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笔下的皇帝真有那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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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二月河笔下的皇帝真有那么好?

时间已经是21世纪,却有一位作家不顾历史常识,高声为皇帝唱起肉麻的颂歌。他的名字叫二月河,他为皇帝歌功颂德的作品是长篇小说《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及《乾隆皇帝》,共计五百多万字。他在这三部曲中所宣扬的极其错误的历史观可以称为“唯皇史观”。

动笔之前拜倒在皇帝脚下

为了宣扬唯皇史观,二月河选取了清朝的三个皇帝来颂扬,他们是连续继位的康熙、雍正和乾隆。动笔之前,二月河在图书馆查看有关三位皇帝的资料时,就已经被雍正的勤政所倾倒,他把“勤政”当成“好皇帝”的一个重要表现,让他的三位“明君”在勤政中创出丰功伟业,文治武功。

二月河在《康熙大帝》中,从康熙的幼年写起,把八岁登基的康熙描写成“天才”、“神童”。胸怀宏图大略的少年康熙表面上假装甘当辅政大臣鳌拜的傀儡,暗地里却在太皇太后孝庄和侍女苏麻喇姑的支持与帮助下,团结了一支拥帝派的拱卫力量。随后,康熙与鳌拜集团经过多次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在15岁时一举擒获鳌拜,站稳了权力中心位置。康熙亲自掌管朝政之后,在军事、政治、财政等方面作了周密部署,先后粉碎了腐朽势力的间谍战、美人计,经过刀光剑影的殊死搏斗,挫败了吴三桂的叛乱,削平“三藩”,招降了哗变的王辅臣部,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平息“三藩”之乱以后,康熙亲赴汴梁,视察黄河,四处物色治河能臣,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开博学鸿词科,缓和民族矛盾;南巡金陵,祭祀明太祖,团结前明遗老;纳忠言,整顿吏治,惩办贪官;倡孝道,扮演戏彩;北巡盛京,与东蒙古诸王结盟;西征葛尔丹,完成统一中华大业。随后,二月河着重描写了晚年康熙选择皇储的艰难复杂的过程,表现康熙政治上的成熟、果断和英明,以及他革除弊政、巩固开明盛世的雄心和魄力。

在写《乾隆皇帝》时,二月河运用了与《康熙大帝》相似的结构方式:以乾隆的文治武功为全书故事的主干线,在其上再编织乾隆的日常生活及朝野臣民的命运际遇及人生状况。二月河在《乾隆皇帝》中浓墨重彩地描绘出乾隆60年的文治和武功。

《雍正皇帝》写于《康熙大帝》之后,动笔前二月河一定发现雍正与康熙、乾隆最大的不同在于史料和历史研究成果对雍正指责甚多,对雍正的政治也没有什么肯定。雍正的形象,在大多数百姓的印象里,是一个篡位者,屠戮功臣、施行特务统治的残忍暴君。雍正当时也清楚地知道在思想和舆论上对自身很不利,就想方设法争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于是他公布了阐述其政治观点的大量上谕,刊行了《大义觉迷录》,整理了《朱批谕旨》、《上谕内阁》。然而他伪造历史的拙劣编造只起到欲盖弥彰的作用,别说当朝臣民不信,就是他的儿子乾隆都不信,他刚去世,乾隆立即把《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不让人们再看笑话。雍正所造的舆论没能驳倒当朝的湖南秀才曾静对他的攻击,却深深地感动了二百六十年后的河南文人二月河,这个看似荒唐可笑的现象,说明二月河的唯皇史观不是在写作之中产生的,而是在写作之前就已经有了。

皇帝变成了“改革家”

面对着史料、史研成果与史观———唯皇史观———的背离,二月河知难而进:坚持史观,忽略和蔑视史料及史研成果。在唯皇史观的指导下,二月河与时俱进地联系到今日之现实,创造出一位“改革皇帝”———雍正。“改革”这一主旋律确定之后,二月河的颂帝乐章就好唱多了!于是,一位大胆革新政治、励精图治、勤政廉洁、礼贤下士、忧国忧民、勇于自省、正大光明、机智果敢、关爱臣民的好皇帝跃然纸上。于是残暴的苛政成了为推行“改革”而“不得已”实行的新政,于是宫庭血腥争夺皇权的恶斗成了“改革”与“反改革”的路线斗争,靠屠刀和“密札”驾驭臣民的专制君王成了承上启下创建康乾盛世的伟大的千古一帝。

