺术家们只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创造。与一个村庄的告别 ——卢年初散文集《带着村庄上路》序 我把卢年初的散文集《带着村庄上路》当小说读。这里有一个人的成长,一个村庄的消亡。这是一本水气淋漓的书。良田,绿树,鸡飞狗吠,炊烟缭绕,都氤氲在一派水气里。更不说洞庭湖上的无际白光,芦苇,渔船,撑篙网上跳着的银鱼了。村庄从水里诞生,最后又消失在水下。只有人在长大,离开,把记忆带着上路。所以说,这本书实在应该是一个人与 村庄的告别。 这种告别细腻而温柔。村庄里的物与事,每一个人,一条狗,一棵树,一片禾场,都有自己的名字、个性和故事。那条黑狗,俊秀,稚拙,忠诚得有些死心眼儿,我们实在无法不把它看作一个人,一个让人爱痛都不是的小兄弟。那棵总被孩子们剥下皮来做“叫叫”的老柳树,当年望着孩子们在自己身边胡闹时的目光,也是宽厚慈祥的吧。还有自己的家族、外婆、父亲、母亲、儿时的伙伴、村庄里的男男女女,他们沉甸甸的欢喜忧愁,被化繁为简。作者清朗简约的线条,把他们勾勒得如此生动。卢年初特别擅长写人,也喜欢把那些猫狗柴禾、水塘老树,通通当作人来写。他笔下的村庄是最人性化的村庄。 作家总是被记忆纠缠。童年因为生命力最蓬勃、观察最敏锐、心灵最纯洁,留下的记忆也就最鲜明亮彻。应该说,童年的目光有一种直指物事核心的透视力量,而成年的一切经验都只是童年记忆的延续。童年的记忆里,细节是否真实,已经不再重要,要紧的是它已经形成了我们人生的感情模式、价值取向和道德判断。也许正因如此,与它相关联的一切才能被称之为文化,称之为历史。卢年初的记忆里,童年是湿润温暖的,所以他的村庄也弥漫着一种宽厚、一种亲情。那些年代里所有的贫穷和饥饿,痛苦和残忍,历经多年的时空流转,也只变成了一种缓缓的钝钝的痛,一种哀而不怨、温柔敦厚的叙事。从这种意义上讲,卢年初其实也是带着一种淡淡的伤感,向自己的童年告别,向一段历史和一种文化告别。 我很喜欢卢年初这种淡若一湾清水的叙事。这让我想到中国艺术家喜欢用的白描,有一种透明的质感和张力。卢年初自己说,他追求的就是一种不讲究的风格。除去了一切多余的色彩和繁复的夸饰,只留下素朴、本真和沉静。这是文学的上境,也是人生的上境。春平小说序 有位文学批评家对我说,作家们写作关注现实的小说,实在是徒有一腔热血,因为素有看客传统的中国读者往往忽略了作家的良苦用心,只是醉心于猎奇与窥探。而书商则告诉我,小说只要傍着官场的边儿,必定热销。 我便不知道应该反省的是作家还是读者了。作家无权让读者反省,还是自己先把问题想清楚。我有一个顽固的想法:文学必须关注现实。有种论调我不想弄明白:西方文学的传统 是无中生有。所谓证据,最极端的便是卡夫卡。可是即便是卡夫卡,我怎么读都不过是现实的哲学图解。不知怎么到了别人法眼里,卡夫卡的小说便是无中生有了。这类人看来,无中生有的文学便是高级的文学。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只好独钟着眼现实的文学。春平小说,正是此类。官场是中国最大的现实,这是无可奈何的。倘说过去是农耕中国,五十年来便是官场中国。我偏偏又因人们对官场的过分关注而懊恼。有朝一日,官场不再让人牵肠挂肚,便河清海晏了。 然而黄河的水仍旧混浊着,春平便要写官场。他的这部长篇,有着现实官场的大部分元素,近乎原生态,生动而激烈,令人扼腕唏嘘。依我愚见,此类小说最易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拘泥于真实,则步黑幕文学之后尘,徒添看客们的娱乐;如果自负于理性,则易流于开药方,显出可爱的天真。春平肯定比我有朝气,因为从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居然看出了某种理想。 今年的事情忙得差不多了,闲下来再读鲁迅。鲁迅时代,北平当局禁止妇女养公狗,据说不仅有碍健康,而且有伤风化,大碍国体。半个多世纪之后,中国禁止官员配备女秘书和女司机。异曲同工,叫人莞尔。鲁迅先生说,军人自称佛子,官员佩挂念珠,佛法便要涅槃。当下有些官员,不管他是何等货色,尚未东窗事泄,通通人模人样,满脸道德油彩。一个简单地以好坏论官人的社会里,道德形象比什么都重要。可是,言必称道德,道德也要涅槃了。正如楚狂之叹: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鲁迅翻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读到的只是吃人;我翻遍鲁迅的文字,读到的只是绝望。鲁迅从来不认为文学有多大能耐,不过是“无用之用”罢了。因而,无论读谁的小说,都不必太认真,哪怕它真是部好小说。生活没有旁观者 继东君与我当属君子之交。我俩同处一座城市,电话常打,却免掉了吃饭喝茶之类的客套。疲于觥筹交错间的周旋,真难得这种可以淡然相处的朋友。我曾同家人感叹:倘若真逢乱世,可以在危难之际托孤的朋友,就只是继东君了。 毕竟是朗朗乾坤,太平天下,我用不着托孤给继东君,他也可以从容地去做记者。如今很多职业或群体的形象早就典型化了,尽管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在百姓眼里却并不是那么 回事。比如官员常让人联想到贪污腐败,演员常让人联想到偷税、滥交和吸毒,记者常让人联想到有偿新闻甚至新闻讹诈。而继东君实在是位令我肃然起敬的记者,尽管我对他的敬意常表现为朋友间的调侃。 然而,我读了他的《生活没有旁观者》,感觉这是本不敢随意调侃的书了。书中收录的文章多是继东君有关历史与现实的思索,我大多早就读过。继东君每每写了自己满意的文章,总要先送我看看。