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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邀请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教授就全球治理进行了授课。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之后的讲话中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是大势所趋。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他特别提醒国人,“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

无论未来秩序是什么样的,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然是核心参与方,而它同时也是现行国际秩序的主导者,因而面临巨大挑战。比如: 美国是否有魄力改变固有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走出狭隘的利益小集团思维,从自我的道德绑架和盟友的利益绑架中解脱出来?

中国已在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推动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中国有望扩大在世行和IMF当中的投票权,并贡献了“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与其他国家一道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新的公共产品。2014年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使国际卫生机构力有不逮。中国首先派出医疗队,提供经济支援,使危机得到控制。

傅莹公开指出美国七寸:美正被别国家绑架

中国派出医疗队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宣布了中国政府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包括设立为期10年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发展基金用于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建立 800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并于今后5年向非盟提供总额1亿美元的无偿军援。

2016年中国将主办G20峰会。这是中国第一次主办如此重要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论坛,是在全球治理上有所创新和建树的难得机会。

可以相信,未来中国在继续保持自身发展的同时,将会担负起更多的国际责任。

傅莹公开指出美国七寸:美正被别国家绑架

那么在未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呢?与其辩论哪一种秩序观更优越,不如超越现有概念,提出“全球秩序”这样一个更加宏观的新概念,最大限度地容纳全球治理、大国协作、地区合作、南北对话等等,把我们这个多层面的时代所需要的所有支柱和环节都包括进来,包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和关切,提供一个大家都能舒适地居于其中的秩序屋顶。

在共同的屋顶下,这个“全球秩序”至少应该具备三方面的机制能力: 保障世界和平、保障全球可持续发展以及保障用合作方式解决问题,以及三大支柱:大国协调、多边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培育合作的习惯和规范。习主席多次谈到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因此,在全球秩序这个共同的屋顶下,世界应该是一个利益和命运的共同体。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的世界大国,所面临的挑战或许更大。因为中国缺乏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或者说充当国际层面“玩家”的经验,需要扩展自己的国际视野,尤其是在公众层面。我们不仅需要维护好自身的国家利益,还应该拓宽眼界,考虑更加广泛的利益。中国人也需要逐渐从历史上“受害国”心态的束缚中走出来,成长为真正的世界公民。这需要一个过程。

未来“全球秩序”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能否开展真诚的对话与合作。中美有广泛的合作,同时也有矛盾和竞争。中美关系已经超出双边层面,对全球的影响日益巨大。中美之间的合作会使世界受益,而任何冲突,如果不能正确处理,都可能给世界带来风险。

傅莹公开指出美国七寸:美正被别国家绑架

外交部副部长傅莹

比如,现在南海就存在着紧迫的危险。美国把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作法视为旨在控制整个地区的“战略扩张”行动,并且依据这个判断采取应对措施。中国把美国派军舰到中国的南沙岛礁附近巡航视为严重的挑衅行径。这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更加紧张,双方的不同认识对已经因为多重争议而相当复杂的地区局势来说如同火上浇油。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此事也促使双方相互释放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中美需要沟通和协作,需要增进理解和信任。两国军方的会面和讨论让我们有理由期待,双方能找到更好的办法来处理矛盾和分歧。一个新型秩序也许就需要在这样的碰撞和摩擦过程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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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在要预言未来世界的秩序图景、以及全球秩序是否会出现还为时尚早,但是,通过各国的交流,通过坦诚的对话,我们有理由期望,国际社会能就什么样的秩序架构有利于保证21世纪真正成为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纪逐渐形成共识。30年多前,当中国刚刚展开一场规模空前的改革时,邓小平用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比喻。我们现在或许需要以类似的态度来探索塑造“全球秩序”之途。

中国需要逐步积累参与国际体系和国际治理的经验,需要学习,并且是快速地学习。同时,中国也需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让世界读懂中国,了解中国,这是真正意义上国际合作不可或缺的基石。

中美如何处理南海分歧?傅莹一语令基辛格折服

10月31日,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副理事长傅莹应邀出席“世界秩序与中国的角色——2015京城国际论坛”,并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围绕世界秩序等问题进行对话。

一、当今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应对“终级挑战”?

傅莹说,过去一年同基辛格博士在纽约进行过两次比较深入的对话,您曾告诉我,现在思考最多的是,美国还有多少时间和空间来维持现存秩序,并构思未来的新秩序。而您在书里写道:“重建国际体系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政治家才能的终极挑战。”

傅莹公开指出美国七寸:美正被别国家绑架

傅莹对话基辛格

所以能否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当今世界的政治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做哪些事情,才能成功应对他们面临的“终极挑战”?