文治武功和“改革”业绩的故事情节只能塑造出有才能的皇帝,而二月河一心想要塑造出有才能的好皇帝———“好”就是要“有德”,“有德”才能得民心,德才兼备的皇帝形像才能得读者之心。二月河深知此理,所以他在叙述三位皇帝的文治武功和“改革”的故事的同时,还着意叙述了大量为三位皇帝“立德”的故事。

三部曲中写勤政节俭处比比皆是,康熙在征讨西域途中,军中缺粮,皇帝“每日只在午间供一餐”!诏旨传下,将士们无不失声痛哭,康熙却显得毫不在意。

雍正的节俭,到了二月河笔下,也非常令人难以置信,但二月河就要这样夸张地来打动读者:李卫出任外官有年,雍正当了皇帝还是头一回吃饭时见面。因见雍正膳案上放着一盘烧豆筋,一盘芹菜爆里脊,一盘清蒸素丸子,一盘清炒豆芽,饭只是一碗糙米,已经吃残了。李卫一边行礼,笑道:“奴才以为主子已是皇上,就是节俭,先帝爷那御膳奴才已领教过的。皇上位居九五,君临天下,万几宸函间作养龙体,就不讲皇家规模体统,自己万金之躯要紧的———如今外任官,别说奴才这么大的官,就是州县官,正餐也不至于这么寒伧的。”

康熙每天工作七个时辰———十四小时工作制已经够勤快了,二月河却让雍正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书中的雍正说:“这是今个儿朕批的奏章,一万多字,那是昨天批的,不到八千字。朕还要接见大臣,要到家庙祭祀……朕每天四更起身,做事做到子时睡———狗儿,你想不到朕有多累。”

而二月河写乾隆的宽厚仁爱更是遍及全书,宽与仁成为乾隆政治品质及个人品质的核心,如影随形地伴着乾隆,二月河为此用了大量笔墨,乾隆爱亲人、爱臣子、爱百姓、爱情人、爱情敌、爱宫人、爱动物、爱传统文化……简直成了博爱皇帝。

康熙很是有“人民性”,他的一切文治武功都是为民着想。他宣称:“秦始皇以砖石为盾,朕以天下臣民为长城。砖石长城今已破败,千万百姓依然如故。众卿须牢记朕今日此语!”当然他的撤藩也成了为民的举措了,他说:“朕自幼读书,就懂得了‘天下为公’,昔日不撤藩为防南朝小丑跳梁,今日撤藩更为百姓休养生息。”他说征讨噶尔丹也是以天下苍生为念的。

虚构历史须有限度

历史小说可以对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进行虚构,但这种虚构不是毫无限度的,应该对基本的历史真实有一定的遵循。然而二月河站在唯皇史观的立场上,给康熙、雍正及乾隆三个皇帝的头上戴上了“创建文治武功”、“内圣外王”、“宽厚仁爱”的光环。其实稍一推敲,这些光环就黯然失色。例如,三个皇帝对西北的多次用兵,其实是败多胜少,是三朝西北边政大失败的证明;康熙的开博学鸿儒科,只不过是为网罗前明遗老及全国所有不肯投降的读书知识分子,是一种统治术而已,对文化发展没任何贡献;乾隆钦定《四库全书》也只不过是一种文化专制行为,与秦始皇的焚书是异曲同工之举。例如,雍正根本就没搞什么改革。他推行的“一体当差”,在清初顺治时期就已经实行,而他搞的“摊丁入亩”,只不过是明朝“量地计丁并为一条”的一条鞭法的翻版而已。至于被二月河着力吹捧的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确立,看似是雍正的一项重大改革,其实质是将官吏们贪污、额外加赋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合法化了。乾隆的六次下江南,其目的是巩固在南方的统治,不但不像二月河所写的那样“为民做主”,反而大肆挥霍银两,戕害国力,增加了百姓的负担,实属祸国殃民。

小说中称颂三位皇帝人品的故事情节,大多是二月河精心编造的,没有任何史学研究成果作依据。鲁迅说中国历史“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二月河煞费苦心编造的皇帝的“爱民”、“博爱”、“宽厚”的故事,只能是向壁虚构而已,无异于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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