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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的时候,有78万应届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社会变化令大学生及其家庭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却也封堵了大学生毕业后向社会较高层次流动的精英通道,与现实的分裂成了大学生们无法逃脱的厄运。教育的同质化现象严重,我们已很难藉由大学文凭、来为自己在社会上争取到价值实现的机会。迷茫与恐惧便与生俱来地高悬于每个人的头顶。
在无业的日子里
文:王莉
小张现在已经习惯了深夜3点睡觉,上午11点起床,下楼买一份当天的报纸,吃个盒饭,然后再去附近的小市场买菜,在逼仄的“家”里,用唯一的电饭煲给女朋友小聂做晚饭。他失业已经一年多,小聂现在是顶梁柱,在一家洁具公司当业务员,领1000块左右的工资,晚上11点睡,早晨6点起床,早早出门挤公车上班。
一年前,他们就住在这个420元月租、10平方米的城中村屋子里了,所有的家当就是一张铁床,一台电脑,一个电饭锅和一个简易衣柜。床单皱皱巴巴的,上边写着“xx大学学生公寓3-334-8”,床上还扔着揉作一团的睡衣。电脑是大学时用的,比较残旧,上着上着网还要踢上几脚,小张说这样可以治它的接触不良。最近,他和旁边那些同样未突入社会的年轻的邻居们合拉了每个月50元的宽带网,他说,这样找工作方便多了。
小张是山西人,小聂是广东人。他们是赶上了扩招的第二批大学生,99届。两人在南昌读大学时就好上了。毕业后他们一起到了广州,把这里当作起点。但毕业快两年了,小张只找到过两份工作——在某商业银行当没有底薪的信用卡推销员,在某保险公司当没有底薪的保险经纪——干的都不超过一星期。每天磨破嘴皮地去游说别人掏钱办卡,上门陌生探访,“我不会说广东话,身份证的签发章是老家公安局,随时揣着暂住证,在更多的场合,是以说着稍微带点北方口音普通话的外来民工身份出现的,所以,人家躲我就像躲瘟疫。我觉得自己像残次品,自尊心受到史无前例的挫伤。”那些天,为了省钱,他连酱油捞饭都吃过。
“我不甘心自己大学毕业出来干的居然是这个,可我能干什么?我大学都学了什么?都说大学是延续人文传统的地方,是有志青年向往的圣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可我看到的,尽处是同学和老师的冷漠自私和对知识的轻慢。我时常在想,为什么要考大学?考上了,毕业了,对我的人生又能改变多少?现在的一无所有就是社会对我大学4年的廉价回报。如果我高中毕业就工作了,有可能已经领了几年的工资,攒了很多的工作经验,比现在还好。”
一年来,他频频投简历找工作,“我想当一个园艺师。我学的是园艺管理专业。”但找工作的过程“纯粹是一出只有我自己在一厢情愿地唱着的独角戏,我连一个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一度,他坚信自己落在了一个新的时代,昂扬且摩拳擦掌,就等着毕业后好好施展才干,但事实却给这个激越的年轻人一个狠狠的耳光。用小张的话说,现在的他,“拒绝长大并总觉得缺钱”,对这个社会的规则,感受得也越来越深了,确实很现实。现在在意的东西也多了——工作,钱,房子,车子,这都是他的奋斗目标,但它们都遥不可及。
“我是一个男人,却靠女朋友养着,我不知道我们所谓的纯真爱情,能让她对一无是处的我容忍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们的感情还可以坚持多久。她对我早就颇有微词,我们吵过很多次。她说我没斗志,找不到工作也不会好好总结原因,相反还养成了惰性,破罐子破摔,她还说,现在的就业形势一年比一年严峻,人慢慢被磨蚀掉斗志后,这辈子就完了。她说的都对,但我也没办法,我实在找不到工作。对我来说,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但跑到一半时,我发现自己输了,便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放弃的念头,一点也不想再跑下去。
如果哪一天,她说要离开我,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我也没让家里知道,打电话我都报喜不报忧。我妈常说出来了就别回去了,回家只能种田挖煤。我妈也听不得我说在外面受委屈了,我稍有不顺心发泄一下,她就担心得睡不塌实,要来看我。我这样的状态,哪能让她来?对家里我都说自己一直没断过地在上班。我一直在骗他们。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头,也不知道自己还要花多长时间来过这样无所事事的空虚日子。”
小聂更担心钱的问题。两个人现在一分钱也不拿家里的,只用小聂的工资。但省吃俭用到了月底还是会捉襟见肘。小聂也随时有失业的可能。过日子就像蒙着眼走路,你随时都要提防着突然被现实从斜刺里冲出来把你撞倒。“广州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业哪。”小聂轻叹了一口气,看着窗外。窗外的景致并不大,是另一栋楼某个也一样家徒四壁的单间,抬眼看时,正对着的门上帖着斗大的黑色毛笔字——“奋斗”。