基辛格回答,首先,每个国家面对变化和挑战都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都倾向于将客观事实转化为主观体验。历史上的美国曾经孤立于世界(isolation),但是面对一战和二战这样势不可挡的全球事件,美国开始调整自身并积极参与进来。二战后,中国陷入内战,欧洲被毁坏,俄罗斯忙于重建,所以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在国际上崛起并开始主导世界。当然,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这种变化。

傅莹公开指出美国七寸:美正被别国家绑架

基辛格说,在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是地区朝贡体系的中心,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而这种情况现在也改变了。中美两国领导人都不能只考虑自身的利益,还要看到国际社会的利益。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两国元首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非常积极,我们也需要在中期目标方面进行积极合作。应该明确指出,中美不能互相威胁,而应该和平解决分歧。

二、中美如何超越分歧,并肩携手?

傅莹说,中国也面临挑战,例如,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理解世界并更好地向世界解释自己?当中国在扞卫自身利益、应对挑衅的时候,美国却认为中国是在挑战美国和秩序。这里存在观念上的分歧。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让我们的利益在同一个屋顶下相容?中美怎样才能并肩携手?

基辛格回答,虽然每个国家都会为自己的利益着想,但我的建议是,找出具体问题中的分歧,坐下来共同商议,而不是动用武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我看来很有远见,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契机,每个国家都可以参与进来,而不是由哪个国家控制或主导。另外,对于与安全直接相关的问题如南海等,我希望可以用建设性的方式处理,而不是互相威胁。

傅莹表示赞同,同时指出,美国作为一个长期的世界大国,也必须认识到其他国家也有自己的安全利益。安全应当是国家间的共同利益,维护一国的绝对安全不应当以牺牲他国的安全利益为代价。

基辛格说,没有哪个国家是绝对安全的,因为那将意味着绝对的不安全。如果安全问题可以协商,相关国家就会感到安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一些严肃的安全问题,如中东动荡、核武器扩散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威胁所有人。

傅莹公开指出美国七寸:美正被别国家绑架

基辛格曾多次来到中国

傅莹说,您在书中想激励美国人思考未来秩序的问题,您用了“矛盾的超级大国”(Ambivalentsuperpower)这个词来描述美国,说美国总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徘徊。

基辛格说,我曾与中国学生对话,他们似乎认为,美国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是精心设计的、有预谋和为了达到特定目标。你可以看到,美国在历史上反反复复,干涉、撤军,又干涉、又撤军。美国以前从未有过全球性外交政策,这种反复也是其表现之一。美国在试图管理全球事务和试图退出全球事务之间挣扎,这是美国的一个痛苦经历(trauma)。我常常告诉我在美国的听众要有清晰的思路。一方面,我们不能主导一切,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参与到全球事务中去。历史很长,我们要有耐心。

四、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傅莹说,您曾问我中国是怎样看待世界的?我说,中国人认为普天之下所有国家都应是平等的,各国应像兄弟一样。您觉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不是很矛盾呢?有些美国人会跟我说,为什么中国就不能接受美国所创建的这一切呢?否则美国将不得不制定新的大战略。但另一些人却认为两国应该共同努力,应该合作。我想问的是:您觉得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基辛格回答,具体定义中国的角色非常难。中国是一个有着伟大和悠久历史的国家,有宝贵的经验。中美有不同的经验,但一些问题共同影响着双方,因此中国的角色应该是美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伙伴。双方可能会有分歧,但要在不影响全局的前提下解决分歧,我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

我见过五代的中国领导人,我对未来非常乐观,相信双方可以找到最终方案。

傅莹公开指出美国七寸:美正被别国家绑架

五、对中国学者有何建议?

傅莹说,中国有很多学者也研究未来世界秩序的问题。例如阎学通教授对中国古代的传统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刻挖掘,提出“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未来世界将是中美两极格局而非多极格局。王缉思教授赞同您关于中美“共同演化”的观点。他认为,“互相尊重”的根本含义是, 美国应尊重中国政府所维持的国内秩序,相应的,中国应尊重美国维持的国际秩序。

黄仁伟教授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应是未来世界秩序的核心,中美应共同发展更稳定的双边关系。总之,在中国学界这方面的探讨还有很多。虽然中国没有做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中国学者正在努力探索未来世界秩序的理论基础。所以请问基辛格博士在这方面对中国学者有什么建议?

基辛格回答,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对中国哲学了解甚少。这些年我尝试学习,发现中美之间有一定的文化差异。中美都认为自己的文化是独一无二的。但美国相信通过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和理念来改变其他国家,而中国则更相信以身作则,所以中国从来不对外派传教士,中国人认为,如果你不理解中国文化,那就不算中国人。

中国人寻求别人的尊重,美国人寻求别人的皈依。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人学习过中国的哲学思想。美国倾向于将所有问题转化为规则问题,而中国倾向于将问题看作历史进程。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观念差异上的挑战。

我在美国被称为现实主义者,尽管我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词。我深信对待事物需要全局观念。中美如果发生冲突将会非常危险,双方必须努力避免冲突,如果失败,我们会回到传统的模式中去,这十分危险。我希望我们两国能从全球的视角看待这个世界,而中国也将受到尊重,获得平等的发展空间。

此外,基辛格还回答了观众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世界秩序等问题的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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