其实,他对自己文章的所谓满意,并不是作文小技上的孤芳自赏,而往往是感悟到了令自己灵魂为之震撼的东西。记得他写完《从李辉到蓝英年》时,很兴奋地打电话给我,随后就送来了复印件。这篇约两千字的文章,我读了近一个小时,有的句子我忍不住要倒回去咀嚼好几遍。终于读完之后,我不禁仰天唏嘘。李辉是研究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学者,蓝英年近几年潜心前苏联作家命运的研究。继东君对比了两位学者的思考,感觉到的是难以名状的苍凉与沉重。他的这种感觉立即笼罩了我。读着这样的文章,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会像继东君一样,拷问历史,审视现实。继东君后来又告诉我,文章终于被好几家刊物发表了,却不得不删掉有些句子,很是惋惜。我安慰他说,你自己留着“善本”吧,总有一天会“足本”发表的。我相信历史总要不断进步。 收进书中的《阳光下的备忘录》,是关于几位知识分子命运及其思想的采访。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受尽磨难的,当他们的负罪之身得以自由后,面对越来越感到陌生的现实,他们的灵魂却从未真正自由过。他们也许注定要在灵魂孤寂中老去,就像他们很宿命地经受了昔日的苦难。继东君萌发这个采访动机时同我谈过,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意义的事,但又预感到这也是项很难坚持下去的工作。我并不怀疑继东君的毅力,而是觉得历史的尘埃并未完全落定,他的工作有些冒险。继东君没顾及什么,开始了他的采访。他先后采访的九位老人,当年都充任着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编辑、教授、诗人或艺术家,而他们共同的成分就是知识分子。这大概也是他们之所以落难的根源。不知是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中国的真正的知识总是同现实环境矛盾着。正如继东君采访过的一位老人所言:五十年代越左越好,我是“右派”;现在“右派”翻身了,我又成了左派。不管这位老人关于左和右的界定是否合理,他道出的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永远的尴尬却是真实的。这项采访最后没有按照继东君的计划圆满完成,好在到底部分地实现了他的愿望。不然,再过些时日,这些活生生的历史就永远尘封在黑暗的时间隧道里了。 我的《国画》出版后,有很多知根知底的朋友问及:向继东是否就是你小说中的那位记者曾俚的原形?我怕侵害了继东的某种权益,只是含混地笑笑。后来继东自己告诉我,北京一位学人调侃说他就是曾俚。看继东自己并不忌讳,我松了口气。的确,我刻划曾俚这个人物时,脑子里浮现的常常是继东君。他平时没事是不打电话给我的,若有电话过来,准是又采访了某桩令人愤恨的不平事。 继东君说:“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有各的活法,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但我觉得,在当下,除了物欲,似乎还有别样的东西。”继东的“别样东西”是否太凝重了?莫美小说 也许是巧合,最近有两位官场的朋友嘱我作序,他们都是写小说的。莫美先生是位劳碌在基层的官员,一年到头忙得分不清白天黑夜。似乎并不怎么讨好,有人戏言他们成日里干的只是八个字:催种催收,流产刮宫。 莫美却有闲心写小说。别人未必理解,我却引为同道。我原来混迹官场,也很忙碌,却并不妨碍我写小说。无非是少上些牌桌,少走些门子。有人暗里说我迂,不懂官场套路;明 里却说我不务正业,心思不用在工作上。据说有些官人打牌,用的是专有术语,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大小王全抓在手里了,他们会说“四大家”都到齐了;正主牌抓得多,他们会说常委们还是听我招呼的;副主牌来得多,他们会说干部队伍是坚强的;副牌来得不好,他们会说可惜群众基层不太牢固。这些人牌桌上居然念念不忘工作,的确应是我辈的楷模。 不知莫美也遇到了这种尴尬吗?想必比我当年幸运不到哪里去。不然他何必弄个笔名呢?毕竟不是盛行文字狱的年代了。有人就曾替我惋惜:当初你用笔名写作就好了。我听罢莞尔。 我想如果莫美的上司和同事们知道他这位写官场的作家,就是身边的某某,会怎么想呢?有人只怕会倒抽一口凉气的。莫美的小说太元色,太本真,太现实,也太残酷了。尔虞我诈,疑忌猜嫌,纸醉金迷,失魂落魄,迷惘困厄,顿首无奈……种种况味直逼而来。他的有些小说,我几乎不忍卒读,感觉胸口堵得慌,却又忍不住要读下去,想看看莫美笔下呈现的生活底色到底如何。 莫美本是条魁伟的汉子,可读他的小说,我的眼前总游移着一位文弱的书生。这书生又总变换着两种姿势:俯视或者仰望。这种意象很怪。也许,莫美尽管肩负一官半职,却永远只能是书生本色,无法真正沉溺到官场里面去,他凭着自己的良知,以俯视的姿态关注生活;可是现实无奈种种,他又是无法参透的,好比壁立万仞,他只好仰望叹惋。 身为官人而要写官场,最好是个地下工作者。我愿意莫美做个好作家,因为中国的好作家毕竟不多;又愿意莫美成为好官员,可别因为写小说而误了前程。鱼和熊掌能兼而得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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