小张有自己的blog。他常写。下面的话让我始终记忆犹新:
“这一年来的日子那么难熬,像是一场噩梦,一场为曾经而做的噩梦。我时常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又或者,我会忘了自己经历的,是真的生活。但经济上的困顿会提醒我,这不是剧本,这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对衣食无着的恼怒,对朝九晚五生活的向往总让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到夏天,我就失眠,狂躁不已。过马路时如果有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就会暴跳如雷,咒他出车祸,有车了不起啊?生气时,我总想找个地方喊一嗓子,不然我就要努力深呼吸很多次,心情才能稍稍平静,不再那么烦。
“在这里,除了小聂,我一个朋友都没有,天天在家待着,足不出户。我也不敢和其他在广州的同学联系,也几乎已经消失在他们的眼皮下,以一个神经质的,不着边际的,疲惫不堪的模样,在这些日子里浮浮沉沉。”

     我们宿舍毕业周年的汇报材料
     口述:周童整理:戴平光
寒假归来已是2003年,老大、老三、老幺的工作基本搞掂。因为关系,老大早早进了某国营的文化单位,老三因为大四时过了注册会计师考试,所以很抢手,某牛哄哄的会计事务所单独来学校时很想要他,但他非上海不去。东莞的老幺据说回去就有好工作。
开始找工作时,老四很想进重庆那个生产微型车的著名公司,但那单位对英语和计算机都有很高要求,递了简历没半点回响。戏剧的是,寒假后该公司还在招人,而且条件下降了许多,于是又兴冲冲地跑了过去,这次老天不负有心人,老四回来笑得开了花似的。
2003年5月,宿舍只有老二和老五没找到工作,这在我们班算很不错的了,而我们系又是学校就业率最高的系之一。那些不好找工作的如机械系,签约工资也才三四百,这样的薪水不知啥时才能赚回投入的那几万块学费。
找不到工作的老五其实是眼界太高,而且不想从事财务工作。老五家里很焦急,不停催他。离校前夕老五只好去了某工厂。成绩很差的老二则一直没找到工作。
老五上班后,发现工作除了“陪客”就是喝酒,极端无聊。3个月后,老五辞职去了广州,决定找一份喜欢的文字方面的工作。可他的专业是会计,递了很多简历,却很少有复试的机会。不觉然在广州已经找了1个月的工作了,这段时间,老五的腰围逐渐“苗条”,原本很大方的他已开始把一块钱看得很重,学会了在人多的时候坐免费公车。因为经济问题,老五租的房间环境不好,晚上12点仍是非常吵闹,但没几天,以前有点声音和光就睡不了的他也习惯了在喧闹中死死地睡去。
眼看快要过年,如果还找不到工作,那只能过完年后再找了。但老五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他又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也不愿把自己的情况和同学说。
2004年的春节让老五极其难忘,潦倒是最主要的原因。期间老五有过很多“极其龌龊”的念头,比如希望路上拣钱、比如乞讨、比如抢劫。
本来希望春节后马上找到工作的,没想到“非典”让整个广州甚至广东人心惶惶,很多单位都放假了,更别说招人。当身上最后50块钱都用光时,老五曾经犹豫着想向东莞的老幺求救,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回家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时,那部手机变成了他的路费。
但竟然天无绝人之路。老五在去火车站的路上碰见了老二。毕业时老二回家呆了半个月,就来广州找老乡。老二的老乡在某广告公司上班,每天打电话做业务的那种,底薪很低,提成不错,做得好的话收入不低。老五搬去老二那儿,并决定先去老二的广告公司上一段时间班再说……老五对这种工作很快就上手,虽然受“非典”影响很大,但第二个月就有了2000多的收入,老五觉得自己很适合做业务。
毕业一周年时,广州刚好解除了非典危机。老五悄悄去了几次同学录,那里很冷清,就是几个混得好的同学留言多点。通过同学录,老五知道:老大还是在那个国有单位坐办公室,很闲,工资也很一般。已是注册会计师的老三在上海,却是刚能糊口。成绩最烂的老幺,在东莞家里天天打牌月底收房租,有钱得很。老四还行,在销售公司收入平均8000左右。生活就是这么恶作剧地和你开着玩笑。而毕业时没找到工作的老二,一直没有联系。
老五问我,你为什么不和宿舍里的兄弟联系?我说好意思联系吗?可要是没有我,老五现在会怎样呢?
哦,忘了自我介绍——我在宿舍里排行第二,他们都叫我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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